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 《北京日报》发表了题为“《习仲勋传》的五大看点”的文章，五大看点之一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赞誉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对此,文章介绍说，在中国革命史上，革命的发动和人民对革命的拥护和参加，是经过共产党人大量艰苦、细致工作的结果。习仲勋就是这样一位密切联系群众的共产党人。兵运中，他与士兵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进行革命宣传，启发士兵觉悟，培养兵运骨干。在创建照金苏维埃政权过程中，习仲勋“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也正因如此，毛泽东赞誉习仲勋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说到毛泽东赞誉习仲勋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让笔者想到1978年春至1980年底习仲勋主政广东并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时的一些情况，当时我在广东省军区司令部当兵，期间，经常听说广东发生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事态之猛烈、之严重，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据有关资料介绍，1979年1至5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逃出的近3万人。在偷渡之风初起时，习仲勋就轻车简从，到问题严重的宝安考察。他下车伊始，不是先听各级负责人汇报，而是让他们陪同到处看看，了解实情。就是在这次考察中，在独特的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心里感到很难受，就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当前主要问题是旧框框多，许多本来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他对方苞关于搞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的请示当场拍板:"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
在珠三角地区反偷渡工作会议上，一些部队同志认为外逃是政治原因，是和社会主义制度不一致，有对立思想，习仲勋认为:"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如果把偷渡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就会把大批农民推到对立面去，这是不对的，要教育，要怪我们没有教育好农民，要怪我们没有制定好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习仲勋的讲话旗帜鲜明又平和讲理，让有不同意见的人容易接受。会议很好地起到了统一思想的作用。
习仲勋主政广东并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时处理广东发生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风潮的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毛泽东当年赞誉习仲勋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习仲勋真是当之无愧的。这更让笔者感受到,习仲勋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 除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如 20岁，担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21岁，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一位密切联系群众的共产党人”, 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正因为如此，人民群众才拥护他、爱戴他，而他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今天，我们党正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组织和带领亿万人民群众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成就这一伟业,同样需要经过共产党人大量艰苦、细致工作，发动和动员人民群众拥护和参加，尤其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社会矛盾凸现的大背景下，更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像老一辈革命家那样，做“密切联系群众的共产党人”, 做“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设身处地地为人民群众着想,从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角度去想问题、办事情。
然而，现实生活中却并不是这样，一些领导干部严重地脱离群众，表现在一些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正常的利益诉求熟视无睹，对人民群众中的内部矛盾无限上纲，动不动就把人民群众推到敌我矛盾的对立面上，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群体性社会突发事件，教训是很深刻的。这些教训警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的伟大事业中，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当中，在落实中央“三个意风”文件的过程中，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那样，牢记党的宗旨，发扬“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的扎实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去感动群众，努力使自己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共产党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做“搞地方工作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