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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赴朝参战60周年纪念日老兵朝鲜寻友(图)

  

  1950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一起欢庆战斗胜利。

  

  2010年10月25日,1950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纪念日。同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出兵武装干涉,并把第七舰队派往中国台湾。9月15日,美军7万多人在朝鲜仁川登陆,并把战火引到中国边境。应朝鲜政府请求,中共中央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0月8日,组成由彭德怀任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19日,志愿军到达朝鲜,10月25日正式参战。文、图/新华社

  60年,请不要遗忘240万志愿军战士

  今天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60周年纪念日,牺牲的志愿军烈士“喝”到了来自祖国的茅台

  一别五十多年,“我终于来看你们了……”

  从东北移植的黑松,陪了他们半个多世纪

  [牺牲的人]

  24日,中国高级军事代表团前往位于平壤以东近100公里的平安南道桧仓郡,祭奠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作为朝鲜规模较大的志愿军烈士陵园,桧仓烈士陵园由志愿军朝鲜人民在1957年共同建成。这是毛岸英等134位志愿军烈士的长眠之地,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旧址所在地。

  240级台阶,象征着奋战在朝鲜战场的240万志愿军将士。14米高的志愿军红铜雕像矗立在人们眼前。花岗岩基座的正面,镌刻着一段朝文:“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下用鲜血凝成的朝中人民友谊万古长青!”铜像身后,即是墓园。在毛岸英烈士的半身雕像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等代表团成员、中国驻朝鲜大使刘洪才、朝内阁保健相兼朝中友协委员长崔昌植等为烈士敬上来自中国的茅台酒。

  其他烈士的坟冢,列队般分为13行,整齐地排于墓园之内。这就是他们栖息了半个多世纪的家:灰白色的水泥筑成半圆的墓,两尺高的墓碑上刻有鲜红的名字。还有3座无名烈士墓,静静站在队伍后端。

  60年前入朝参战时,一些行程匆匆的部队仅着单衣。他们用年轻的身体对抗严寒,用口径不一的步枪和几乎不具备作战能力的空中力量捍卫了新生共和国的安全。

  每座墓碑下,都有一束鲜花。那是朝鲜人民送给志愿军烈士的经年的陪伴。每座墓冢一侧,都有一棵修建陵园时从中国东北移植而来的黑松。半个多世纪过去,当年的小树已然参天。

  [活着的人]

  一别五十多年,“我终于来看你们了……”

  在志愿军烈士陵前,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即使举起酒杯的手不住颤抖,即使向上攀登的步履如此蹒跚,军人的眼神和胸前的勋章,都是岁月无法抹去的光华。他们是正在朝鲜访问的志愿军老战士代表团:12名老战士,平均年龄80岁。代表团团长是空军原司令员王海。

  “王英、李大海……”80岁的向旭在墓丛中寻找自己记忆里的名字。

  1950年,向旭随39军入朝参战。1957年,他从桧仓回国,告别朝鲜千里江山,也告别了那些如雕像一样永远年轻的战友们。

  这一别,就是53年。

  “我终于来看你们了……”向旭泪湿襟衫。他轻抚座座墓碑,给每位烈士敬上一支从家乡带来的香烟。

  53年里,这些名字,向旭每天都在默念。

  “我们部队是英雄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高级军事代表团成员、空降兵某师师长刘发庆大校说,烈士生前的连队至今保留着这样的传统:每晚点名:“黄继光!”全连官兵集体答:“到!”

  根据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的统计,仅是桧仓烈士陵园,至今约有200个中国代表团前往祭扫。近年来,不少人自发拜谒分布在朝鲜各地的志愿军陵墓,他们当中有曾经入朝参战的老战士,有烈士的后代,也有渴望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们。

  [老兵的回忆·女护士杨开德]

  我消毒完正准备输血,

  班长喊:“不用输了,他牺牲了”

  我出生于1934年2月8日,四川高县人。

  我很小时父亲就去世了,新中国成立时初中毕业。15军张榜招兵,我去报考,被分到干部学校护训队学习护理。在那里,我认识了后来的丈夫叶建华。

  1951年3月,15军赴朝参加第五次战役,我留在国内继续学习。几个月后,护训队100多人全部拉上前线。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从丹东鸭绿江大桥过江。排长在旁边压低嗓门喊:“快跑快跑”,我拼命跑。那年我17岁。我除了背自己的行囊,还帮炊事班挑罗锅。

  护训队重新编班,我被分配到军后勤部野战医院2所(分院)1班。

  我们住防空洞,一个洞住十几人,男兵在洞口,女兵在洞里。天天吃炒面炒米。怕烧火冒烟引起敌人注意,就用凉水和着吃,因此我总拉肚子。没有蔬菜吃,好多战士得了夜盲症,我们天天上山采野菜送到阵地上。后来国内送来维生素,情况才好些。

