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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改革春风听知青讲述那个特定年代的历程

 

  40年前,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少男少女分散在各行各业谱写着各自的人生,如今40年已经过去,但那段知青生活经历已经成了他们人生中难以忘怀的记忆。在春节期间本网记者特意走访,听知青寅生讲他们的故事。

  “知青”——那个特定年代的一段历程

  如今已经快57岁何寅生老人,面对记者:“知青运动是那个特定年代的特殊产物。作为运动的当事人,对其中的得与失、苦与乐,付出与收获,我们都十分清楚,回顾知青经历,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9毛钱车票将他带去“三家公社”

  “我有一个理想,一个美好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要把农民当……”何寅生还记得,小时候他们常唱《我有一个理想》这首歌。小学时学习过邢燕子、董家耕、侯隽等知识青年在农村插队落户的事迹,老师也常常灌输他们长大后要当农民才光荣的思想。每次写作文,只要写自己的美好理想是当农民,肯定会得到老师的好评,并拿到班上来读。除此之外,将会被瞧不起,甚至被指责批评。

  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全国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遂宁最初是动员知识青年报名参加下乡插队活动,并陆续送走了几批热血青年。何寅生的邻居中就有一个叫周明珠的女子,性格外向,胆子较大,1969年就到遂宁三家4大队插队落户了。但是,主动报名下乡的毕竟是少数。何寅生的母亲心疼儿子,不管居委会开过多少次会议,多少人上门来动员,她坚决采取软拖的办法硬挺着不去。在全国一浪又一浪的上山下乡热潮中,他们就在忐忑不安中观望着。

  1970年6月的一天,居委会开会说自愿报名下乡变成了必须去,而且先去的还可以自己挂钩联系落户点,后去的就会统一安排到没有人愿意去的艰苦地方去。浪潮来了,母亲感到抗不下去了,也就准备让何寅生下乡插队去。“可是一家人对农村一点儿都不熟悉,往哪儿去呢?”听说三家是出产大米的地方,当农民最怕的就是没大米吃,于是母亲就委托先下乡的周明珠帮忙在三家联系了一个生产队————离场镇较远的6大队7队。

  “我们将去的地方是个什么样?我们的今后人生会是什么样?一切不得而知。”何寅生还清楚地记得,1970年6月14日,当派出所的人将一个注销章盖在户口页上后,他便花9毛钱买了张车票,带上简易行李,去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刚一下车,没有出过门,没有乘过车的他,就是一阵呕吐。等缓过气来后,一路打听,步行了约1个小时的乡村小路,才找到了自己的新家——三家公社6大队7生产队,并在那里开始了长达4年多的一段历程。

  最怕做弯腰的活儿

  何寅生说,生产队干活都是由队长安排的。除自留地以外,一般的生产队社员是不用操心队里的农事的。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播哪儿、收哪儿,都有队长操心。

  每天一到早上,住对院的生产队长会站在院外的田坎上,大声叫喊分配一天的工作,两个院子都能听见。然后转过山包,对着山湾里的院子叫喊,男劳做什么,女劳做什么,老年人做什么,哪些人到哪块土,哪些人上哪个坡……分别都有安排。

  农闲季节里,农民们干活是很懒散的。上午、下午都是拖很久才出工,走到前头的,往往先坐在那儿等着后来的人,人差不多到齐了才一起动手劳动。但是一到农忙时节,农民的勤劳本性、吃苦耐劳品格便得以充分表现。他们会起早贪黑地抓农时,抢种下去,脸朝黄泥背朝天的辛勤耕耘,汗滴禾下土的艰难付出,不会为干多干少而斤斤计较,

  到收获季节,虽然农民们都知道,交下国家的公粮统购后,自己便所剩无几,还得东拉西凑地挨到下一个收获季节。但是粮食一到场,他们会毫无怨言地将一担一担粮食挑往国家粮站,候在那里等候质检然后入仓。然而,此时也是利益冲突的季节。这家分多了,那家分少了,这个分好了,那个分次了,某块地头的东西又不翼而飞了……平时互相交往的慷慨谦让之风似乎不见了,吵吵闹闹,甚至要骂出花样骂出名堂来。

  “我还记得那时挑担子往场上送的情景:穿着短裤,光着上身,腰缠汗帕。”何寅生说,为了逞能,他常常是连草帽都不戴,顶着烈日,挑着重担在崎岖的小路上行走。翻垭口时是一步一挨,鼓足勇气,暗下决心,瞅准一个一个目标,下决心要走到目标才歇下来。天热人渴时,走到有村落的地方歇息,来到井边,打上井水,一口气喝个凉爽痛快。到了场上,和农民一起用麦子换了水面,面煮熟后,放一些辣椒酱,没有一点油也没有其他任何调料,大家就津津有味地一起吃起来。

