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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社会主义不结婚”开国上将李达与张乃一的一世情

 风雨相依人生路——开国上将李达与夫人张乃一的一世情缘

 

 

  李达,陕西省眉县人,1905年4月19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1年12月,李达参加了著名的宁都起义,次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红军独立第一师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兼特种兵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立下赫赫战功。新中国成立后,李达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兼云南军区司令员。1953年,李达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

 

  李达的夫人张乃一,原本是中原地区一位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受革命进步思想影响,她从女子中学毕业后辗转来到延安,投身革命事业。李达与张乃一这对革命夫妻,从相识到相知,一生相伴,风雨相依,不离不弃,那份相濡以沫的挚爱真情着实令人唏嘘感叹……

 

  “不到社会主义我不结婚”

 

    在张乃一的一生中得到许多种评价,“有头脑的女孩”,是第一个评价,是由她的兄长给予的。

 

  张乃一是张家3个儿子和6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位。她出生时,其大哥也生了一个女孩。张乃一的父亲张之慎是个开明的绅士。张乃一7岁时就被送进了私塾学习,正是这一开明的决定,使张乃一变成了一个独特的女性。11岁时,张乃一进入实行新式教育的县立高小。

 

  高小毕业后,张乃一考入了省城开封女子中学新科。第二年,张乃一的父亲病逝,在兄长的要求下,她在家住了两年。当她得知与她年龄相仿的侄女被常讲女孩子念书无益的大哥偷偷送到开封念书时,她给3位兄长写了一封“请愿信”:当今社会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一个人若是不思进取不念书,没有知识没有本领,就必然会成为一块可怜又可悲的弱肉……妹妹无别愿,只求兄长们念手足之情,放我到开封求学。

 

  看到这封恳切而又独特的信,3位兄长着实吃了一惊。他们评价说:“六妹是个有头脑的人,是块读书能做事情的材料。可惜了妹妹,要是个弟弟就好了。”尽管这样,3位兄长还是把她送到开封继续完成学业。

 

  在女子中学读高二时,张乃一在校图书馆借到了德国社会主义活动家倍倍尔写的《妇女与社会》一书,书中分析了妇女受压迫的社会根源,其观点深深触动了张乃一,她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中国妇女解放的问题。恰在此时,身为家长的长兄来到开封,要给她介绍一个对象,张乃一立即表示反对。她说:“我要到社会主义实现了再结婚,不到社会主义我不结婚。”

 

  1938年底,张乃一到达延安,在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学习。一次,陈云给大家作报告,在报告中,陈云举了很多例子,说明妇女树立自尊、自立、自强精神的必要,希望女同志增强事业心,不要刚到一个稳定点的地方就急着找对象结婚。联想到《妇女与社会》的观点,张乃一认为陈云的话非常有道理。她更不愿意草率从事,遇不见真正心心相印的、可依赖的“白马王子”就宁可不嫁。正是这“两不结婚”,让张乃一一直到30多岁了还是独身一人,但爱神仍不时地光顾于她。

 

  用真情攻破“马其诺防线”

 

    在延安,张乃一在感情和婚姻上的态度,使她有了一个绰号:“马其诺防线”。

 

  当时延安男同志比女同志多,像张乃一这样的女性倍受瞩目。尤其是她30岁了还独身就更令人关注了。其间,有许多热心的人为她“拉线”,也有许多人毛遂自荐,写信、赠诗,有的甚至主动找上门来,但张乃一始终没有动过心。

 

  一次,在党校学习的陈赓碰到张乃一,见周围没有人,便用英语说:“我可以帮你介绍。”张乃一假装没听懂。还有一次,一位和张乃一一同被打成“特务”的男同志找到张乃一,坦率地表明了心迹:“我看我俩挺合适,都是‘特务’,谁也用不着嫌弃谁。”但张乃一却回答:“我可不是特务。”逐渐地,张乃一有了一个绰号“马其诺防线”。她明白这一外号的含义,但并不介意,只是一笑了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张乃一被安排到解放区太行根据地工作。张乃一刚到涉县,从延安路过太行去华北的平杰三就给时任军区参谋长的李达通了消息。原来,李达参谋长同前妻齐珂离婚一年多了,过着带孩子的单身汉生活。许多同志都感到李达参谋长这样下去不是办法,都在帮他物色合适的对象。

