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13日上午9时，记者来到北京西四环附近的一家宾馆，比约定时间提早了半小时。刚进大门，一位身穿蓝色中式棉外套、头戴棒球帽的长者迎面走来，他就是刘伯承元帅的长子、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刘太行少将。
魁梧的身材、稳健的步伐、浑厚的声音，这位帅门之后承接了父亲从入伍当兵到军事教育的“衣钵”，却不曾亲耳聆听父亲讲述过去的战斗故事。“我爸爸在家里从来不谈战争，我所知道的大多是听周围的叔叔们讲的，还有就是从书上看到的。”不过，偶尔刘太行在吃饭闲聊时随口一问，刘伯承也会说上一两句。“比如有一次，我问爸爸什么时候认识叶挺的，他说是在南昌起义时认识的……”
于是，我们就以刘帅生前对儿子的只言片语为线索，追忆刘帅那段轰轰烈烈的往事。
“爸爸加入中国共产党缘于早年的一次腿伤。”刘太行说，爸爸一直坚持“不能见旗就拜”，所以他是在对党有了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后，才决定入党，并且“严格遵守党纪，任何时候都按党的规定和要求办事”。
1923年，军阀混战时期，刘伯承是“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部队中一员名将。10月，他在一场激战中右大腿中弹，前往成都疗伤。“医生认为伤势严重，必须截肢，但爸爸坚决不同意，他说腿锯掉就啥都不能干了。”刘太行说，后来刘伯承自己找了位中医慢慢调养。不久，他的右腿竟奇迹般地恢复了功能。
疗伤期间，刘伯承读了许多书，也思考了很多问题。他决定脱离军阀，“后来熊克武专门派人抬着大轿请他回去当大官，他也没去，他觉得军阀太腐败了。”
此时，刘伯承结识了在四川的中共党员吴玉章和杨闇公，一见如故，很快成了知己。刘伯承曾经回忆说：“1924年我在成都与闇公同志一起，可以说朝夕不离，论说局势。”
然而，当吴玉章与杨闇公征求刘伯承对共产党的认识时，他却说：“我对共产党还不了解，现在不能加入。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于是，吴、杨二人建议刘伯承先到各地考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再做决定。
1924年秋，刘伯承伤势初愈，跟随吴玉章，从重庆出发，取道贵州、上海、广州，最后到达北京。近一年的考察，从西到东，又从北到南，使刘伯承大开眼界，他认定中国共产党是拯救中国的希望所在。1926年5月，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介绍，刘伯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小时候问爸爸是怎么认识陈毅叔叔的，他告诉我是在1927年顺泸起义中认识的。爸爸是起义军总指挥，陈毅是党的代表，负责政治工作，这是两人第一次合作。爸爸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陈毅穿了件西服，看上去挺帅气的。”因为问到了陈毅，刘太行从父亲口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武装起义——顺泸起义，才知道父亲在秦岭“虎口脱险”的经历。
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北伐战争揭开了序幕。根据党的指示，他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名义回到四川，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在四川万县，刘伯承会见了当时在军阀杨森部队任党代表的朱德，两人又在重庆会见杨闇公，研究四川的起义计划。他们根据党的指示和四川的形势，决定发动驻防在顺庆、合川和泸州的军阀部队举行起义，由刘伯承任总指挥。这时，陈毅正由中共北方区派回四川执行任务，也参加了顺泸起义的领导工作。
