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摔，改变了他的一生。曾传说当时是有人把他从楼上推下去的，邓朴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坦诚地说：“没有。我当时实在无路可走，我绝望了。我是自杀的。”
邓小平夫妇与长女邓林、长子邓朴方在武安期间
“邓朴方”这3个字，和中国的残疾人事业紧紧相系。邓朴方无疑是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名门之后。他的家庭比较特殊，但是他从来没有享受过特权。高位截瘫的他不屈从于命运，拖着病残之躯为改善残疾人的生活而奔走呼号。他致力于弘扬人道主义，却曾遭受过不人道的待遇。有人说，他个人的大不幸，因此成为中国残疾人这个弱势群体之大幸。
这位中国残疾人事业开拓者坦承自己能有今天，离不开父亲邓小平的背景。“我不能说我做的事情都是自己做的，没有父亲这个背景。起码一点，我要去见某个领导人，人家肯见吗?这只能是给你一个背景，给你一个条件，给你一个便利，但你用不好还是做不成事。当时我做残疾人工作时就有一种想法，就是不要依靠父亲，要依靠自己来做事情。”邓朴方坦言：“我要请老爷子题词，他当然会，这是善事嘛，有什么不好呢?但是我这个人可能有点别扭，就是不想，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私心。”
未名湖畔的悲剧
邓朴方出生在战争年代，幼小的他随着父亲转战迁徙，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家迁往北京。
在北京市第十三中学读书时，很少有同学知道他是总书记的长子。邓朴方和其他中学生一样，显得极为平常，他经常留个小平头，穿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大褂，骑一辆自行车。如果不是他成绩出众、人缘又好的话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在当时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发展核武器、走富国强兵之路成为中共决策层的共识。和当时的一些有志青年一样，邓朴方也对核武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62年秋，邓朴方以每门功课平均90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
大学里，邓朴方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他勤奋学习，认真钻研，成绩一直保持优秀。他兴趣极广，经常与同学们一起纵谈天下事。然而，就在他期待毕业后献身于祖国原子能事业之时，中国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大劫难猝不及防地爆发了。
1966年6月1日，已经是大学四年级的邓朴方和同学们结束了在大渡河畔峨县的“四清”工作，告别山乡和汉彝两族的乡亲们，乘火车返回北京。车厢里欢声笑语，大家回味着几个月的农村生活。突然，广播里播出《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使得邓朴方和他的同学们热血沸腾。
回到学校，邓朴方和其他对政治很积极的同学一样，立即投身“文革”洪流，而且被选为系里的文革小组副组长。
随着这场“大革命”的愈演愈烈，邓朴方感到了困惑，就在他苦苦地思考着的时候，“四人帮”的魔掌悄悄地向他和他的家庭伸了过来。
很快，父亲邓小平成为斗争核心，被批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家子女就此卷入政治风暴的漩涡中心。邓朴方以及姐姐邓林和妹妹邓楠都在各自的学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造反派试图从他们身上拿到父亲邓小平的罪证。
在揭发邓小平“罪行”时，邓朴方在苦闷中不知不觉喝上了酒，并能一口气喝上半瓶白酒。一次，他偶然在校园里遇到同窗好友，一同散步到颐和园的后湖。坐在山腰的树林里，喝了一通酒后，邓朴方直言道：“‘文化大革命’打倒这么多人，毛主席这么搞，必定要骑虎难下。”“林彪、江青这样干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们一定要垮台。也许要有很长的时间，国家怎么能经得起他们这样闹!”
