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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的爱情

2007年,付强老人在报告会《不朽的军功章》中潸然泪下。

    个人史就是民族史的微缩,折射出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坚韧。

    韶关惠民路干休所的老奶奶付强已逾耄耋之年,曾与丈夫詹政权一起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她晚年,笔录她口述的往事,勾勒她人生的轨迹,不仅仅是留下一部弥足珍贵的个人史,更是为我们自己筑起一座精神高地、一座情怀丰碑。

    新婚一夜,夫妻俩奔往朝鲜战场

    时光倒流至1950年11月。入冬的北京城,在阵阵风雪呼啸中,迎来渐渐苍茫的暮色。朝鲜的局势让北京的这个冬天无比寒冷。那天,北京城一座部队大院中,20岁的付强正跟心上人詹政权一起走在雪地里。

    20岁,是一个女人最美的年纪。豆蔻年华,如花似玉!这一年是付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那些记忆滚烫地烙进骨子里,从未因为时光的冲刷而日渐模糊。

    天空又开始飘起绒绒小雪。付强一身绿军装,扎个红围脖,俏生生的模样在皑皑白雪中绽放得格外美丽。院落中,光溜溜的树杈被冻成一条条冰凌。“真冷啊!”詹政权心里有话,却一时开不了口,只是空落落地感叹一声。詹政权掸掉付强肩头的雪花,又仔细地帮她把围脖弄得更加暖和紧实。做完这些,詹政权像鼓足很大勇气,才开口说:“组织派我去朝鲜,要上前线打仗。后天一早,我就跟大部队出发。”

    付强跟詹政权在一个单位上班,早已听到类似消息。但听爱人亲口说出来,她还是怔了一下。不过很快,付强平静下来,拢了拢齐耳短发,说:“政权,我想过了,我跟你一块去。”

    詹政权想象过无数回自己和付强分别的揪心场景,但唯独没想过要拉付强一起上前线。他连忙摇头:“那不成!你一个姑娘家,上了战场能做什么。”

    “你能干啥,我就能干啥。”付强心意坚决,“这几年,我一直跟着你学无线电技术侦察,业务还过硬吧。再说,咱俩一块去,在战场上遇到啥危险,彼此也有个照应。”在付强心里,她认定了这个男人,就一条心跟他往前走,不管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

    詹政权原是泰国华侨,祖籍广东饶平,1919年12月出生在泰国曼谷一个富裕家庭。父亲詹竹青是一名爱国侨胞,在曼谷做生意。抗日战争爆发后,爱国华侨踊跃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9年9月,詹政权加入“南洋学生爱国服务团”,回国参加抗日,与许多爱国侨胞一同来到重庆。那时,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想让这些侨胞加入国民党。但詹政权立志要找到共产党八路军,后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前往延安。

    一路上,为了维持生计,詹政权把戴的手表、金戒指,穿的皮鞋全卖了,跋山涉水总算走到延安。1940年,詹政权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延安生活艰苦,抗大财政紧张,詹政权把父亲从泰国汇来的钱悉数上交组织,支持抗日。在延安,詹政权这个富家子弟,天天纺线、挑柴、烧炭、开荒,所有农活一样不落。因为表现突出,詹政权在1940年8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跟着部队参加了延安保卫战、淮海战役,一路胜利地走进北京。

    多年以后,也就是1949年的夏天,付强来到北京,被组织安排到詹政权所在单位上班。正好,詹政权付强的组长,算是师傅,天天手把手教她业务。付强住的地方离工作地方有挺长一段路。每晚值完夜班,詹政权陪着付强散步,送她回去,一路上给她聊打仗时耳闻目睹的英雄故事。詹政权的经历,在淳朴单纯的付强眼里,无疑具有迷人的传奇色彩。再加上,詹政权识得五线谱,吹一口悠扬好听的口琴,人也斯斯文文,典型知识分子的模样。日子久了,两人渐生情愫。有一回,詹政权硬拉着付强去照相馆照相。两人规规矩矩地照了几张合影。等从相馆里取回照片,詹政权郑重其事地把合影寄给远在泰国的父母,附信说:“二老,你们的儿媳妇好看吧。”当时,因为付强年轻,两人虽没结婚,但在心底已那么认定。

    想想两人相处的点点滴滴,其实,詹政权也万般舍不下付强。经付强那么一劝说和坚持,詹政权欣然同意了她的想法,但思量一下,皱眉道:“可这事咱俩合计不算,还得经组织同意啊!”

