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当84岁的数学家谷超豪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大红色的证书时，这位早已在科技界威名赫赫的数学家，第一次进入公众的视线。
人们也许无法把眼前这位儒雅的老人，与出生入死的地下党联系在一起。可年轻时期的谷超豪，曾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进行地下活动。其中，最令谷超豪引以为豪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参与策反雷达研究所。
记者循着当年雷达研究所起义的足迹，遍访当事人，惊讶地发现，那些曾与谷超豪并肩战斗的地下工作者，如今很多是中国科技界的泰斗级人物。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当年的莘莘学子们没有躲进书斋，独善其身，而是积极地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通过这些耄耋老人的回忆，六十多年前，那场以科学工作者为主角的谍战大戏，徐徐拉开了帷幕……
接头
1948年12月的一天，一位久未露面的老同学来到浙江大学找谷超豪。此人名叫张叶明，曾是浙大物理系的一名学生。
上大学时，张叶明是浙大出了名的活跃人物，参加进步社团，组织学生运动，特别是在1947年5月席卷全国大学校园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在学生中做过很多宣传工作。
当时，同在浙大数学系读书的谷超豪，也是一名学生运动的风云人物。在学生会竞选时，同学们曾以“科学+民主=谷超豪”的口号，高票推举他为学生会主要负责人。由此，两名进步青年在学生运动中，曾有过不少接触。
但自从1947年8月张叶明毕业后，二人便断了联系。此时，老同学突然造访，想必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果然，张叶明告诉谷超豪，他正供职于国防部第六厅下属的雷达研究所。淮海战役打响以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解放军很快便陈兵长江北岸，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已经暴露在战争的最前沿。此时的南京，人心惶惶。国民党的军政机关纷纷南下撤往广州，雷达研究所也在撤离的名单中。由于搞不到火车皮和船只，雷达研究所只能先从南京撤到杭州，看看战事发展，再考虑是否继续南迁。
此时，谷超豪的公开身份是浙江大学数学系的一名助教。一个大学老师似乎与一个高度保密的军事机构扯不上任何关系，更别说左右它的动向了。但张叶明甫到杭州便找到谷超豪，绝非急病乱投医，而是受了高人指点。
在北京中关村的一个普通居民楼中，记者采访了当年指点张叶明的这位高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许良英。
1947年，在浙大物理系任助教的许良英担任中共浙大地下党支部书记。张叶明正是许良英的学生。由于学习刻苦，又热心进步活动，很早许良英就开始注意张叶明了。“但是他太活跃，所以我们没打算发展他入党。”虽然张叶明先生已经去世十几年了，但对于这位曾经的高足，许先生仍记忆犹新。
毕业以后，在许良英的介绍下，张叶明到无锡青城中学做了物理教师，后来才进入雷达研究所工作。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正因如此，当张叶明回到杭州时，首先找到了许良英。
“我所在的浙大党支部主要负责学生工作，雷达研究所的去留问题，属于学校外的事务，不是我的工作范围。”许良英回忆。于是，他便让张叶明去找谷超豪试一试。
其实，许良英原本不知道谷超豪是地下党。地下工作非常秘密，为了避免互相牵涉，许良英所属的浙大党支部与谷超豪所属的城市工作系统并不发生横向联系。直到有一天，浙大党支部的一位学生党员吴大信想发展城市工作系统中的赵槐入党，两个同在浙大活动的地下组织才算碰了面。
谷超豪的主要工作是团结杭州的科技工作者，争取雷达研究所正是他的分内之事。与张叶明会面后，谷超豪把雷达研究所要南迁的事，报告给了他的上线联系人徐恭慧。雷达研究所立即引起了杭州地下党组织的重视。阻止雷达所南迁，成了谷超豪首当其冲的工作。
雷达研究所
为什么一个国防部的小小研究所会引起地下党的高度重视?“雷达当时可是一种先进武器。二战中，它与原子弹、导弹并称为三大新式武器。”曾在雷达研究所工作过的范复礼先生对记者说。
《国防部第六厅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三十六年(即1947年)度工作报告书》中曾有这样一段描述：“日美中途岛海战，日海军以四倍优势兵力进袭美军，而美军利用雷达先发制人，日军惨败，日军当局遂认为雷达亦为出击重要武器，见解改变……”
从文中不难看出，二战期间雷达刚刚起步，只有英美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这项技术，连一度不可一世的日本，也是在吃了亏之后才开始重视雷达技术的。
武器装备落后的中国，则是在抗日战争之后才拥有雷达的。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日本留在中国的大部分装备被国民党接收，其中就包括100多部雷达。1946年8月，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下令：“降日所缴雷达机器，交由第六厅负责整修，并计划运用。”
1947年4月，国防部第六厅在南京水西门灯笼巷10号买下了一座庭院式的旧房子，正式挂牌为“国防部第六厅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这便是雷达研究所的前身。叫它“修理所”可谓名副其实。范复礼告诉记者，国民党缴获的这些雷达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刚刚成立时，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修理这些旧雷达。
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刚刚成立，从浙大物理系毕业的郑乃森便分配到这里工作。虽然郑老已于两年前去世，但从他生前写的回忆录中，可以得知所里的情况。
当时，特种电信器材研究所的所长叶彦世正在台湾接收日军留在那里的雷达，所里的日常事务由国防部第六厅的一名副厅长叶造甫主持。郑乃森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修理日军留在马标仓库的四式雷达。
技术人员们以前只搞过发报机，并没有接触过雷达。对于雷达的接收机、发射机尚能根据电路原理摸索出来，可碰到调制器、显示器、超短波天线这些新家伙，就一头雾水了。一度，郑乃森和同事们一天到晚都泡在所里摆弄这些新式武器。但代理所长叶造甫对雷达却没有多少热情。雷达发射机调制器的电源是三相220伏，但南京电源是三相380伏。技术人员们提出要买一些纱包铜丝，将雷达原配的电源改装一下，可叶造甫却推说没有经费。几十年后，郑乃森仍对此事忿忿不平。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叶造甫)不愿花一分钱在雷达业务上，相反在餐馆摆酒席请各方面大人物是有钱的。”
不久，国民政府行政院又把从冲绳岛运来的美军旧雷达拨给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1947年底，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已经修理了各种雷达76部。这些修好的雷达被陆陆续续发往国民党军驻守的各要塞。由于共产党军队还处在“小米加步枪”阶段，没有空军，所以雷达主要作为沿海及江防要塞的警戒之用，除台湾各要塞之外，在大陆江宁要塞、江阴要塞、青岛要塞、吴淞口要塞和南京狮子山要塞等，均设立了雷达站，用以探测解放军渡江船只。
1948年，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改名为雷达研究所，俨然已成为国民党的要害军事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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