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鼎丞故居
张鼎丞纪念馆
张鼎丞手迹
张鼎丞头像
张鼎丞与叶剑英
张鼎丞在新四军军部
张鼎丞，原名张福仁，福建省永定县金砂乡西湖寨村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起，张鼎丞同邓子恢等一起，领导了龙岩、永定、上杭等县农民举行武装暴动，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是闽西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1930年，担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出席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土地部长。1932年，被选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任闽西军政委员会、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37年任中共闽粤赣省委书记。1938年任兼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兼中共东南局委员。
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任华中军区司令员等职。1949年7月，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53年至1954年，相继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四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代理部长。1954年至1974年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75年至1980年9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1年年底病逝，终年83岁。
数次辞官彰扬清风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派遣张鼎丞前往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驻地江苏淮阴，准备让他担任苏皖军区司令员。张鼎丞考虑到粟裕原本就是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员，常年在苏浙一带开展对日斗争，熟悉当地地形地貌，了解民风民情，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在当地群众中拥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因此向中央提出详细理由，建议由粟裕担任苏皖军区司令员，自己担任副司令员。中央同意了张鼎丞的意见。
10月27日，华中局传达了中央的任命指示，任命粟裕为苏皖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为副司令员。粟裕得知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任命当天拍电报给中央，坚决请求重新任命。粟裕在电报里说：“阅悉中央电示，不胜惶恐。以职之能力实不能负此重任。鼎丞同志不论在才德资各方面，均远较职高超。对于执行党的政策与掌握全局，均远非职所能及。特再电请求中央以鼎丞同志为司令员，职副之，职当尽力协助-------”10月29日，中央同意了粟裕的建议，指示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任命张鼎丞为司令员，粟裕为副司令员。
张鼎丞与粟裕互相谦让的举动流传开去，一时成为华中广大干部群众交口称赞的佳话。
1953年，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由张鼎丞担任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帮助中央查处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错误行为。1954年，中央决定让张鼎丞担任中央组织部代部长。在担任代部长期间，中央曾考虑由张鼎丞担任部长。张鼎丞考虑到由政治局的同志兼任这一职务更有利于工作，因此建议由邓小平同志兼任中组部部长，自己担任副部长，做具体工作。张鼎丞在担任代部长期间，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他很清楚，中央组织部统管全国各级党政干部，权力大得很，如果自己去掉这个“代”字，将来很有机会进入中央政治局，对自己的仕途发展大有帮助，但张鼎丞没有考虑自己的仕途，只考虑由谁担任这个角色更利于开展工作，他只考虑到工作，放弃了进一步靠近核心领导阶层的机会。
1954年，张鼎丞的职务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看望因患肝炎住院的张鼎丞。张鼎丞得知中央拟提名自己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后，心里急坏了，马上回家给刘少奇打电话，态度相当诚恳，说自己水平有限、能力有限，没有任何检察工作经验，恐怕难以担此重任。面对提拔，张鼎丞不是暗自高兴，更不是欣喜若狂，而是谦虚谨慎，竭力推辞。刘少奇当时为中央副主席，他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检察工作很重要，需要有威望的同志来推动这项工作，党支持你、信任你，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好检察工作。
2009年，张鼎丞的女儿张延忠回忆，父亲早年仅仅是一名中国边远山村的小学教师，没有读过古今中外的任何一本法学书，只参与制订过一些政策法规，能胜任检察长工作吗?张延忠认为，从1928年7月闽西根据地创建开始，她的父辈们就制定了属于自己的第一部解放妇女的婚姻法，以及土地法和取消租债、保护工商业、肃清反革命等一系列纲领、法律、法规。父亲不仅参与制定了人民的法律，而且从他担任闽西苏维埃主席，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福建省政府主席，他都是人民法律的忠实执行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新政权的法律是不陌生的，因此党中央提议他担任检察长有一定根据。