    两人当即去找领导汇报。领导是打过仗的人,最能体会这种感情,听他俩说完,呵呵一乐:“你俩要一起上前线,倒是可以。但得先结婚。结了婚,你俩成了合法夫妻,这事就在情在理。”付强拉着詹政权当场表态:“我俩现在就申请结婚。”由于工作的特殊,付强和詹政权所在单位的男女结婚,只要组织批准,无需到地方民政部门登记,也不领什么结婚证。詹政权付强在领导那征得同意,就算组织批准,正式结婚了。

    两人从领导那里出来,天色已暗。詹政权拉着付强,边走边说:“后天咱俩就得走,这结婚可就委屈你了。”当晚,两人把铺盖搬到一个屋子里,往一张床上一摆。这婚就算结了。虽说是新婚之喜,但两人想的更多的是去朝鲜战场的事,比如要带齐哪些东西方便开展工作,毕竟朝鲜那边条件艰苦,缺东少西的很正常。

    第二天,詹政权早早地就起床,跟着几个战友一同赶去天津的工厂,买发电机和一些零部件。付强也照常去上班。领导关心说:“虽然时间紧,但结婚也得有个仪式。我让礼堂的人下班后放场电影,为你和政权庆贺一下。”下了班,付强约上一些同事去看电影,还弄来一包喜糖。一边看电影,付强一边等詹政权。左等右等,等到夜里12点多,詹政权才赶回来。两人一起给大伙发了喜糖,当众宣布结婚啦。

    电影看了,婚礼也算办了。两人欢天喜地回到家,一看表,都凌晨1点了。早上7点钟,他们就得随大部队出发。夫妻俩洗洗赶紧睡了。6个小时后,这对新婚夫妇义无反顾地奔向朝鲜战场,那里的炮火硝烟算是为他们的蜜月之行燃放的好大一朵烟花。

    蜜月之行,夫妻俩走在炮火硝烟中

    一列火车,满载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雄赳赳地驶向朝鲜战场!

    火车上,付强靠在詹政权肩头,出神地看着车窗外一掠而过的山山水水。同一节车厢里,还有他们单位派出的40多名战友,组成一支工作队,其部队番号为志愿军司令部八中队。当时,工作队队长是刘平,詹政权担任副队长。

    “饿了吧?”詹政权问妻子,随手从挎包里拿出一个馒头,掰成两半,夫妻俩分着吃。但馒头冻得有点发硬,咬起来费劲。詹政权端来一杯开水,说:“蘸点水,容易下口。”丈夫的体贴温柔让付强心里像淌了蜜一般。她看着丈夫啃馒头的模样,幸福的笑容在脸上漾开,耳畔是车轮滚滚的轰鸣声。

    不知道命运的车轮,要把这对夫妻带向怎样的境地?

    想来命运确有几分神奇,竟把农村丫头付强和詹政权这个归国华侨牢牢地绑在一起。1930年,付强在河北定县(现称定州)西城村呱呱落地。1937年,随着共产党对晋察冀边区的开辟和巩固,八路军进驻定县,一到西城村,首先是办学,让男孩女孩全部上学。那会,无论家穷家富,孩子上学不用交学费和伙食费。有人家里穷的,早上熬一锅粥,喝上一碗,然后嘴一抹,哼着歌儿欢欢喜喜去上课。在学校不上课时,女孩纺线,男孩捡柴,日子其乐融融。在1948年土改运动之前,付强家算是中农,有好几亩地,在冬天农闲时还开个木材场。付强的老父亲思想进步开明,1939年就入了党,把付强这女娃送到边区的学校念完小学,又念中学。1948年,党组织在边区中学挑选40名根红苗正的男女学生入伍,其中有付强。入伍培训一阵子,付强成为一名副排级干部,到北京工作,从而与詹政权相识相恋。细细一想,付强自己也不禁感叹,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