 

  平杰三在延安党校学习时就认识了张乃一。他告诉李达,从延安来了两位女同志,都没结婚。一个长得很漂亮,另一个模样中等,但人老实。他问李达:“你自己说,给你介绍哪一个?”李达毫不犹豫地说:“我要老实的。”于是平杰三就给李达介绍了张乃一很多情况。时任太行军区政委的李雪峰也很关心李达的婚姻问题,知道李达的意向后,他给李达写了一封信:“……总而言之,张乃一这个同志各个方面都很好。”刘伯承、邓小平也看了信,邓小平说:“我看行。”事情就这样定下了,但李达参谋长能否突破“马其诺防线”呢?

 

  张乃一到根据地没有几天,被有意安排到司令部,这之后20多天的时间里,李达白天忙工作,晚上就和张乃一拉家常,从身世、经历到工作、学习,无话不谈。张乃一开始觉察到李达的心思,通过这些天的倾心交谈,她对李达有了初步的了解,李达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心动了,她意识到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打开了她的防线。一天,李达开始谈起自己家庭的变故:他离婚一年多了,想找一个女同志做伴侣。听到这些,张乃一埋下头没有说话,李达开始试探地问:“延安的男同志比女同志多,你为什么没结婚成家呢?”张乃一抬起头响亮地说:“我早年曾经立下誓言,不到社会主义我不结婚。在延安我拒绝过不少人,为此还得了一个绰号‘马其诺防线’。”

 

  李达望着张乃一真诚地说:“如今日本鬼子已经投降,抗战胜利了。再说,马其诺防线并不是不能攻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不就被攻下来了吗?你现在可以考虑成家了。”张乃一被这直率的回答弄得脸“唰”一下红了。沉默片刻,张乃一讲出了心里话:“我现在是可以考虑成家了,但我已32岁了,我要找一个实在人,可依赖的人,不会离开我的人。”李达理解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晚上,李达仍同往常一样来到了张乃一住的屋子,一进门就红着脸说:“我反复想过了,咱们结婚吧!”张乃一犹豫着说:“我们才相识20多天,还是再增加一些了解吧。”李达听到这话,急促地说:“这20多天来,我们不是天天在相互了解吗?我觉得我已经很了解你了。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同志,正是我心目中的理想伴侣,对我的情况,你还想了解什么?提出来,我全告诉你。”

 

  望着李达质朴的面容,回忆相处的日子,张乃一突然感到,他正是自己要寻找的“白马王子”,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绝不会离她而去。张乃一终于点了点头,有力地说:“好吧,我同意了,我们结婚吧!”

 

  婚礼日期定在1945年12月14日,这是李达选的。当张乃一问李达选这一天的原因时,李达说:“1931年12月14日,我加入了红军,这一天是我从旧军队军人变成红军战士的日子,也是我新生的日子,有纪念意义。”

 

  风雨相依,至真伴侣

 

    1958年夏进行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李达与刘伯承、萧克等受到了错误的批判。不久后,李达被扣上了“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副帅”的帽子,被迫离开军队工作岗位。张乃一也受到牵连,被调离中央机关,任北京市女子一中党委书记。

 

  三年困难时期,全家生活只靠张乃一的生活供应度日,李达除每月工资外,其他生活供应都停止了。要知道,那是一个凭证、票才能买到油、盐、蛋、布的年代,他们家的生活困难可想而知。就是在政治上遭受无端打击、生活上遇到苦难的情况下,夫妻俩不理会世态的炎凉,不在意个人荣辱,带着孩子度过了那一段艰难的日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再次把李达、张乃一卷进了漩涡。患难识真情,也正是在这磨难中,显现出李达、张乃一夫妇的真情。