  1952年初,敌人在我方阵地投放带有病菌的昆虫。我们套上长脚套手套和防毒面具,用镊子抓虫放进瓶里。

  接下来,部队打阻击战。对面山头的敌人肉眼就能看见。那段时间每晚运来10多个伤员。药品很紧张,盘尼西林,就是现在说的青霉素很少,主要用磺胺,止痛用吗啡片,有时吗啡用完,伤员疼啊!我们没办法,就给点小苏打,告诉他们说是止痛片。“苏醒室”中,有的重伤员昏迷中还在喊“冲呀”,我们得用夹子夹住他们的舌头,要不会把舌头咬坏。

  我们出国前验了血,随时准备给伤员献血。有个姓聂的指导员,19岁,肚子打烂了。我要给他输血,刚消完毒,班长郭小江就喊:“不用输了,他牺牲了。”

  有个十几岁的伤员,肠子被打出来了,送到我这里护理。他拿炮弹皮磨了一根针,还带个小眼,说“姐姐,这个送给你。”敌机来了,他在床上不能动,我在旁边护着他。

  我们班的胡秉文在另一个防空洞护理伤员,她听见飞机轰鸣,想对着透气孔叫我们注意,刚叫了声“飞机”,就被一梭子弹打中。她是四川江津人,20岁。我保存着一张她的照片,今年是抗美援朝60周年,我要去朝鲜,给她做了个小花圈镶在照片上,打算带去给她扫墓。

  我值班时要护理100多名伤员,有的要接尿,有的要背出去解大便,开饭时要去伙房担两大桶饭菜,要到河里给伤员洗衣服被子。有一次我洗了六十多件衣物,上面都是血、脓、虱子和屎尿。我们还要挖防空洞,4个女同志用4天时间能挖好一个防空洞。

  1952年9月,部队驻扎在西方山、五圣山一带。军长秦基伟令我们后勤部去前线慰问,我被选中,到司令部领了满满一挎包“炮台烟”,去驻扎在西方山前沿的部队。山上吃水困难,敌我双方都要到沟里去背水,碰到就打。我在阵地上待了十几天,没梳头洗脸,给战士们唱歌,鼓劲,累了就在一个大炮弹上睡一会儿。那个炮弹跟我一样高,一不小心就滚下来。

  我下山时是10月,上甘岭战役很快打响了。我们所被分为12个队,分布在不同阵地,一个队由两个护士和一名医生组成。一个队只能接收容纳100多名伤员,可一晚上就下来100多伤员,能治的就收下,我们治不了的就往后方转。有的还没完全治好就又上战场,有的还没来得及治就牺牲了。上甘岭战役我被记三等功。

  上甘岭战役结束,部队向朝鲜东海岸元山方向转移,执行反登陆作战任务。

  1954年5月,我随部队回国。身边许多战友牺牲了,有的人是看着长大,看着死去。我想去朝鲜看看他们的坟。

  [老兵的回忆·战士孙万字]

  一过江就遇到交战,

  营长令我们放下背包,端上刺刀,支援人民军

  我今年81岁。1947年参军,参加过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入朝时,我是66军198师594团3营8连1排1班战士。部队坐闷罐车来到丹东,从换装到接令过江,只用了几个小时。当时,在江边就听见隆隆炮声。

  过江后没多久,遇到朝鲜人民军和李承晚部队交战。营长令我们放下背包,端上刺刀,支援人民军。这一战俘虏200多名敌人,缴获20多辆汽车。

  敌军一个旅和我们遭遇后撤退,上级命令追击。敌人坐汽车在公路上跑,我们爬山涉水走小道,跑了一夜也没追上。此后几天,我们部队翻山越岭追击敌人。干粮袋空了,只能抓把雪往肚里送。

  那年冬天特别冷,下大雪。我们脚上穿的是解放鞋。解放鞋跑坏了、跑丢了,就穿草鞋。雪地里光着脚怎么办呢?有人想出办法,把棉被绞了裹脚,外面再套草鞋,不过一会儿就湿透,冻得硬邦邦,许多战士冻伤了。

  一跑一身汗,有时候太疲劳,放下背包倒地就睡,醒来时只有靠胸口的内衣有点软,其他地方都冻硬了,有的战士坐下就再没起来。

  1950年11月,第二次战役打响。

  有一次过江,江水很急,浪花翻滚。上级命令脱掉衣裤,举到头顶趟水过去。冰碴子把脚划破了也不觉得痛。走到江心水淹至胸口,才感到心口刺痛。上岸时,身上结成冰。

  有个姓杨的教员过江时没来得及脱裤子,上岸棉裤冻硬了,只好扒下裤子,披着被子继续跑。

  1951年元旦那天下午6时,我们部队和敌人相遇,对方山头由敌人占据。营长登上一个小山包,用望远镜观察对面,然后掏出枪对天鸣枪,敌人立即开火,暴露了4个火力点。营长命令炮兵还击,消灭了那几个火力点,为战士前进扫清道路。交战期间,营长中弹牺牲。副营长指挥战士们冲锋,最后打死俘获150多名敌人,占领了山头。

  我和几个战士把营长抬到一棵常青树(松树)下,地冻得很硬,无法挖坑。我们用松枝和雪盖住营长的遗体。

  我所在部队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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