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随笔》2010年第4期
在当下通行的历史文本中，黄兴一直是功高盖世、道德完美的正面角色，被称之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自然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但是，即使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所要承担的也只是属于自己的一份罪责，而不是别人嫁祸给自己的“莫须有”的罪责。从这个意义上说，战败流亡的黄兴针对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所散布的“莫须有”的嫁祸之辞，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被历史叙述所采信的。
一、为尊者讳的陶菊隐
陶菊隐在长篇巨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专门为湖南同乡黄兴辩护说:1913年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先后到达东京，国内即有“孙黄分家”之谣。到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此项谣言愈传愈广，但又言人人殊。其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北伐胜利后政权由蒋介石掌握，党权落入陈果夫、陈立夫之手。二陈的叔父陈其美，正是当年煽风点火促使“孙黄分家”的核心人物，而蒋介石又是结拜大哥陈其美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为亲者讳，不愿意披露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事实真相。现在是“求实存真”的时代，许多有关资料已经先后发表，关于“孙黄分家”的真相，应当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然而，指责蒋介石和陈果夫、陈立夫为亲者讳的陶菊隐自己，同样没有摆脱“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惯性思维。历史事实是:“孙黄分家”并不是谣言，而是孙中山、陈其美等人，继“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之后，在国民党内部实施的一场变阳光参政、和平竞争的议会政党，为党魁专制加党魁崇拜的秘密会党的政治清算。比起“孙黄分家”来，更应该大白于天下的，还有国民党方面利用宋教仁案为借口，率先退出已经初步建立的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违法挑起国内战争的历史真相。包括陶菊隐在内的历史作者，把黄兴信口开河嫁祸于袁世凯的不实之辞，当做宋教仁案的标准答案写入以讹传讹的历史文本之中，同样是出于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盲目跟风。
1913年7月1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在黄兴等人的武装挟持之下，被迫任命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江苏省的“二次革命”正式爆发。
7月28日，上海《民立报》刊登黄兴的《致起义各省电》，其中写道:“顷据河南确报:白狼军已将铁路电线拆毁，张镇芳已逃，讨袁军得手。”
由此可知，在黄兴的心目之中，是把白狼军当做自己所统率的讨袁军的一部分来看待的。
7月29日，黄兴在饷械不支、指挥失灵的情况下临阵脱逃，由讨袁军参谋长黄恺元陪同护送，乘坐停靠在下关的日本籍运煤船，离开南京返回上海。7月31日，黄兴乘坐日本籍海轮静冈丸号离开上海，途经香港前往日本。
8月5日，河南开封的《时事豫报》刊登《黄兴通匪之证据》，其中介绍说:“鄂北豫南一带被白狼扰乱，确实系黄兴主动。黄并派有逆党数人参预白匪军务，为之指挥筹划，所以中央派王天纵招抚竟不获效。而季雨霖之党在武汉黄治江运动土匪响应白匪，已数次败露，获有白黄交通证据。设非鄂省防范严密，为祸曷堪设想。”
与此同时，该报还影印刊登有黄兴亲笔写于同年7月20日的《致白朗书》，其中写道:“现在东南各省均已宣布独立，江西战胜袁军，五次告捷，苏军在徐州与袁军酣战，亦获胜利。现北有蒙警，苏赣又合力进攻，袁军以大兵分道南来，内地空虚，乘虚直捣，必获优胜。足下占领鄂豫之间，相机进攻，可以窥取豫州，断彼后援。若能多毁铁道，使彼进路阻碍，为功实非浅鲜。……现有阎润苍、夏焕三二君进谒台端，希予接见，俾资进行。”
阎润苍名作霖，是河南巩县人。夏焕三名光明，是河南息县人。他们于1913年7月一同进入南京第三陆军预备学校，“二次革命”爆发后被编入江苏讨袁军教导营。随后，二人与杨体锐、于广造、彭翼东、周景文等人，携带黄兴密信到河南、陕西从事间谍活动。没有间谍活动经验的阎润苍，到洛阳见到镇嵩军统领刘镇华后，当即交出黄兴劝告刘镇华响应讨袁的密信，被捕后又从身上搜出黄兴致白朗的上述密信。阎润苍被押解到开封后，与已经于此前被捕的夏焕三一起，被河南都督张镇芳处死。
白朗是河南省宝丰县的绿林头目，1912年，他与李鸿宾、宋老年等人以舞阳县母猪峡为根据地，以“打富济贫”的口号聚众抗官，人称“白狼”。1913年夏天，白朗乘北洋军主力调离豫西南之机，率众攻破唐县、禹城，声势壮大。“二次革命”爆发后，他率部南下夺取湖北枣阳，同年11月又攻占宝丰县城。1914年1月，白朗率领两千人越过京汉铁路，接连攻破光山、潢川、商城及安徽省六安、霍山等县城，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所不为，白狼军人数迅速扩张到数万人。袁世凯为此把张镇芳撤职，派陆军总长段
[1] [2] [3] [4]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