邓朴方吐出的这番酒后真言，被北大的造反派聂元梓一伙所掌握。此时正值1968年“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邓朴方的言论列为重大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受到聂元梓一伙的重点专案追查。于是，把他打成了反革命，取消了其预备党员资格。
他们把邓朴方秘密押在北大东门外那座灰色的大楼里，企图诱胁他说出更多类似酒后真言的言论，并把这些言论强加到邓小平、卓琳和其他老革命家身上，以便加重对邓小平等人的迫害。为达到罪恶目的，聂元梓等人不惜采用各种卑鄙手段，使邓朴方无法吃，无法睡，无法坐，无法立。长达四五个月的监禁，邓朴方坚贞不屈，使他们一无所获。他们竟残忍地把邓朴方往死里整，往绝路上逼。
无法忍受的邓朴方，只能以死抗争。1968年5月，他在绝命书中写道：“我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但是，由于我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别是对我父亲的问题很不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这些话涉及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核心秘密的事，这些不能扩散。现在造反派非要我讲(不可)，我不能讲。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走了……”
写完绝命书，邓朴方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推开一扇窗，从三层楼上一跃而下。他的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于腰部拦了一下，之后翻了一个滚，背部先落地。“嘭”的一声，他的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了。
这一摔，改变了他的一生。曾传说当时是有人把他从楼上推下去的，邓朴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坦诚地说：“没有。我当时实在无路可走，我绝望了。我是自杀的。”
对那段梦魇般的往事，邓朴方曾这样回忆：“开始被送到北医三院，住了一段时间，没有做手术，后来就被送到北京大学校医院。苏醒过来以后我心如死灰，生和死已经无所谓了，哀大莫过于心死，真是一种心死都不会感到痛苦的状态。”
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邓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这时，有一个人让邓朴方终生难忘，他是北大工宣队的王凤梧师傅，他一直帮助朴方，给了他生活的勇气和希望。后来，在被送到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济院的日子里，同屋的病友们不但没有歧视他，反而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在他最困苦的时候，正是这些朴实善良的残疾病友们，给予了他世间最珍贵的温暖。
父亲特别的爱
1969年，林彪发布了著名的“一号命令”，并假借中苏局势紧张为名，宣布在首都北京实行“战备疏散”，命令将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遣送到河南、江西等地。当时，邓家只剩下邓小平、卓琳及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3位老人。他们在接到命令后丝毫不敢怠慢，在稍事收拾之后便于10月20日飞抵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被下放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这时，邓朴方在清河救济院过着艰难而孤独的生活。
邓小平到江西后，心里依然牵挂着数千里之外的儿女们，特别是他得知邓朴方被迫害致残的消息时更是心急如焚。1971年6月，经过父亲邓小平的多次争取，中央最后同意把邓朴方送到江西。
在江西的这段日子，邓朴方感受到了邓小平深深的父爱。邓朴方记得，见面时，“老爷子没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就是眼睛看我，无言相对。我不记得当时是流泪的，但是心里面的泪是在流，也许淌的是泪，也许淌的是血。那个时候像我这样的，党籍也开除了，又没有职业，别人都分配工作了，有工资，我也没有工资，拿中办发的生活费，还有老爷子工资里扣除的生活费，等于是一个无业的人了”。邓朴方来到江西以后，夏天最难熬。邓小平夫妇上午要到工厂上班，下午才能照顾他。邓朴方下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整天躺在床上，每天都要为他擦澡、换衣服。当时，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已经70多岁了，每天烧菜做饭已忙得不可开交了，卓琳的体质又差，所以邓小平成了主要劳动力。每天下午擦澡时，卓琳将水热好，然后组织全家人一起将邓朴方抬到洗澡间。常常是擦干净了儿子的身子，父亲出了一身汗。邓朴方回忆说：“老爷子并不说什么，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做得都非常认真细致，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厂里知道了这个情况，特意派了一位身体好、思想也好的中年妇女缪发香来专门护理邓朴方，这才使邓小平稍稍轻松了一些。
体力上轻松了，思想上却怎么也松不下来。看到躺在床上的儿子，邓小平总在想，本应加入科技人才行列的青年却躺在这里一事无成，他的路还很漫长，该怎么走呢?要让儿子坚定地活下去就应当让他感到充实。从来很少求人的邓小平为了儿子向工人师傅求助了。
一天上午，邓小平试着对所在修理车间负责人陶端缙说：“陶排长，厂里有没有电机方面的工作?”陶端缙很诧异，邓小平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呢?莫非他不想当钳工了。但他搜肠刮肚地想，厂里也没有电机方面的活，只好老老实实地说：“我们这儿没有。”
“那有没有无线电方面的技术或者收音机方面的的事情可干干?”邓小平又问。陶端缙更奇怪了，老邓怎么了，以前从来没有提过这么多问题啊!他问道：“老邓，您打听这些干什么?”