  何寅生说,他不怕挑泥上坎,不怕挑粪上山,最怕是做砍麦子、下田栽秧的弯腰活儿。栽秧时,每人占一域口,动作熟练的,占的域口宽,插的秧有好些株,而自己由于栽得慢,即使域口开得窄,也经常落在人家后面。于是有时就不插秧,帮着推秧盆,这个活儿虽然弯腰的程度小一些,而且有直腰的空隙。可是要推着秧盆在田里走来走去,活动量还是比较大。脚杆在泥里陷下又拔起,拔起又陷下,泥浆将腿毛扯得精痛,不等栽完一季秧,腿杆上的毛就被拔得精光了。

  参加过全公社样板戏汇演

  农忙时节忙农活,农闲季节就无聊。由于在农村生活非常的单调枯燥,知青们难免会感觉孤寂,于是一些人就会互相走动走动,人们称之为串队。几个知青聚在一起,大家做一顿饭吃,天南地北地侃侃,得到一点精神愉悦。何寅生曾经就去过琼江公社串队。

  除此之外,听到其他什么地方放坝坝电影,何寅生那伙年轻人都会一收工,饭也不吃就跑个十里八里路去看。虽然看来看去都是几部样板戏以及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能背下来的电影,但是仍然兴致勃勃,乐此不疲。

  每周逢场时,知青们往往也有事没事都往场上走一趟,满场转一圈,感受一点新鲜。甚至不顾路远劳累,到玉峰、西眉、大安、大坡等其他场镇去凑热闹,看新鲜。

  后来,在全国大演革命样板戏的热潮中,每个生产队出人,由下乡知青和本地的一些文娱爱好者组成演出队,到各个生产队去巡演。在生产队晒场里点上汽灯,用民办教师唯一的一把二胡做乐器,演出就开始了。没有专业指导,看的样板戏电影多了,台词都能背下来,当然也有一个剧本。谁懂什么京剧?凭自己看过的模仿着说唱罢了。何寅生演过《沙家浜》里的刁德一,《智取威虎山》里的常猎户。虽然水平不能用级别来评价,有点像小时候和院里的孩子一起模仿电影演着玩差不多。但是表演每到一处地方,生产队的农民都会倾巢而动,甚至于邻队的爱热闹者也会前来观看。并且后来还参加过全公社的样板戏汇演。

  风雨同舟存友谊

  “这儿的农民非常淳朴,他们很多人都没进过城。城里来了知识青年他们觉得非常新鲜,常常钻到我家来看知青长什么样,是怎么生活的。”何寅生说,当地农民们经常跑去他家听他讲城里的新鲜事,同时农民们也津津乐道地向自己介绍一些生活方法。比如教他在谷子打了米拿回家后,怎样用风车扇去谷壳糠皮、怎样用筛子筛选出混在米里的谷粒和稗子等。除此之外,何寅生还向农民们学了干豇豆、茄鱼、萝卜干等很多干腌菜的制作。

  日常交往中,何寅生和队里的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些人家做了凉粉,推了豆腐,也常常会给何寅生端上一碗;来了客人,也会请何寅生去一起吃饭;村里有娶媳妇嫁女儿之类的喜事,同样不会忘了请何寅生他们几个知青去白吃一顿。为了答谢农民,何寅生每次进城回家,如果农民需要在城里买点什么东西、需要将白布带到城里来染、甚至需要将小麦带到城里换质量好一些的干面……只要找到他,他都愿意不辞辛劳地给予帮助。

  后来,何寅生返城去读师校后,每次遇到队里的人,都说想念他。每次重返三家,都受到了队里人的热情款待,还有人送上鸡蛋、鸭蛋等农家礼物。师校毕业后,何寅生到了三家教书,队里的人们看见他来后更是格外亲切。

  知青经历是宝贵财富

  1974年,何寅生被成功推荐上学读了师校。如今在遂宁市船山区教科所任职,

  回顾当年的知青生涯,何寅生不时会感叹:“抚今忆昔,那个运动已成历史,那段经历,已成记忆。对于上山下乡运动,虽然从知青本人来说,从农民来说,都是得不偿失的,但是当年的艰苦生活磨练了我的意志,农村的广阔天地丰富了我的阅历,从这个角度来说,知青经历也成了我人生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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