    姻缘算是如意地牵上了,但前方的路却是生死未卜。夫妻俩和战友们坐火车到黑龙江丹东,原本打算经一座跨江大桥走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可等詹政权他们到了丹东,那座跨江大桥早被美军飞机炸得稀巴烂。没辙,詹政权付强只得跟着大部队绕道宽甸,准备从冰封的江面上过江。那会天寒地冻,美军飞机还时不时飞来侦察,在鸭绿江上扔几个炸弹,乱炸一气,把鸭绿江数尺之厚的冰面炸出好多窟窿和裂缝。寒风在辽阔的江面上猛劲地吹,冰面又冻又滑。詹政权护着妻子,说:“你跟我身后,我先探路!可别掉进冰缝里。”詹政权走在前面牵着付强,小心翼翼地挪着步子。正走着,听得天空一阵轰鸣,一架美军战机飞来侦察。“趴下!”为了不被美军飞机发现,詹政权付强趴在冰面上,匍匐身姿向前爬。冰面寒气重,人往上一趴,阵阵寒意透心入骨。“来,你趴我身上。”詹政权怕妻子冻着。“不……用……我……能行。”付强扛不住寒气,冻得说话直哆嗦。“快点,别磨蹭。就当我背你过河。”詹政权一把拽过妻子,让她趴自己背上。他就这样背着妻子,在冰面上慢慢爬过鸭绿江。

    躲过美军飞机的侦察,好不容易上了岸,夫妻俩总算站在了朝鲜的土地上。然而,战争的残酷并不因为夫妻的恩爱而有所怜悯和仁慈。

    1950年12月,工作队连夜行军南下,奔往志愿军司令部机关所在地朝鲜桧仓郡大榆洞。那阵子,美军飞机肆无忌惮地对我志愿军进行全天候地毯式轰炸。无可躲避,工作队只好夜间乘军用卡车悄悄前进。漆黑的冬夜,为了不让美军飞机发现,军卡都不开灯。不幸的是,一天晚上,美军飞机投下一颗照明弹。军卡司机被刺眼的光亮一晃,看不清道路,开着卡车翻入路边稻田中。随之,美军飞机丢下数个汽油燃烧弹。工作队队长刘平当场被炸伤脑袋,但高唱军歌鼓舞整个工作队战友的士气。万幸的是,付强只被飞溅的弹片一下划中面颊,鲜血直流。但她看到一个汽油弹重重地砸在丈夫詹政权的后腰上,还将外衣烧着了。她顾不得自己的伤势,一下扑过去,双手刨出大把泥土,及时捂灭了那腾腾烧起的火苗。“好了,赶紧救别人。”詹政权急着催道。这场空袭让工作队两名战友牺牲。其中一名战友和付强是老乡,被卡在起火的汽车里没逃出来,被活活烧死;另外一名战友很年轻,是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官,当场被炸死。付强用被单裹住两人的遗体,和战友将其抬到路边一空着无人的农舍里,然后再去救护受伤的队友。这是付强第一次真正领略到战争的残酷滋味,她一边流着泪,一边给伤员包扎伤口。忙了一整夜,早上,付强和战友一起去找那放在农舍里的战友遗体,想好生给他们安葬了。可到那一看,怎么都找不到那两具遗体。不知是被野狗叼走了,还是被朝鲜百姓悄悄埋葬了。但愿是后者!付强心中一阵哀婉,迎着冷风吹,眼泪很快在脸颊上结冰,冻得生疼。

    队长刘平重伤后,副队长詹政权接任队长,和妻子付强数度面对战场上的生死考验。1951年3月,工作队在行军途中,又遭到敌军飞机的轮番轰炸,两位队友当即被炸得血肉横飞。另一名队员赵澄身负重伤,胸口被弹片掏出一个大窟窿。付强从衣服上撕下布条给他包扎伤口,用手死命捂住那汩汩淌血的窟窿,可鲜血不停地往外冒。付强哇哇地哭着喊丈夫詹政权来帮忙救人,但无济于事。付强至今都记得,战友赵澄去世时,紧握双拳,死不瞑目。詹政权付强夫妻俩和队友们将牺牲的战友就地埋葬后,继续冒着炮火前进。真可谓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立功战场,夫妻俩为儿取名胜美