1954年底，张鼎丞接受任命，出任最高检察长。
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张鼎丞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辞去最高检察长职务，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对检察工作不太熟悉，经验不足，办起事来往往不能得心应手，应该让有侦办、审查、执法等方面经验的人来担任这个职务，做到人尽其才，自己不挪出位置别人怎么会有机会呢?张鼎丞觉得自己对农业、林业等工作更熟悉，辞职后可以去这些部门工作。他端端正正写好了辞职报告，准备上交中央，恰好遇到董必武调离最高人民法院，去担任国家副主席。张鼎丞为难了，国家非常需要公、检、法方面的干部，董必武走了，如果自己也提出调走，这不是为难中央领导吗?中央未必能同意。在矛盾心情支配下，他甚至想直接找到毛主席反映情况。有一次他实在忍不住了，去找毛主席，车开到了新华门时，张鼎丞犹豫了，连忙吩咐司机调转车头。他觉得毛主席日理万机，有多少事要他处理，自己一个检察部门的事情去找主席，这不是给主席增加负担吗?左思右想，张鼎丞最后把辞职报告压到抽屉里，还是咬紧牙关扛下去吧。
1964年，张鼎丞66岁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会即将召开，将有一批干部在换届中提拔或调任。张鼎丞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如从前了，精力大大衰退，时常产生心有余力不足的感觉。他再次产生了强烈的辞职念头，他觉得自己不宜再担任最高人名检察院检察长这个职务了，应该让更年轻的、经验更丰富的同志来担任。张鼎丞找到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提出自己的辞职想法，请求中央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不要再把他列为最高检察长候选人，另提他人。张鼎丞还找到了中央政法小组负责人谢富治，提出了相同的请求。谢富治批评了张鼎丞，要求他收回辞职想法。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张鼎丞还是当选为最高人名检察院检察长，虽然他心里暗暗叫苦，但从不在语言、态度上流露出来。他觉得，既然中央让自己继续干这份工作，就一定要做好本职工作，在其位谋其事，全力以赴，兢兢业业。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张鼎丞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8年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张鼎丞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七十年代末，中央领导提出了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干部改革思想，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邓小平先后两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各级领导班子要实现年轻化，老干部要逐渐退下来，让出位置，以利于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阶层。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再次强调，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弊端丛丛，必须推行改革。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张鼎丞决定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提出辞职，以实际行动支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改革。张鼎丞当时已经病倒在床，他吩咐秘书起草好辞职报告。秘书起草完毕问他：“张老，是念给您听?还是您自己看?”张鼎丞示意由自己亲自阅读，他吃力从枕头上抬起脑袋，每一行每一句每一个字都认真阅读。阅读完毕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拍了拍自己的胸脯，朝秘书点点头，示意他赶紧送去。
辞职报告这样写道___
人大常委会转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为了保证在本世纪内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党和国家决定对干部制度进行改革，让更多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担负各方面的领导职务。我认为这是一项富有远见的重要决策，并相信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我担任副委员长，我感谢人人民对我的信任，由于我年迈，长期患病，难以继续担负这样的重任，我请求批准我辞去副委员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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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六日
9月1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决议，接受了张鼎丞辞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请求。
严律子女力铸品格