邓小平如实说：“孩子在家里闲着。这孩子很聪明，学的又是这个专业，能在这方面干点活儿就好了。”看着邓小平那双充满父爱的眼睛，陶端缙又是同情，又是着急，但他又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看到陶端缙着急，邓小平也有些歉疚。但是，对儿子的关心使他忍不住又问：“陶排长，你有没有收音机，让他修理一下。”陶端缙说：“老邓，不瞒你说，我一家只有四五十元的工资收入，上有老人，下有4个孩子，哪有钱买收音机啊!”
邓小平点点头，轻轻说“我知道了”，又干起钳工活来。
适合儿子的活儿没找到，但邓朴方的事却挂在了工人的心中。工人们为邓朴方翻砂做了一副哑铃，还特意为他做了一副床架，安上拉力器，便于他锻炼上肢。
邓朴方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时父亲母亲还想让我做点什么事，我也想找到什么事做做，让我在工厂当修理工，修理收音机什么的。结果江西那些工人都穷，父母到处搜集，没找到，家家都没有收音机。后来想做个什么东西，就把家里的照相机拆了，拆了再装，装了再拆，把一个破的照相机给修好。家里书多，从家里走时就把书背出来了，一个礼拜能看这么一摞书吧，那时候看书看得比较多。”
父母的慈爱，工人的关心，使邓朴方在生活的海洋中张起了风帆。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读书学习，表现出了顽强的毅力。工人们听说了，都赞叹：别看邓朴方残疾了，但将来准能干大事情。这个大事情，十几年后果然被邓朴方干成了。他主持创建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闯出了残疾人自强自立的一条新路。
邓朴方在北京残奥会圣火采集启动仪式上致辞
投身于中国残疾人事业
邓朴方是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开拓者，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就是他一手创建的。当年，他在301医院住院的时候，一个叫陈晋云的教授曾经三次提出中国应当发展康复医学，这给了邓朴方很大的启发。
自1983年起，邓朴方和同为残疾人的王鲁光(王树声大将的儿子)等开始筹建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邓朴方创业之初只是想成立一个残疾人康复中心，但随着对中国残疾人状况的深入了解，他决定把残疾人的福利工作当作一项长期的工程，推向全国的各个角落。1984年3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正式成立，4年后这个基金会与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合并，组成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邓朴方任首任主席。“当时，一方面筹备康复中心，进行规划设计开始找了国内少数一些康复专家，把他们都集中起来，探讨康复中心怎么做。另外一方面做个基金会要筹集资金，在筹集基金的过程中就要宣传，这时不断有残疾人找到我们，他们很痛苦，碰到这些事情又不能不管，于是乎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做下来，就把我拽下水了。”
邓朴方在给残疾人筹集资金时，曾给他本人带来不小的麻烦。邓朴方说：“1988年的时候，就说我是全国最大的贪污犯，1989年动乱的时候也说我是全国最大的贪污犯，说我在国外的个人存款达到300多亿美金。我后来开过记者招待会，我说你们谁去把这300多亿存款找出来，我只留1%就够了，其他都捐献给国家。”
后来，邓朴方想通了：“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能变得了吗?而且我也想了，我都死过的了，剩下的都是赚的，我没想到我能活到现在。”
央视记者曾这样问邓朴方：“您是连续四任中国残联主席，一度有人用轰轰烈烈来形容中国残联事业的发展，您觉得您的特殊身份帮了您吗?”邓朴方回答道：“作为我父亲，我也知道，他是愿意我做这个事情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请他为残疾人专门说过什么话，也没有请他为残疾人题过什么词，这也许是自己的一种想法吧。觉得要干事业，要我自己来干，不能靠父亲的声望。那么当然，我有很多机会，可以见到一些我想见到的人，那么这是非常好的机会，我不能见到这些领导人，我就没法向他们来解释残疾人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我们需要做什么。现在我也正好有了这样的机会，那么把这个机会利用上，就可以使残疾人事业的发展过程，能够减少一些困难，或者稍微顺利一点。”
