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漫长的征程中，许多热血青年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和理想，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结成了终身伴侣，留下了一曲曲脍炙人口的红色恋歌。谭震林与田秉秀当年的结合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一
1938年，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部设在安徽繁昌县西南山区的中分村。这里群山环抱，翠竹青松，溪水潺潺，一派江南秀丽景色。
在那戎马的岁月里，作为支队副司令员的谭震林，夜以继日地忙于抗日工作，无心考虑婚姻大事，虽已37岁，但仍孑然一身。
一天，当地特委书记和谭震林聊天，提起一件事：“谭司令，你也该成个家了，总不能当一辈子单身汉呀！”谭震林“哈哈”一笑，回答说：“一天到晚天南海北的打仗，成什么家哟!”特委书记知道谭司令的年龄，有些替他着急，说：“谭司令，你要是看上我们哪个姑娘了，我帮你牵线搭桥。”谭震林摇摇头：“莫提此事，谈些别的吧。”
谭震林不愿提及自己的婚事，是有原因的。原来，新四军成立后不久，副军长项英就对干部、战士的婚姻问题采取了“一刀切”的政策：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也不管是刚入伍的还是资历长的，无论什么人，一律不准恋爱结婚，一度还提出过“枪毙恋爱”的过激口号。
岁月如梭，转眼到了1939年。早春二月，周恩来来到新四军军部。他肩负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委托，敦促项英贯彻执行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并帮助项英改善同叶挺军长的关系，搞好团结。同时，他对干部的婚姻问题也极为关注，不赞成项英对干部、战士的婚姻恋爱搞“一刀切”，主张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并提出了“285团”的原则，即年龄超过28岁，参加革命满5年，团级以上干部，可以自由恋爱、结婚。
谭震林，这位当年井冈山的特委书记，南征北战的红军名将，现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条件早已超过了“285团”的标准了。
初春的一天，谭震林正在司令部小憩。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门被“吱呀”一声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姑娘，她身材修长，婷婷玉立，圆脸庞、高鼻梁，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流露出少女特有的神采。灰色的军帽，宽大的军衣，黑色的束腰皮带，密密匝匝的绑腿，显得既威武又俊俏。
谭震林问：“什么事把你急成这个样子?”
来人名叫田秉秀(后改名葛慧敏)，时任铜陵、繁昌、南陵三县妇女委员会宣传委员、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员。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谭司令，‘妇抗会’抓到了一个尼姑。”
“尼姑?抓她干什么?只要爱国，共产党对和尚、尼姑还是要保护的呀！”谭震林惊讶地说。
“经过审问，她招供是驻芜湖日军派来的间谍。”
“啊！原来这样。快说说事情的原委。”
于是，田秉秀将抓尼姑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
一天，一个党员向她报告，说他家住着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年轻尼姑，新四军三支队有个干部被她的姿色迷住了，经常偷偷地同她来往。田秉秀听了，心想：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住在中分村，无疑对新四军是一个威胁，何况还有一个干部与她打得火热呢。一天，她趁这个女人外出时，查看了她的住处，发现一个盒子里藏着几份手抄的三支队的文件……
“她从哪里抄的文件?”谭震林不禁插了一句。田秉秀不慌不忙地继续说：“我立即向三支队政治部主任报告，他命令中分村妇抗会把这个可疑分子抓了起来。在罪证面前，她不得不承认是芜湖日军特工队逼她化装成尼姑，用美色勾引新四军干部，刺探三支队情报的。”
听完田秉秀的汇报，谭震林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对姑娘敏锐的眼力和高度的警觉从内心赞许，从此对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谭震林进一步了解到，田秉秀是安徽蒙城县义和乡人。1920年出生于商人家庭，在蚌埠长大。从小聪明伶俐，父母视若掌上明珠。十二三岁的时候，进入南京汇文中学读书，毕业后，只身前往上海求学。1936年，她还在上海仁济医院雷斯脱实验室学内科的时候，受当地地下党的影响，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到杨树浦工人夜校教唱歌曲，讲授抢救伤员的知识。就在这一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翌年秋，抗日战争爆发，她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加上她对父母包办婚姻的不满，便毅然投笔从戎。在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潘汉年的帮助下，她化装成一名医务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辗转香港、广州、汉口、郑州，到达西安，最后到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处，在第五区队接受严格的训练。训练结束后，被分配到南昌新四军战地服务团。1938年4月，她随军来到皖南，担任繁昌、铜陵、南陵三县妇委会宣传委员，常驻中分村。
作为一个指挥员，谭震林十分赏识这位才貌出众的年轻女战士，心中对她渐渐萌发出一种不可名状的情思。
二
在繁昌、铜陵、南陵三县妇女救亡训练班举行的开学典礼上，谭震林与田秉秀又一次相见了。这个训练班是中共繁昌、铜陵、南陵中心县委筹办的，田秉秀任副校长兼管教学事务。会前，经田秉秀争取，国民党县长张盂陶决定到会给妇训班赠送锦旗，并特邀谭震林参加开学仪式。
会上，张盂陶在掌声中赠旗后，田秉秀作了富有鼓动性的即席讲话，还当场演唱了抗日歌曲。她那扣人心弦的话语，甜润清脆的歌喉，博得了与会者的赞美，也深深打动了谭震林情思萌动的心。
谭震林这位身经百战的名将，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大智大勇，可在情场却不甚高明。这次会后，他为了再次见到意中人，竟然派警卫员去找田秉秀，结果接连碰了好几个钉子。为此，谭震林不免产生了烦恼。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章蕴来到了中分村。章蕴是东南分局妇女部长、妇女运动委员会负责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总支书记。人们都亲昵地称她为“章大姐”。这位田秉秀顶头上司的到来，令谭震林喜出望外。两人坐定，谭震林便滔滔不绝地说起妇抗会在抗日工作中的作用，更不时夸赞宣传委员田秉秀。章蕴听出弦外之音，故作神秘地问道：“你看田秉秀怎么样?”