张鼎丞的秘书、司法部原副部长鲁坚曾回忆说，张老经常讲，共产党人从参加党组织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献给了党，几十年来，同他一起战斗的同志很多都牺牲了，他是革命征途中的幸存者，他没有任何理由向党伸手要名要利。张鼎丞对自己的子女要求很严格，对子女从不娇宠溺爱，从来没有利用手里的特权谋求私利，没有利用职权替子女安排工作或调动工作、职务提拔等，他总是要求子女好好学习、发奋工作，教育他们不能养成好吃懒做的坏习惯，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前途，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搞特殊化。他经常说：“你们生长在高干家庭，没有任何理由比别人特殊。要是说有特殊，就是政治思想上应该要求自己更严格，在各方面都起带头模范作用。如果你们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肯定是没有出息的。只有靠自己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才能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1952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张鼎丞写信给女儿张延忠，教育她要拥护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要好好学习，积极上级。张延忠当时正在读小学，半个月后，张延忠回信问他：“爸爸希望我做什么?我一定会做到!”信中还问道：“爸爸十一岁的时候为什么把辫子剪掉?”7月6日，张鼎丞提笔复信，回答了女儿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第一问题，你说‘爸爸希望我做什么?我一定会做到’的问题，我想我对你有很大的希望!即：(一)身体、精神要健康，不发生疾病;(二)要有高深的学问和有坚强的毅力;(三)现在要做好学生和好少先队员，将来要做模范的青年团员，再做模范的共产党员。这三件大事，我想你会愿意做的。……请你写一份志愿书，就按照你的志愿书去实行吧!”“第二个问题。‘爸爸十一岁的时候为什么把辫子剪掉?’的问题，这是我当时的一种革命行动——满清封建主义皇帝把人民当奴隶牛马看待，要人民留头发打辫子(如牛马的尾巴一样)，要女人缠小足，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欺负和侮辱人民，我十一岁的时候，正是推翻满清、打倒皇帝专制制度的革命时候，同时在这个时候也积极提倡剪辫子、放小足并禁止缠小足，所以我剪辫子表示响应革命……”
斗转星移，日出日落，女儿张延忠渐渐长大了，与王若飞的儿子王兴结了婚。上世纪七十年代，张延忠和王兴夫妇俩都在江西工作。张延忠的婆婆(即王若飞的夫人)李培之由于受“四人帮”的迫害，被关进监狱好几年，身心受到极大戕害。李培之出狱以后，住在北京，她的身体非常虚弱，时常生病，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李培之在北京没有什么亲属，王兴是他唯一的儿子，唯一的儿子竟在那么遥远的地方工作，鞭长莫及，根本没办法照顾她。怎么办呢?1974年，张延忠和王兴反复商量，准备向组织申请调回北京工作，方便照顾母亲。张延忠觉得，孝敬父母是天理人伦，是子女最基本的义务，自己的调动申请名正言顺、合情合理。
已经76岁高龄的张鼎丞，得悉女儿女婿申请调回北京工作的消息后，心中急得要沸腾了似的，这怎么可以呢?如果事情传开了，人们会怎么看待?肯定有一些人会以为是他这个父亲以权谋私，为子女开后门。他马上找他们谈话，对女儿女婿循循善诱，耐心劝导，希望他们不要向组织提出回北京的要求。在谈话时，张鼎丞首先发问：“好儿女要志在四方。为了照顾妈妈，你们怎么连工作都不顾呢?你们的妈妈，党和组织上会照顾的。再说，现在有很多在外地工作的孩子，他们也有家庭困难，也有老人需要照顾，如果大家都要求调回北京，那么外地的工作谁去做呢?你们作为我张鼎丞的亲属，要以身作则。”
为了说服他们，张鼎丞向女儿女婿回忆起当年自己处理革命和家庭关系的情况：“当年，你祖母和我在闽西革命根据地打游击，1936年，你祖母范达春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狱，受到严刑拷打，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才被放出来。出狱时，你祖母伤痕累累，身染重病，她反复叮嘱亲友不要把她生病的消息告诉我，以免分散我的注意力，好让我全力以赴做好抗战工作。1938年，我所在的新四军第二支队在龙岩郊区整装待命，准备开赴前线。当时组织上考虑到我已经几年没见你祖母，她又刚从监狱放出来，于情于理都应该回去探望她。可是，我带着几千人的队伍 ，总不能让战士们眼睁睁等我，推迟部队出发时间;再说，战士们都有亲属，他们也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作为领导干部，决不能带这个头。为了革命工作，我们不得不要牺牲个人利益，以大局为重。后来，你祖母去世了，我连最后一句话都没有向她说，她内心深处肯定希望在临死前见一见儿子，我没有送她走完人生最后一程。我心里痛如刀绞，母亲啊-------”张鼎丞说着说着哽咽了，他调整了一下情绪，继续说，“我相信你祖母是不会怪罪我的。她老人家知道，我是出名的孝子，她知道我不回去探望她出于什么原因。”
最后，张鼎丞语重心长地对张延忠和王兴说：“我们共产党人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我们的心也是肉长的，这样做并不是不要家庭生活，不孝顺父母。我们牺牲一个家庭的幸福，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家庭拥有幸福!”
张鼎丞的子女从小就穿着带补丁的内衣，脚上穿的鞋子是家里自制的布鞋，只有到了春节，他才让保姆上街扯上几尺新布做新衣服，让他们高兴一下。1960年前后的困难时期，张鼎丞的小女儿张路宁上初中，学校离家只有一站路程，可是不到星期天，他绝对不让她回家住，也不许在家吃饭。张路宁那时身体正发育，饭量很大，学校食堂提供的饭菜根本不够吃，经常饿得头昏眼花，实在支撑不住了，她几次跑回家偷偷弄点食物吃。张鼎丞铁下心肠，批评张路宁：“在国家困难的特殊时期，你应该和大家一样过艰苦生活。”并且告诫儿女们：“将来你们别想得到我一分钱的财产，你们能继承的只有我干了一辈子的革命事业!”