邓朴方为了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付出了许多感情。他看到残疾人不能就业、不能上学，没有钱摆脱贫穷，甚至遭受不公正的对待、歧视、偏见，他感到痛苦。更让他痛苦的是，有时没有力量去帮助他们解除痛苦。而每做成一件事情，看到他们从困境中摆脱出来，那种激动的心情常人无法体会。他说：“残疾人事业是让人流泪的事业。做不成事情要流泪，做成事情也要流泪，每一件事情都激励我继续前进。”
在残联初建时没有基层组织，他决心把县级残联建立起来，亲自去湖南考察工作。他发现每次开会讨论，与他随行的一位副理事长总在打盹。邓朴方因此对他的工作表现不满意。一年后，湖南省县级残联却在这位副理事长的努力下全部建立起来了，他也因病去世了。得知真相后，邓朴方说：“他忍着病痛，把县级残联建立起来，这样的人是非常伟大的。而我当时却有歧视的想法，我现在想起他是很内疚的。”每每谈到动情处，他的眼睛湿润了。
众多国际荣誉的背后
中国残疾人事业由小到大，从单一的收养救济型发展为以“平等、参与、共享”为目标的综合性社会事业;残疾人由受助者成为参与者，生活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外界认为，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与邓朴方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邓朴方曾在多个场合表示，他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建立起人道主义的思想体系，只有在人人相互尊重、大家共同富裕的社会环境中，中国残疾人的生活才会得到根本的改善。在他眼里，人道主义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本”，是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是倡导平等、反对歧视、关怀弱者、尊重人权。他说，人道主义思想中有值得注意的一个范畴是博爱，爱生命，爱他人，爱人类，爱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
这些年来，邓朴方以残躯诠释着博爱，经常到基层调研。所到之处，邓朴方与各级党政领导座谈，听取残疾人工作情况汇报，查看各种材料，详细了解残疾人工作生活的情况，并深入社区、工厂、贫困残疾人家庭，与残疾人工作者和残疾人面对面交谈，了解他们的困难，倾听他们的心声。2002年2月，邓朴方坐着轮椅，深入到广州、顺德、佛山、惠州、汕头、潮州、揭阳等地的城市、乡村，调查残疾人的工作、生活状况，研究广东省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前景。10天的岭南之行，邓朴方风尘仆仆，从珠江畔到南海边，不顾疲弱之躯，连续考察了广东省7个城市的残疾人工作，留下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在两天的汕头考察中，邓朴方对这里的残疾人工作普遍感到满意，惟独为一件“小事”发了脾气。
在汕头市举行的残疾人工作座谈会上，残疾人高光汉反映：因为许多健全人假冒残疾人用三轮车搞营运，扰乱了城市交通秩序，有关部门说一时真假难辨，为了维护特区形象，干脆取消了三轮车营运，使一些靠三轮车营运谋生的残疾人的生活成了问题。听到这里，一直乐呵呵的邓朴方脸色凝重起来。
耐心听完有关部门解释后，他严肃地对有关部门负责人说：“你们说这样决策是因为真假难辨，这话很不负责任。六部委早有文件，过渡期内，允许部分残疾人有条件地搞营运，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怎么能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呢?关键是认识问题，管理问题。”他又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作为人民的公仆，我们考虑问题，一定要周全哪。残疾人是困难群体中的困难群体，任何时候都要优先考虑到他们的利益。”恳切的言辞，令在场者为之动容。
2008年5月，中国四川发生特大地震。邓朴方在第一时间要求尽快组织力量，做好残疾人受灾情况的调查和救助工作。次日，中国残联、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向灾区提供300万元慰问金，各直属单位及职工踊跃捐赠善款41.8万元，用以支持灾区抗震救灾工作，并准备大量轮椅、拐杖、颈托及腰围等物品运往灾区，帮助残疾人受灾群众解决生活急需问题。
邓朴方一次次听取了残联系统抗震救灾的工作汇报，就残联系统做好抗震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残联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积极行动起来，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派遣抗震救灾工作组多次前往灾区，查看残疾人和残联系统灾情，了解受伤人员康复需求，慰问受灾残疾人和残疾人工作者，鼓励受灾残疾人树立信心，重建家园，努力工作。