 

  “文革”开始后,李达遭到了批斗和关押。被关押前,李达对张乃一说:“我可能会出事。万一出事,这些孩子就交给你了。”张乃一坚强地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哪怕天塌下来,我也要顶起来!”李达听后,激动地说:“好、好,这我就放心了。”

 

  造反派们找到张乃一,对她说:“我们要公审李达,你要和他划清界限,交待他的罪行。不交待就别想回去!”说完,要她写揭发李达罪行的材料。张乃一在纸上写道:“李达是个好同志,工作中有缺点错误是难免的。”造反派们看后面面相觑。第二天批斗会上,造反派再次逼张乃一交待李达的“罪行”。张乃一坚决否认李达是“三反分子”,坚决否认李达有罪。有人念了一份材料,揭发李达参与“二月兵变”,在中南海公园布置了许多对准中南海的火炮……凭借和李达生活了20多年的了解,张乃一相信李达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她立即勇敢地反问:“你们有什么证据?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这句话激怒了造反派们,在打倒张乃一的口号声中,几个人跳上批斗台,对张乃一拳打脚踢。张乃一的嘴被打出了血,眼镜被打碎了,但她毅然高昂着头,造反派们无奈,只得宣布散会,草草收场。

 

  1968年4月,在康生指使下李达被投入监狱。这时的张乃一根本就不知道李达被关押在何处,除了在心里祈祷着丈夫平安之外,也开始了“营救”丈夫的行动。三年多的时间里,张乃一千方百计探听李达的准确消息。后来张乃一想,自己熟悉的老首长、老领导不是被打倒就是靠边站,惟有周恩来总理能救出李达。于是她给总理写信,一是反映李达的冤情,二是要求与李达见面。信写好之后,张乃一又怕信到不了总理手中,于是她找到了老首长刘伯承和他的夫人汪荣华,并扼要地向刘帅汇报了李达的情况。对跟随自己十多年的老部下,刘伯承元帅对李达有着浓烈的感情,听到他的冤情后长叹一口气。听说要给总理转信,刘帅立即答应下来,并让张乃一把信先念给他听。听完后,他说:“在介绍李达经历的部分加上一句——长征时,李达所在的红六团是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随后,他让夫人汪荣华在信上写上自己的意见:“总理,李达是个好同志,希望解决他的问题。即使一时不能放人,也该让家属见个面,不要让他们日夜悬念。”信很快就到了周总理的手中。总理阅信之后,很快作出了批示:“结束监护,撤销立案、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由总政安排工作。”

 

  1972年2月和3月,在有关工作人员的监督下,张乃一和李达在狱中相见了两次。3月底,在张乃一的要求下,在没有监督者在场的情况下,他们第三次见面。4月初,上级决定解除对李达的监护。3天后,李达被释放出狱,历经磨难的老两口终于坐在了一起。当天晚上,李达望着张乃一深情地说:“为了我,这些年你受苦了……”说着,泪水顺着深陷的脸颊滚落下来。百感交集的张乃一为李达擦去泪水说:“别那么说,我们是风雨同舟的夫妻,如果我被平白无故地送进监狱,你也会为我承受一切的。”话音未落,她的泪水也长串地流了下来。

 

  1972年10月,李达被任命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此后的七八年中,李达在邓小平、叶剑英领导下,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天安门事件”后,兼任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李达的处境也日益困难。李达对张乃一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再关我一回监狱。”张乃一凛然说:“我早就想好了,这次再关你,我就陪你一起进监狱。”正是这深情的支持,李达才能义无反顾地从事着工作。

 

  1993年7月12日,李达将军与世长辞。极度悲伤的张乃一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简朴地办完丧事之后,就全身心投入到已编撰了一半的《李达军事文选》的工作中。一年后,在李达逝世周年之时,张乃一把一册凝聚李达毕生思想和她大量心血的《李达军事文选》放在了丈夫的遗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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