1964年，张鼎丞生病住院，在外地读书的女儿赶回北京看望他。他对女儿下驱逐令：“我的病有大夫给我治疗，你不应该耽误学业，赶快回校去吧!”他的大女儿张延忠考上工科大学后，在学校入党，转正时，他给张延忠写了一封长达20多页的信，指出她的缺点，提醒她不要沾沾自喜，要她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张延忠大学毕业时，他特地给校长、系主任写信，还找她的党小组长谈话，说明“张延忠同志思想上还有许多非无产阶级的东西，严格地说，是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的”，要组织上好好帮助她。父亲的话使延忠终生难忘。她常常提醒自己：记住爸爸的话，做一个不仅组织上入了党，而且在思想上也够格的共产党员。
言传身教，令行禁止，在良好的家庭熏陶下，他的子女都能严格要求自己，从不以自己父亲的身份来炫耀自己，从不主动亮明自己显赫的家庭背景，而是勤奋工作，默默奉献。他的大女儿张招娣，是他的前妻赖月华所生。赖月华为革命牺牲后，张招娣由革命群众抚养长大，解放后才回到他身边。他送她上了小学后，鼓励她到北大荒支边。后来她为照顾养母回到福建，在省机械科学研究院机关食堂当炊事员，一直干到退休，她的同事、上级、街坊邻居都不知道她是张鼎丞的女儿。他的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远洋运输公司工作，长年累月航行在浩瀚的大海上，难得回家团聚。张鼎丞逝世前两年，已经不能走路了，在家养病，却从不让儿女们请假陪伴他。他病重时，有个儿子从外地赶回来看望他。他清醒过来后，非常生气，板起脸孔叫儿子马上回去。他说：“你不是医生，有病医生会替我看，组织上会照顾我，你回去好好工作就行了!”
宽人严己一心为公
新中国成立后，张鼎丞仍像抗战、解放战争时期那样，用平民百姓的生活标准来衡量自己，始终保持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本色，过着低于组织规定享受的生活标准。他很少自己的财产，办公桌、椅子都是组织分配的。身上的衣服总是打满补丁，有一件衬衣补得实在不像样子了，警卫员偷偷找到一个老朋友，跟他商量把张鼎丞的破衬衣与他的好衬衣调换。张鼎丞发现不对劲，自己的衬衣怎么一夜间变掉了?补丁也消失了?找来工作人员查问。得悉事情原委后，张鼎丞严肃地对警卫员下命令：务必要把旧衬衣换回来。
据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部通信班班长朱镇中回忆，抗战时期，将士们还像红军时代分“伙食尾子”一样，士兵每月能领到2元5角零用钱。张鼎丞的标准高些，每个月5元。可是，他的开销也很大，常常用这笔钱购买香烟、茶叶招待来请示工作的下属，或是招待社会上来拜访的友好人士。朱镇中当时担任张鼎丞的警卫员，他对警卫员约法三章，不让他们去司务长或副官那里领招待客人的香烟等用品，并且每隔半个月就要警卫员汇报一次5元钱的开支账目，不准超领零用钱，不准乱花。张鼎丞的客人多，每月5元钱，开支显得很紧张。朱镇中向他提意见：“你招待客人是工作，不是私人行为，应当去副官处领招待烟。”张鼎丞严肃而又耐心地说：“小朱啊，你的眼光要放远一点，国民党只发给我们新四军14万元军饷，我们刚集中时都不够花，现在部队人数大大发展了，不节约开支行吗?”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你知道吗，我们的朱总司令现在是国民党第二战区的副司令长官，按说每个月他可以领到3万元的薪水。可是，朱总司令一分钱也不要，全部拿出来养军了。你想想，相比之下，我拿出点零用钱买几包香烟招待客人，还不应该吗?”