谭震林觉得章蕴似乎猜透了自己心中的秘密，就干脆向她倾吐了自己的隐情，请她当“参谋”。
章蕴笑吟吟地回答：“哎呀，你不说我也猜着了几分。恋爱是人之常情，何况到你这样的年纪。谭司令，你可要主动出击呀。”有了章大姐撑腰，谭震林心里踏实了不少。
青春洋溢的田秉秀，时下正在全身心地举办一期又一期的妇训班。谭震林在战事之余，总要挤时间去妇训班看望学员，询问教学情况，并及时就办好妇训班作出指示。
每逢节日或纪念日，田秉秀为妇抗会编排的文娱节目上演，谭震林只要能抽出时间，都会到现场观看。有一次，演出话剧《卢沟桥事变》，临到开演时，还缺20余枝道具枪。“缺枪，怎么表演?”演员们心急如焚。在场的田秉秀，望了望正在台下指挥部队就座的谭震林，满有把握地说：“没有问题，全包在我身上。”说罢，大步流星地走近谭震林，对他耳语了几句，随即回到台后。不一会儿，20枝枪便送到了后台。演员们拿了真枪，演得特别逼真。演出结束后，谭震林还到后台向演员们表示祝贺，勉励演员们继续努力。田秉秀代表演员们向谭震林致谢，深情地说：“谭司令，多亏你给我们解决道具问题，送来了真枪。”谭震林笑呵呵地说：“没关系，我们本是一家人嘛。”
过了几天，谭震林从前线察看敌情地形回到中分村，匆匆吃过晚饭，向田秉秀住地――“三公所”走去。“三公所”门外，他驻足静听，左侧厢房内，传出阵阵清脆悦耳的歌声。他透过玻璃窗，只见田秉秀正挥舞两臂，指挥满屋的姑娘、小伙子唱歌。当他跨进屋时，大家众口一词地拉他唱歌。谭震林不会唱歌，倒喜欢吹口琴。见大家拉歌，他只好以琴代歌，吹奏了一曲当时十分流行的《游击队之歌》。琴声激越，旋律明快，姑娘、小伙子们乐不可支。当他们知道谭司令找田秉秀有事时，便都知趣地悄悄离去了。
“谭司令，你找我有事吗？”田秉秀天真地问。
“听说你嗓子嘶哑，特地来看看你。”谭震林本来不知道她的嗓子有病，只是被她这么一问，只得随机应变，借题发挥：“田同志，你工作总得有个节制呀，不能整天没完没了地忙呀，说呀，唱呀，要学会爱护自己的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谭震林学中分村青年的习惯，第一次称田秉秀为“田同志”。
情窦初开的田秉秀，对称谓特别敏感、警觉。她想到村里的年轻人称她“田大姐”，那是对她敬重，年纪大的人称她“田同志”，那体现了一种庄重，邻居称她“秉秀”，那是亲切；今天谭司令称她“田同志”，她感到好像一种特别的意味，但又不敢想得那么复杂，只想也许是首长对战士关心吧。
她于是在嗓子嘶哑的问题上展开了话题：“谭司令，村上的几位大嫂送来鸡蛋、香油，说是可以治疗喉哑，这些东西该不该收?”
