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承祯的历史作用：司马承祯是唐朝著名宗教领袖，他属于茅山宗正一派，是从上清派分离出来的道教支系，尽管在道宗依然排在上清体系中，比如他被列入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但实际上属于正一派，就像其师潘师正对他说的，他们是以茅山宗开山祖陶弘景为祖师，到司马承祯是第四代，奉正一教，实际是在道教三清体系中，最尊崇太清太上老君，以太上老君的《正一法文》等正一派理论为基础。因为唐朝尊奉太上老君为祖先，因此尊老子的陶弘景正一派在唐朝地位最高，与历代道教修行归隐、消极遁世相比，因为唐朝道教的特殊地位，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要强很多，不仅被列入宗正寺，是统治者追求长生不老，或者是精神统治的工具，而且参与社会生活领域广泛，社会影响力很高。司马承祯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已经不是术士，搞炼丹、禳福消灾这类一般宗教活动的道士，他与正一派开山祖陶弘景有些相似，陶弘景被称为山中宰相，在政务上接受梁武帝咨询，唐朝的皇帝也询问司马承祯治国之道，不是像成吉思汗仅向丘处机求教修身养性、长生不老。司马承祯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开始由宗教领袖担任国师性质的道士，而且也是第一位给皇帝授法箓的道教宗师。司马承祯遍游名山曾在嵩山、茅山、衡山、天台山修道，但是唐玄宗在接受法箓后不再让他回山，而是让他在王屋山设道场，王屋山位于唐朝东都洛阳、西都长安和北都晋阳的中心，唐玄宗目的是能向司马承祯便于咨询、问道。司马承祯在武则天时代的地位就已经很高，受到她尊敬召见，而且迎送都是宰相李峤这样的官员负责，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被权贵召唤驱使、利用的道观道长，更不是奔走官僚间服务的游道，是比宰相地位更高的宗教社会活动家。唐睿宗时让他的兄长把他请到长安，向他请教修身养性的方法，他回答说道教谦逊自损的主张，劝诫用异端烦劳心智。唐睿宗又请教怎样能理国，回答说国家就像身体，遵循老子的心气淡漠，顺应自然，不存私念，天下就能治理，要像《易》中说的圣人与天地配合，以德至无为。唐睿宗接受了他的主张，称赞说这像黄帝老师广成子说的。司马承祯的观点核心是老子的顺应自然无为而治，以天下至公不要为个人，同时也遵循《易》的顺应天地，以德治国。唐睿宗接受了他的观点，后来也确实把皇位禅让给儿子，没有为个人名位相争，体现了无私。当时唐睿宗把司马承祯比作广成子，自比黄帝已经有把司马承祯作为帝师的形式，朝中官员给司马承祯赠诗多达百人。半年后唐玄宗即位，开元九年把司马承祯请到长安，当时正是佛教盛行，姚崇这年去世还特意嘱咐家人不要崇佛，说当时道士是仿效佛门求利。在道教处于低谷时，司马承祯受到推崇，唐玄宗自己亲自接受他的法箓，成为司马承祯门下道士，这也是为扭转道教的颓势。唐玄宗当道士使他成为政教合一的皇帝，把道教的国教地位重新提升到顶峰。司马承祯也成为天子之师，在开元初期，司马承祯还帮助唐朝统一道教的制度和管理事务，确立全国道教的道场分布，建立十洞天三十六福地，制定五岳真君管理制度。在司马承祯主要的社会交往中，最有影响的是张九龄，也是当时著名的忠臣，当时张九龄担任宰相，对出家人宰相用“请”已是上礼，但是张九龄却多次拜谒司马承祯，可见对他的尊重。虽然没有司马承祯参与政治活动的记载，但是作为神权代表他在国家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开元十八年是盛世之巅，这年死罪仅二十四人，与贞观之治相仿。司马承祯去世的开元二十三年也是唐朝出现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就在他去世的第二年，与他关系密切的宰相张九龄被罢相，而且唐玄宗还拒绝了张九龄要求治罪安禄山。李林甫等奸臣也开始执掌朝政。尽管在司马承祯去世后二十年才爆发安史之乱，但是李氏作为教主执掌的国教道教在司马承祯去世后不久，地位就开始动摇了，唐睿宗时司马承祯入朝论道，经历了近二十多年，从武后、中宗时代兴盛的佛教被道教重新超越，达到开元盛世无为境地。在司马承祯去世三年的开元二十六年，唐玄宗就下诏各州郡建开元寺，加强佛教势力，张九龄去世后的二十九年才令州郡建玄元皇帝庙，老子地位再次受到威胁，朝中信佛的人，也日益受宠信，权势渐盛。就个人地位而言，司马承祯作为给唐玄宗加法箓的道宗，作为帝师去世后追封三公是完全合理的，唐朝追封张道陵太师、陶弘景太保，司马承祯仅追封银青光禄大夫，这都表明朝中反对道教的势力在增强。后来唐玄宗要推崇司马承祯的弟子李含光和师弟吴筠都没有成功，吴筠和崇佛的高力士等还就佛道相互攻讦，结果也是以吴筠离京告终。