1931年4月，发生了顾顺章被捕叛变的事件。这一事件严重地威胁着党在上海领导机关的安全。由于周恩来坚决果断的处置，使我党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
1931年3月，陈昌浩和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红军去工作的时候，顾顺章由上海经武汉护送他们前往。顾顺章从鄂豫皖回到武汉时，在汉口离大智门车站不远法租界的德明饭店住下，用“化广奇”的艺名，到新市场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
这个时候，武汉有个叫王竹樵的叛徒，叛变后特务机关要他上街抓人，限期必须找到共产党员。他像一条疯狗，伸长鼻子到处搜索。王竹樵原是武汉纱厂工人，曾经参加过工人武装纠察队，和顾顺章相识。眼看限期将到，王竹樵正愁无法交账，来到江岸徘徊。4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刚过，顾顺章适由武昌乘渡轮回到汉口，下船刚到江汉关门口，刚好被这个叛徒撞见。王竹樵暗中跟踪盯梢，一直盯到顾顺章的住处，马上报告特务机关，将顾顺章逮捕。
顾顺章被捕后，当天就叛变。顾顺章长期负责党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了解党的机密，对党的秘密工作情况十分熟悉，中央在上海的重要机关，领导人的住处都了如指掌，他的叛变给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这个可耻的叛徒也认为，他知道党的许多重要机密，知道蒋介石身边有钱壮飞同志在那里为党工作，以此作为出卖灵魂的资本，可以向蒋介石请赏。因此一被敌人抓住，他就要求将他立即解往南京，说有特别紧急的机密情报当面向蒋介石报告;并且提出在他到南京前，不要就他被捕的事向南京发电报。但是，武汉的特务机关和国民党官僚急于抢功，根本不买叛徒的账，没有理睬他的要求，立即给蒋介石发了电报。顾顺章被捕后要求见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他先把我党在武汉的组织供了出来。当他得知何成浚和特务机关已经给陈立夫、徐恩曾打电报的时候，急得顿足惊叫：“这就糟了，抓不住周恩来了!”敌人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共产党有人在蒋介石那里当机要秘书。顾顺章叛变这天，何成浚和武汉特务机关立即将情况向南京报告，电报到达南京时，已是这天的夜晚，徐恩曾早已跳舞、玩女人去了。
这一夜，钱壮飞一直坐在南京中山东路五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大本营”里，接连收到了从武汉来的六封“十万火急”绝密电报，电报上都写着“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壮飞想：是什么事情这样急呢?这时候，他手里已经有了徐恩曾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的副本，他就偷偷地把电报译出来。这才知道是顾顺章被捕叛变，要和敌人勾结起来破坏我们上海整个党中央机关。情况万分紧急，钱壮飞的心情也很紧张。但他非常沉着，仔细地看了电报的内容，记下电文，就把原电封好，考虑如何应付这个千钧一发的局面。经过周密思考，钱壮飞决定先派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火车到上海，把这个情报报告李克农转报中央。刘杞夫走以后，他先将银钱账目清理好，放在钱柜子里。天亮后，还通知“民智通讯社”的一个工作人员赶快逃走。在4月26日(星期日)上午，他又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亲自交给徐恩曾，随即乘火车赶去上海。为了防止出事，他到真如就下了车，徒步进入市区。刘杞夫于当天夜里到达上海在一家旅馆里找到李克农，便把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况，详细地向他作了报告。可是这天不是预定碰头的日子，特科同李克农联系的人没有来，但李克农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设法迅速找到陈赓，陈赓马上又报告了周恩来。
顾顺章在被捕前是党中央委员，又做过特科具体工作的负责人，因此国民党极为重视，阴谋用顾顺章提供的线索对我党发动突然袭击，将我党地下组织一举破获。当时由于顾顺章知道中央的机密特别多，知道周恩来和许多中央负责同志的住址，他的叛变对中央机关的威胁危害确实特别严重。周恩来得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立即向中央报告并采取紧急措施，把警报分送中央各部门。
面对着这种形势险恶、时间紧迫的情况，周恩来受党的重托，挑起了全面负责处理这一紧急事变的重担。周恩来以惊人的机智果断，抢在敌人前面，跟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他和陈云当机立断，马上召集有关人员举行紧急会议，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全力粉碎敌人破坏我党的罪恶企图：第一，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了周密的保卫和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的或熟识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用新手;第二，对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第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理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的关系;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当天夜里，党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的派驻机关全部都搬了家。同时命令陈赓等同志从各方面进行调查，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准备反击。这是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周恩来临危不惧，沉着镇静，在陈云等同志协助下，经过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紧张战斗，终于抢在敌人的前面，迅速妥善地保卫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的安全，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一网打尽我党领导同志的大阴谋，使党避免了一场特别严重的大破坏、大灾难。
周恩来在处理顾顺章叛变事件中所表现出的革命胆略，使敌人心惊胆战。他们因为阴谋的破产而十分恼火，对周恩来恨之入骨，于是将搜捕的最主要目标集中到周恩来身上。1931年9月，国民党作出“悬赏通缉”周恩来的决定。同年11月又以顾顺章的名义在上海各报连日登出悬赏缉拿周恩来的紧急启事。但敌人却始终找不到周恩来的踪迹，他们的反革命计划又一次成为泡影。敌人便又使出惯用的造谣诬陷伎俩，用“伍豪”的名义在1932年2月中旬至下旬的上海各报登出所谓“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的假启事。
当敌人在上海各报抛出这个伪造启事的时候，周恩来已经离开了上海两个多月。他在1931年12月上旬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福建永定、长汀等地，于12月15日进入中央苏区。周恩来虽然已远离上海，但是，国民党伪造的启事登出以后，共产党立即予以揭穿，进行了有力的回击。这一斗争是由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进行的。2月20日，在上海散发了由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的传单，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同时给申报馆广告处送去我党代写的《伍豪启事》来否定那个伪造的启事。申报馆不肯登，几经交涉，才用申报馆广告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登。申报馆广告处启。”用当时在白色恐怖下所可能做到的公开否认的巧妙办法，写了一个实际上是辟谣的启事。这个启事登在2月22日的《申报》上。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公开报刊以曲折的笔法登出辟谣启事的同时，共产党又在1932年2月27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第11期上，以伍豪的名义，登出了《伍豪启事》，驳斥了国民党的种种造谣诽谤。同时还刊登了《国民党造谣污蔑的又一标本》一文，着重剖析了敌人抛出伪造启事的政治背景和惯用造谣污蔑的卑鄙手段，指出国民党企图以造谣中伤，伪造文件破坏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污蔑中国共产党，但造谣只能证明反动派之无力与破产。在中央苏区，毛泽东也于2月下旬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出布告，郑重宣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
为了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地揭穿敌人对周恩来和共产党的造谣污蔑，中共中央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即约请律师代登启事，进行辟谣。在当时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中国律师是难以承办这件事的。中共中央便通过一定的关系和渠道，找到了当时在上海开户营业的法国律师巴和，由他在1932年3月4日的《申报》上，以醒目的大字标题，登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周少山是党内熟知的周恩来同志的别名。启事说：“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这个启事，在措词上非常巧妙，既合乎国民党统治区的法律，又澄清事实真相，狠狠地打击了敌人，这是共产党进行合法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至此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启事的阴谋彻底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