    正是数九寒天,工作队到达大榆洞,奉命在志愿军司令部机关驻地安营扎寨。顶着零下40多摄氏度的严寒,工作队所有人都挤在低矮潮湿、深达两三里的山洞里。架上瓦斯灯,在地上用稻草铺出一个几十人挤着睡的大通铺,这洞就成了工作队全体队员的“窝”。

    付强是工作队中唯一的女同志。那会,她跟大家一样,头发剪得很短,戴着大棉帽子,穿着厚厚的军装。不熟悉她的人不留心,真不知道她是个女人。住进坑洞的头一天,看到那大通铺,想到自己要和一帮爷们挤在一起,付强心头确实犯难和别扭。“将就一下。”詹政权知道妻子的心思,指着通铺最靠里的两个铺位说,“咱俩睡最里面,没事还能说说悄悄话。”付强被丈夫逗乐了,欢欢喜喜地把夫妻俩的睡铺收拾好。坑洞不是专门构筑的工事,实际上是个矿洞。洞内狭窄的通道中,一半被水浸泡着,洞顶还滴滴答答不时落下些冰冷的水珠。到了晚上,因为天很冷,付强不脱外套,和衣而睡,盖上被子和丈夫詹政权挤在一起,倒也暖和。听得偶尔传来的水滴落下的声音,詹政权打趣说:“咱住在水帘洞啦。”

    那阵子,由于敌机猛烈轰炸我志愿军后方补给线,志愿军粮食、被装、油盐等物资供应很困难。工作队的队员们吃不上蔬菜,都得了夜盲症。到了晚上,大家看不见东西,甚至连天上的星星都看不到。有一次,志愿军司令员彭老总派人给工作队送来1根大萝卜和3个苹果。那根大萝卜被切成萝卜丝,放进汤里。那3个苹果,面对工作队40来号人,就不好分。大伙坐在坑洞里,轮流拿着苹果闻一闻,都没舍得咬,就放回了原处。苹果放着烂掉,也不是个办法。有队友提议说:“付强是咱队里唯一的女人,比我们男人苦多了,苹果就奖励给她吃吧。”队友们一致赞同,把苹果硬塞到她手里。

    经队友们好一阵劝,付强最后只要了1个苹果。就连这1个苹果,付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丈夫詹政权。她把苹果送去给詹政权,说:“你是队长,吃了苹果身体好,才扛得住全工作队的事。”詹政权看了看苹果,又塞给付强说:“你拿苹果时,我就知道你自己不会吃。工作队的同志都很苦,我这个队长更不能独吃这苹果。”“你不吃,我只有放回去了。”付强拗不过丈夫,心中有点委屈。“也别放回去了,你想想法子把3个苹果分了,让工作队每个人都尝一点。”詹政权叮嘱妻子。付强就依了丈夫的话,将仨苹果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给队友们分着吃了。

    条件的确艰苦,但看到从战斗前线换下来休整的战士,工作队的队友们就知道自己这点苦根本算不上啥。大冬天里打仗,战士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冰天雪地里一趴就是好多天,队伍里有好多冻伤的战士。再加上前方阵地吃不上盐,大部分战士的眼睫毛掉得精光。付强站在坑洞口,看到这些战士,就不停地抹眼泪,跟丈夫念叨:“这一仗可坑苦了那些战友。”詹政权面色凝重,心头盘算的事多,蹦出一句:“咱得多搞些情报,摸清美军的路数,多打胜仗,才是硬道理。”说完,连饭都没顾上吃,詹政权带着队友们,不分昼夜地开展情报侦听工作。

    他们在洞里打开电台,只有把电台天线高高地架到洞外,才能侦听、截获到敌军情报。但天线一架出去,稍稍一露头,很快就引来敌军的侦察飞机。为了不暴露目标,工作队只得在深夜,借着夜色掩护架出天线。那阵子,国内大后方也有一大帮技侦人员在侦听敌军情报,然后将情报源源不断地发给工作队。工作队把所有情报综合起来,分析破译后,再呈送给志愿军司令部。在高强度的工作中,有队员忙着侦收情报,顾不上去厕所,好几次竟不知不觉尿湿了裤子。工作队卓有成效的技侦工作,为志愿军司令部提供了一条条极有价值的作战情报。志愿军司令部特意向派遣工作队的有关部门发去致谢电,大意是“在工作队全体同志紧张积极的工作下,让我们更加及时准确地掌握了敌情材料,为战略指挥上作出了颇大的贡献,因而保证了屡战屡捷,特此致谢”。工作队队长詹政权也因此在朝鲜第二、三、四、五次战役中立功受奖,荣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