“收下，你应该全部收下。”谭震林语气坚定。
“那群众纪律呢?”田秉秀有些犹豫不决。
“买卖公平，照价付钱。”谭震林壮她的胆，又说了些安慰的话，便告辞了。
打这以后，田秉秀心里很不平静，她感到自己与谭震林之间多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每逢见到他，她都以少女敏感的目光打量他：他个子偏矮，身材精瘦，但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老练成熟，豁达大度，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她还从有关资料中获悉：谭震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有超人的气魄和军事才能，但从不骄矜自傲，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口才非凡，作报告不用讲稿，见解独到，语言娓娓动人，听他的报告，能在轻松愉快中受到深刻的教益和鼓舞。这种文韬武略之才，确是她所敬重和向往的。但当章蕴向她转达谭震林对她的爱慕之意时，她却默默无语，内心充满矛盾，她需要他这样的良师益友，但是她觉得自己还年轻，不愿过早恋爱、结婚，她要在抗日工作中干出一番事业。
谭震林一次生病的时候，章大姐劝田秉秀作为一般同志去看望他。田秉秀去了。她坐在病床边，安慰他好好养病。两人倾心地谈着，谭震林情不自禁地握着她的手，坦诚地倾吐出自己的心思：“田秉秀同志，如果你愿意，我愿我们结为终身伴侣。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感情上能互相体贴，生活上能互相照顾，对我们的事业都有好处。当然，你要是不愿意，我也不会勉强，不会使你为难。强扭的瓜不甜嘛!请相信我对你的一片赤诚之心。”
“这……我还没有考虑好。”田秉秀羞赧地低下头，圆圆的脸蛋泛起一抹红晕。
“是啊，终身大事，应该深思熟虑。”谭震林深情地望着田秉秀，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不久后的一天傍晚，几位要好的同事被请到谭震林住的老乡家中吃晚饭，饭刚吃完，就有人出主意了：“谭司令，田秉秀同志想和你单独汇报一下思想。”田秉秀还没明白过来，伙伴们呼啦一下全跑出了大门。她刚站起身，门都被关上了，并且外面传来落锁的声音。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田秉秀感到十分难堪，她跌坐在椅子上，呜呜哭出声来。
谭震林安慰她：“你别难过，不要哭。这些人是胡闹、恶作剧。他们以为恋爱结婚也像打歼灭战一样，可以速战速决，其实完全错了，虽然他们出于好意，却是在帮倒忙。门能上锁，心能锁吗?”听到这里，田秉秀停止了哭泣。谭震林再三向她道歉，说让她受了委屈，他感到不安，接着对她掏出心里话：“我对你有好感，你年纪轻轻，办事稳重，干脆利索，有股魄力，好好干，会大有作为。至于恋爱结婚，可要自愿，你不同意，我决不强迫命令。”
经他这么一说，田秉秀心情舒畅多了，她觉得谭震林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我们谈谈心，怎么样?”谭震林语气诚恳。“我现在没有心思，我想走。”“大门都锁上了，你怎么走嘛?”“我从窗口走。”说完，田秉秀果真从窗口跳了出去。
三
不久，组织上调田秉秀担任三支队军代表兼谭震林的秘书，田秉秀跟谭震林接触的机会就多了。她发现谭震林不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她照顾她，对她的工作也给予热情有力的支持。她还觉察到，这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经常忍受痢疾、咯血、疥疮、盗汗等多种疾病的折磨，却仍忘我地工作、战斗，他是多么需要一位知心的伴侣照料他的日常生活啊!每当想到这些，田秉秀那白皙的面庞上便泛起阵阵红晕，心中有一种甜滋滋的感觉。她从心底里深深爱上了这位工农出身的将军。从此，他们的交往更密切了。
一天，田秉秀又来到谭震林住地。谭震林从军衣口袋里摸出一枚精致闪光的银质纪念章，把它别在田秉秀的胸前。田秉秀腑首看着，只见中间镶嵌着一个鲜艳的红五角星，两边各有两个字：“抗日”、“救国”。她抬起头。两人四道热灼灼的目光碰撞在一起，一股幸福的热流在各自的身上奔涌。“震林，”她终于第一次这样称呼他，“这枚纪念章是从哪里来的?” 谭震林兴奋得面泛红光，津津有味地向她叙述起纪念章的来历：“有几位南洋的华侨学生，辗转几千里，来到皖南参加新四军。这是他们送给我的礼物。”现在这份具有时代特征的礼物已成了他俩赤诚相爱的象征和喜结良缘的信物。
“秉秀，我们结婚吧，就在中分村，就在这映山红盛开的季节。”谭震林激动得声音有些颤抖。
“我听你的。”田秉秀含情脉脉地说着，依偎在谭震林的怀里。
“秉秀，军部对军人结婚要求很严，特别强调要自愿。我们还是向军部打个结婚报告吧。”谭震林遇事沉着、老练，在婚姻问题上也不马虎从事。
1939年6月，谭震林与田秉秀终于结为伴侣。
结婚以后，他俩在漫长的革命征途和人生之旅中，同甘共苦，肝胆相照，谱就了一曲脍炙人口的红色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