作为正一教派第四代宗师的司马承祯，也被上清派奉为宗师，不仅为道教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作为帝师的影响力在唐睿宗、玄宗时代对唐朝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太史和神权发展：周朝史佚担任太史时开始，太史作为掌管天文、祭祀、历法和文书等职责的神权官员就已经开始在朝廷发挥重要作用，天官执掌的神权与中外神权地位相似，都是体现了古代崇拜自然天地的原始宗教观。与中外民间祭祀和自然崇拜相仿，民间的原始宗教尽管不具备神权的地位，但是往往也是普遍的存在，只是在被统治阶级利用时，发挥神权作用，否则常常成为反抗统治阶级的精神工具。秦朝时期朝廷的神权虽然仍由太史掌握，但是比周朝已经有所下降，也更倾向把政权和神权合并，代表上天的意志。汉朝更是把汉高祖神化，这是古代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权术。但是这些宣传对人民的效力毕竟有限，百姓关心风调雨顺、太平安宁，没有太多人会在乎皇帝是否真是上天的儿子。因此神权对百姓有影响的主要是太史执掌的天文、祭祀、神鬼、历法等对百姓生活有直接利益的内容。太史的神权在汉武帝时一度影响政权，成为中书尚书制度的核心。东汉时皇帝为直接控制神权和政权，不仅加强宣传君权神授的舆论，自己也直接代表上天用图谶统治，可是依然不能独断神权，在人民的心中皇帝即使代表天，可是天也是可以改变，东汉末依然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这样统治阶级最终不能垄断神权。这时期也是西方基督教和东方佛教盛行的初期，宗教作为统治阶级神权的新工具逐步走上历史舞台。中国社会中朝廷主持神权的太史依然在官方发挥着作用，民间也产生了类似基督教和佛教的道教，佛教在公元67年左右传入中国，宣传普度众生，此时道教虽然是原始宗教，但比佛教影响力高，直接以除病去灾、驱鬼护身为目的，实际作用强，佛教也依附道教。经过三国时期，道教势力进一步增强，统治阶级都推崇道教，晋朝惠帝时有老子化胡经，体现了佛教只是道教的分支。东晋时随着天竺僧侣来华，以及中国僧侣去天竺学习，以及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佛教的推崇，佛教的势力增强，成为少数民族贵族行使神权的主要工具。道教、佛教的斗争在南北朝时成为矛盾冲突的重要内容，少数民族贵族重用华人时就推崇道教，相反则崇佛。周武帝时限制佛道，神权又开始回归太史，太史令庾季才祖孙三代为太史令在梁周隋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隋朝没有僧道在神权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是隋朝在民间推崇佛教，唐高祖起兵用晋州人吉善行言，以老子为祖先，推崇道教与隋朝抗衡，唐太宗时以老子为道教的教主，把道教置于儒教、佛教之上，成为国教。唐高祖时把太史从太常寺改隶秘书省，由寺升入省，跨过寺台两级，地位上升。但贞观末期佛教势力增强，高宗即位后武氏从佛寺中入宫，660年首次进行了佛道论战，佛教开始向国教挑战。唐高宗在意识到政权危机后，也采取措施维护李氏，在宗教方面佛道首次论战结果有利于道教，在666年高宗追封老子为皇帝，抬高道教地位。当时神权领域的斗争主要在宗教信仰方面，668年佛道争论在佛教首次胜利，但道教长期国教的地位也不易动摇。即使武则天代唐建周后也没能完全让佛教取代道教。武则天一面崇佛，也分化道教，请名道士，武则天赞美司马承祯，却免除老子皇帝封号。武则天要迎佛牙也遭到狄仁杰反对，可见道教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仍是巨大的，因为武则天得不到最有影响的宗教领袖司马承祯的支持，佛教力量又不能压倒道教，在神权斗争中最终失利。唐朝复国后，恢复老子帝号。唐中宗时太史局也不再隶属秘书省，而是单独设太史监，首次成独立部门。唐中宗也崇佛，让禁毁《老子化胡经》，不召见司马承祯，他死后唐睿宗即位，儿子唐玄宗势力强。唐睿宗父子崇道，召见司马承祯，请教修身治国，听从了司马承祯的自然谦让的道理，以天下为公禅让唐玄宗。唐玄宗时期再次请司马承祯，并且亲自接受他的法箓，唐玄宗正式成为政教合一的皇帝，这是道教在古代中最有影响力的时期。天宝之乱初，战乱中宗教神权削弱，各路少数民族军队都不信道教。唐肃宗即位后，把太史监再次提高正式命名为司天台，官品从五品升三品。司天台仅次于三省，太史部门在唐朝再次成为重要机构。唐朝统治危机的缓解也得益于恢复太史的神权统治，借神权威望巩固人心。五代时期中国长期战乱，神权的影响力不在宗教，各朝廷中的太史机构掌神权，宋朝统一后太史机构沿用司天台，但是神权主要是崇道，太史权力加强专制，民间禁止天文历法活动。元朝时期早期崇道，后来崇佛，但是太史地位上升，推崇神权部门，把司天台改为太史院升正二品，是古代有品级以来太史级别最高的。明朝早期太史机构地位较高也是三品，后来降为五品，改称钦天监，明朝也是用崇道作为神权工具。清朝钦天监由皇家宗王亲自控制，使用西方人员和技术。从古到今宗教作用逐步增强，在民间影响更大，太史神权的地位依然为核心，尤其在历朝历代的初期和战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