回望中国残疾人事业所走过的路，邓朴方为之兴奋，认为残疾人事业和我们的国家一起，走得扎实，走得精彩。
邓朴方领导中国残疾人事业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为他赢来了众多的国际荣誉。1988年，邓朴方获得联合国秘书长特别奖;1990年获得国际第15届年会授予的康复国际主席奖;1992年获得康复国际第17届世界大会授予的亨利·凯斯勒奖;1993年11月，获得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奖牌，以表彰他对“亚太残疾人10年”活动作出的杰出贡献;1999年9月，获得韩国“一家纪念奖财团”颁发的“一家奖”，成为获得这一奖项的第一位中国人。邓朴方对这些荣誉看得很重，他经常说，这些荣誉不只是给他个人的，是对中国残联和整个中国残疾人事业的褒奖。
2003年12月3日，国际残疾人日。这一天，邓朴方获得2003年“联合国人权奖”。
2005年5月14日，美国博伊斯州立大学向邓朴方颁授人文科学名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在人道主义思想研究与实践等方面取得的学术成果和突出贡献。同年11月19日，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授予邓朴方国际残奥委最高荣誉奖“国际残奥委勋章”，以表彰他为推动国际残奥运动的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2007年10月，获美国社会心理康复协会授予的“格拉尔尼克奖”，以表彰他在改善中国精神病患者生活状况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2008年9月6日，北京2008年残奥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
作为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的邓朴方目睹这一切，心情显得十分激动。
7年间，北京奥组委为实现“两个奥运，同时筹办，同样精彩”的承诺付出了心血。开幕前夕，北京残奥会各竞赛场馆及残奥村等非竞赛场馆无障碍设施全部达标。很多细节令人动容：轮椅观众进入场馆接受安检时，安检员都是蹲下乃至单膝着地，以使自己能够用目光与观众交流，目的是让残疾观众感觉到应有的尊重，心情愉快。这样充满人性光辉的细节，在残奥赛场内外，随处可见，向世界呈现了一座爱心之城。
提到残疾人体育运动，人们通常会问：那些身体已经残疾的人为什么还要从事体育竞技比赛?观看残疾人体育竞赛会不会让人感到很“揪心”?邓朴方认为，开展残疾人体育运动，有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康复治疗、强身健体，二是突破局限和障碍，三是融入社会，四是影响和改变社会。残疾人参加体育运动，最早是从康复治疗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医生发现伤残军人参加体育活动有利于身体康复，这催生了现代康复医学。以康复为目的的体育活动，产生的效果不仅仅是康复。在体育运动中，残疾人不断突破身体的局限和心理的障碍。体育让很多残疾人实现了虽然没腿，但是能跳;虽然看不见，但是能跑。残而不废，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片崭新的天地。他说，残疾人参与体育运动，是用身体和意志，证明自己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是用精神和毅力，表现自己的人格尊严、突破生命局限的志气和勇气。
靠轮椅行走的邓朴方为人处事一向低调，但谈起我国举办第13届残奥会时他却十分激动，嗓音洪亮，铿锵有力。
2008年3月13日，全国政协第十一届第一次会议选举邓朴方为全国政协副主席。8个月后，即同年11月13日，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朴方当选为中国残联名誉主席，张海迪当选为中国残联主席。至此，自中国残联创办以来连任了4届残联主席的邓朴方功成身退。
早在2006年12月，邓朴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一定要创造一个‘没有邓朴方’的中国残疾人事业。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会有个人的因素在其中，但是要创造一个不因个人因素而运转的机制，这是我的目标。这种机制健全了，我退休了也就没关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