1926年12月1日、3日，四川泸州、顺庆(今南充)相继爆发了武装起义，即顺泸起义。这次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领导的武装起义，为后来发动大规模起义，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顺泸起义在167天后失败。刘伯承根据党中央的安排，撤离泸州，东下武汉。当刘伯承一行3人途经秦岭时，在一条崎岖山道上遇到一只老虎。
“爸爸赶紧叮嘱大家不要紧张，不许吭气，他们就从老虎面前饶了过去。爸爸说，他后来还回头向老虎作揖，谢谢它帮了大忙。”说到这段细节，刘太行不禁笑了起来。
1927年7月，刘伯承闯过一道道险关后到达汉口。这时，周恩来准备到南昌组织起义，他对刘伯承倾慕已久，刚刚相见便邀他作为军事助手。“爸爸与朱德、贺龙早就认识，但和叶挺是在南昌起义中第一次合作的。”刘太行说，“爸爸与朱德、贺龙、叶挺都不一样，他参加南昌起义时没有一兵一卒，是"光杆司令"，主要负责制订作战计划，筹划路线。”
7月27日，周恩来在南昌江西大旅社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宣布前敌委员会正式成立，周恩来为书记。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刘伯承到第20军军部协助贺龙拟制起义计划。他与贺龙曾在四川讨贼战争中并肩战斗，相识已久，这次在南昌城重逢，又都汇入到了革命队伍之中，他俩格外高兴，很快就写好了计划。周恩来看后，又让刘伯承征求叶挺的意见。
刘伯承与叶挺，过去互闻其名却未曾相见。初次会面，叶挺只是仔细看计划，然后立即把计划退还给刘伯承，始终一言不发。刘伯承很奇怪，不知叶挺对计划持什么态度，就去问周恩来。周恩来笑着说：“噢，你还不熟悉他，他就是这个样子，要是不说话，就是表示赞成。”刘伯承一听，不禁笑了。
1927年8月1日起义时，刘伯承任统辖起义军的参谋团参谋长，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军史上的第一位总参谋长。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失败后，刘伯承转赴苏联，先入高级步兵学校，又入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1930年回国后，刘伯承立即被党中央任命为军委参谋长，并为中国工农红军确定内部的称呼。他在旧军队中多年，一向痛恨等级森严和对勤务人员的歧视。于是，他确定红军中的“司令”后面要加一个“员”，将旧称呼“护兵”“勤务兵”改称“警卫员”“公务员”，将“伙夫”改称“炊事员”……这些称谓在人民军队中沿用至今。
“我1939年出生时，爸爸不在妈妈身边，他给妈妈写了一封信，为我起名叫‘太行’。”刘太行说，“后来爸爸告诉我，根据我家的家谱，我是‘太’字辈，又生在太行山，所以就起了这个名。”
当时太行山条件艰苦，战争也很激烈。1940年下半年，徐向前去延安开会，经过太行山，刘伯承将1岁多的刘太行托付给他。“我是由徐向前和杨尚昆带到延安，交给朱德总司令代养，所以我叫朱德为朱爸爸。”直到1943年，刘伯承夫妇回到延安，刘太行才和父母真正在一起生活，“我很不习惯叫爸爸，而叫刘爸爸。”1945年夏天，刘伯承又到太行山，再次把儿子交给朱德照顾。
刘太行幸运地在延安长大，比他小一岁的妹妹刘华北却没有见到抗战胜利的阳光。在日本投降前两个月，只有5岁的小华北，在延安保育院里，被半夜潜入窑洞的敌人杀害了。“爸爸一直觉得对不起这个大女儿，可他从不提起。”刘太行回忆说，父亲只是在临终前偶尔清醒的时候，对夫人汪荣华说：“我太对不起大女儿了，没有把她养大。”
在刘太行的记忆中，身经百战的刘伯承元帅，在家是一位“对孩子成长非常负责”的父亲。“我读小学五、六年级时，语文课要背《社戏》《故乡》《鸿门宴》等许多课文，书都被我翻坏了。爸爸虽然眼睛不好，但自己动手帮我补书。”
刘太行在哈军工读书时，刘伯承每个月都用毛笔给儿子写一封信，关心他的成长。“信的内容很朴实，教育我要听党的话，联系群众，不要搞特殊化，遵守纪律，好好学习，准备为祖国的国防事业服务等。”
刘伯承对孩子们的要求也很朴实：能够自己养活自己，有条件的情况下为国家做些事情。刘太行至今记得父亲在临终前留下的遗嘱：“爸爸要求我‘自食其力，实实在在为国家为人民做些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