    1951年春末,天气转暖,战局胶着,战场形势呈拉锯状态。付强猫在洞里,不再是连天都听到隆隆炮声。组织上体恤詹政权付强夫妻俩和队友们挤在一个洞子里的艰辛与不易,就让他们夫妻找个地方,单独住一块。詹政权领着付强在山沟沟边挖了个猫耳洞,在洞里铺上树枝稻草,算是夫妻俩在朝鲜战场安上了第一个家。安好家后,虽说在战场上生活依然艰苦如昔,但夫妻俩的小日子过得恩爱有加,有滋有味。过了一阵,付强怀上了詹政权的骨肉,不怎么爱吃饭。闻知此事,彭老总让人给付强送去一篮桃子,让她换换口味。工作队的队友们知道付强怀孕的喜事后,特别高兴,都商量着怎么给小孩取名。商量来商量去,队友们最后对詹政权夫妻说:“生个女孩,就叫抗美。生个男孩,就叫援朝。”

    1952年底,付强生下老大,是个女孩。夫妻俩依照队友所言,为其取名“抗美”。1953年,付强怀上老二,生下后是个男孩。那时候,朝鲜战争已停战,詹政权付强也已离开朝鲜,回到国内。夫妻俩想了想,中国在朝鲜战场上已经打赢了美国,就没有给老二取名“援朝”,而是取名“胜美”。夫妻俩以这种特殊的形式,纪念他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峥嵘岁月。

    后 记

    付强说,对党忠诚,为党保守秘密,是我们技侦情报工在朝鲜战场的辉煌与苦难、血色与浪漫,几十年来,付强从未向他人说起。直到2007年8月,77岁高龄的付强应邀到北京参加总参举办的“不朽的军功章——来自军旗上的无名诗篇报告会”。报告会表彰了一批自1931年以来,在我军技侦工作领域具有特殊贡献的技侦人员。付强是其中唯一的女同志。至此,尘封已久的一段历史揭开面纱,付强和丈夫詹政权在朝鲜战场的故事渐渐为世人所知。

    走进报告会的礼堂,付强百感交集,因为此时她的身边已没有了丈夫詹政权。夫妻俩从朝鲜战场回国后,詹政权调空军司令部工作,1958年到总参某部任职。1960年,又因工作需要,调往广州军区工作,被授予上校军衔。同年,妻子付强随他一起到广州军区工作。1969年12月,詹政权因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攒下的旧伤病多次复发,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只好离职病退。1976年,付强转业到韶关地区广播电视局工作。1979年5月,詹政权在韶关惠民路干休所的寓所内病逝,终年60岁。是年6月,经组织批准,国家民政部追认詹政权为烈士。1985年,付强退休后,在韶关惠民路干休所休养……

    在报告会上戴着那金光闪闪的军功章,付强想老伴詹政权若还活着,这回就是夫妻俩一起来开会领奖,一起等到了这份等候几十年的光荣,一同来给大家讲述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勇事迹,那该有多么美好和圆满。然而,自己和丈夫已阴阳相隔几十年。夫妻俩在朝鲜战场上的那段传奇,只鲜活地生长在付强一人的回忆中。感念至深,泪如泉涌,付强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怀念自己和爱人詹政权在朝鲜战场上光荣而艰苦的岁月,怀念我们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战友。如果我爱人能活着参加今天的报告会,他一定会十分欣慰……”

    或许,很难用什么言辞去安抚这位老人此刻复杂的心绪,而报告会上的一首歌《无名花》正是送给付强最恰当的赞美:“无名花,花无名,悄然开在百花丛;不斗艳,不争荣,却把馨香付春风。人家都有名你无名,你没有去找大地诉说;人家红满枝头你不红,你没有埋怨阳光缺真情。无名花,花无名,无名的付出最真诚。无名的花呀,无名的兵,无名花开满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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