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究竟是谁提出的，史学界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朱德具体概括总结的;二是集体创造的经验;三是毛泽东在作战实践中形成和提出来的。
一、1928年4月，朱德率领部队来到井冈山，刚好赶上江西敌军前来“进剿”，5月间，朱德连续取得了五斗江、高陇、草市蛔、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在这些战斗中，有的用突击战，有的用伏击战，实际上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1944年，朱德在《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过去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多。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了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在《西行漫记》中，朱德曾经说过:“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绝大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边界时跟蛮子牙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到的。”在刘白羽的《朱德将军传》说到十六字诀时说:“朱德同志是这发明者与执行者。”
二、因为这十六字诀不仅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其他根据地也有。如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洪湖地区，在游击活动中，曾采用“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游击战中，曾采用“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等等。
三、1928年1月，毛泽东率部攻克遂川县城，并在遂川县城召开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字诀”。当年的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后来在《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一文中回忆说:“在遂川时(即1928年1月)就听到毛主席提出的游击战争的十六个字原则了，特别是这年的上半年，听得就更具体了。”
对此，韩伟在《毛委员教导我们用兵作战》一文中也有回忆，1928年12月，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毛泽东就对部队官兵讲了战术问题，他说:“战无常法，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掉旧的一套，来个战术思想的转变。打仗也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他还讲到走路问题，说:走路，连两三岁小孩也会，可是说到打仗，走路是一门好大的学问哩!他举了个例子，从前井冈山上有个老土匪，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了一条经验:‘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委员说打圈是个好经验，当然土匪打圈是消极的。我们要改它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就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强敌来了，先领他兜个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抓得狠，要打得干脆利落，要有缴获。最后他笑着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朱、毛会师井冈山，经过游击战争的实践，使“十二字诀”发展成“十六字诀”。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起草了《前委致中央的信》，信中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这封信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十六字诀”，也是“十六字诀”第一次见诸于历史文献中。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在小布开了一个动员大会，会前，毛泽东曾亲笔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人”。
上面的3种说法，哪一种最合理呢?最有发言权的是当年参加井冈山斗争党和红军的最主要领导人们，特别是朱德、陈毅、彭德怀三人，也都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概括的。陈毅在《论游击战争》一文中说，红军游击战争“其战术特点包括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泽东的十六字诀内，又可包括在黄公略的‘化零为整，化整为零”的两个战术口号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