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本杰明·鲍惠尔是一位与中国结下不解情缘的美国报人。他于1917年来到上海协助筹办英文《密勒氏评论报》，并于5年后任主编。1936年，该报发表了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的片断。同年11月14日开始，该报连载了《毛泽东访问记》，这是毛泽东身世和言论的首次公开发表，一时震撼了国内外。
1937年抗战爆发后，鲍惠尔作为战地记者到前线采访，经常披露日军的侵略阴谋和罪行，后被关进集中营遭受非人待遇并双足致残。1946年夏，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讯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人时，鲍惠尔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证。次年2月28日，他在美国华盛顿逝世。本文摘自他的回忆录《在中国二十五年》。
人满为患的“公寓”
我第一次跟恶名昭彰的日本大桥监狱发生接触，是1941年的12月20日，在日本人12月8日占领了上海后的12天。
那天大清早，大约六七位便衣宪兵，来到上海都城饭店我所住的地方，对我说他们奉命搜查我的房间,并说我是《密勒氏评论报》的负责人，同时又是《大陆报》的董事。这两家报纸都已在12月8日那一天被查封。
他们在我房间里搜走了我所有的文件、信件的底稿以及别的文字记录，并要我随他们到总部去回话。于是，我上了他们的汽车，日本便衣宪兵开过了北四川路桥，来到大桥公寓的院子里。
这座大桥公寓位于上海的虹口区，与上海邮政总局只隔两条街。那个日本宪兵头目问了我一些外国人的情形，接着，他就叫我把我身上带的东西全掏出来放在桌上，只准我留有一条手帕。
然后，他们又把我带到底楼，来到这座大房子的一角。当我的眼睛慢慢习惯于这里阴暗的光线时，我终于看清长长的一排监房，并且听到微弱的说话声。
押解我的那位日本宪兵打开了一间牢门，我被推了进去。牢房门上中央有一个大约6英寸见方的小洞，看守每天就从这个小洞中把饭送进来。有时偶尔一个被囚者违反规则，看守就命令他站到牢门前，由他从小洞中伸出手去，给被囚人一记耳光。如果违规的人怕挨打而迟疑不前，那么，看守就会打开牢门，把那名违规人拖出来，按倒在走廊上，用棍子狠狠地毒打一顿。
这间小小的牢房早已人满为患，连一片坐的地方都没有。最后，一位美国人，名叫鲁道夫·梅耶——好莱坞电影大亨梅耶的兄弟，他认出来是我，叫我过去，在他身旁坐下。
梅耶早在两星期前，就被日本宪兵给捉了进来。他说，由于前一天晚上，坐在他身旁的一位朝鲜人得坏血症死了，他才能把这一小块地方保留下来。这位死了的朝鲜人，生前因为被日本宪兵用刺刀在腿上刺了几刀，所以在极大的痛苦中死去。梅耶说，他直到现在还想不出日本人逮捕他的原因，除非是他们打算勒索他好莱坞有钱的哥哥。
我们所在的这间牢房，大约有18英尺长，12英尺宽。可以容纳20名到25名无辜者，排排坐在地板上。但是当我被囚禁后的几天里，这间牢房最多囚有四十名的无辜人。因此，有几天夜晚，很多人必须大半时间站着。
很快我又发现比拥挤更为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监牢中没有洗手间，所谓的大小便器只是一只木桶，放在牢房中的一角，没有盖子，臭气整天四溢。只有到每天的早晨，被强迫着其中一位被监者去加以洗刷。男女被监者都使用这同一只便桶。
牢房中由于阴暗潮湿、空气不好，各种各类的害虫应有尽有，好几位被监人病得很厉害，于是大家很自然地想到被什么病传染后会全部死亡，特别是斑疹伤寒这种病，当时正在流行。有一位朋友大概因为想到牢房中的虱子问题，给我送来一瓶油膏，这使我在世界上只要活一天就无法忘记他。
[1] [2] [3] [4] [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