他常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工作上追求高标准是高尚的，生活上追求高标准是庸俗的、低级的。”从建国初到他逝世，张鼎丞家里没有购置过什么像样的东西，没有穿过特别好的衣服，非常普通。唯一一件拿得出手的衣服是藏青色尼大衣，专门在接待外宾时穿，平时舍不得穿。家里的收音机、轮椅是他自己掏钱买的。60年代，他患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医生嘱咐要经常观察血压变化。按张鼎丞的情况，本来可以向公家领取一个血压计，但他却给组织上写报告，经批准从外贸部按原价自费购买了一个日本生产的血压计。按照医生的嘱咐，他必须常服西洋参等贵重药品，他坚持按财政部的规定，全部自费购买。他办公用的桌子、椅子、沙发，几十年未换过。沙发破得露出了棉花，他嘱咐家里人补补再用。他逝世后，因为有一些老同志要前来慰问家属，家里人只好临时买新毛巾将破沙发遮盖一下。七十年代末，张鼎丞瘫痪了，趁他还有语言表达能力，秘书向他夫人建议，是否买架录音机，张老有什么吩咐、叮嘱可以录起来，他要回忆过去的战斗岁月，也便于记录，保存第一手史料。这样一个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人，竟然找不出买收音机的钱。最后靠几个儿女凑钱，才买了一架收音机，可是这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
有一年冬天，他从福建龙岩回到北京，把亲属和工作人员召集起来，感慨地对他们说：“我们县农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28元，一年只分到食用油1斤左右。在我们国家，这样的贫困地方还有不少，想起来心痛啊!”他经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党和国家给自己的太多了。
在物质生活方面，张鼎丞对自己、对家人严格到近乎“苛刻”的地步，对其他同志却非常大方，从不吝惜钱财。张鼎丞把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士、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待得像亲人，同志们有了困难，他总是热情伸出援手。1935年，担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张鼎丞率领红军游击队在闽西一带艰苦战斗，他处处以身作则，从不搞特殊化，常常帮助炊事员做饭、洗衣服;粮食运到山下了，他和普通战士一样下山背粮食;他经常起来巡夜，看到哪个战士被子没盖好，他总是轻轻地为他捂好被子。当时，张鼎丞的身子相当瘦弱，严重营养不良。有一次，陈茂辉等干部在河里抓了两条鱼，放到火堆上烘烤。陈茂辉把鱼端到张鼎丞桌边，他说：“我一个人独食吗?这怎么行呢?其他战士怎么办?”他端着鱼来到战士人群，数了数人数，把鱼一块块掰碎，亲自分发到战士们手里，战士们非常感动。有一名战士叫赖洪宝，当时正生病，张鼎丞把鱼放进他碗里时，他感动得掉下了泪水。最后只剩下一截鱼尾巴，张鼎丞说：“鱼尾巴考得好香啊，我最爱吃尾巴了。”另一次，张鼎丞经过湖雷镇增水坑，听说村里有一位老太太病了很久，没钱医治，张鼎丞来到老太太家里，掏出自己节衣缩食省下的一块银元，放到老太太手里，吩咐她好好治病。老太太后来逢人就说：“鼎丞哥比我们的亲兄弟还亲，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据警卫员朱镇中回忆，抗战时期，白天，张鼎丞脚踩草鞋东奔西走，警卫员累得晚上一躺下就呼呼入睡，而他却还在油灯下写调查报告或经验材料，每天忙到深夜。冬天的江南河水结成薄冰，警卫员夜里装订文件冻得手脚疼痛发麻，张鼎丞怕他们受冻，把自己的大衣和棉袄送来，让朱镇中和警卫员熊斌穿上，嘱咐他们，别受凉了，小心感冒。警卫员们心里感到暖融融的。
1937年某日，张鼎丞从龙岩来到南靖县科岭下斜村。村民们一涌而上，帮着拿背包，提网兜。“张主席，您的网兜好沉啊!里头装的是什么?”当地干部王鼎荣一接过沉甸甸的网兜，看着用旧报纸包着的一大包东西便忍不住探问。张鼎丞诙谐地说道：“你打开看看，我是给你们送‘东风’来丁。”大家七手八脚打开纸包一看，竟是一堆长短不一的铁钉。原来，张鼎丞担心科岭人民盖房缺铁钉，便从龙岩带来一大包。“好细心的张主席呀!”人们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
张鼎丞离开下斜重返龙岩准备北上抗日那天，一大早，一群乡亲站在村口送别张鼎丞，他从送别人群里拉出王鼎荣，从贴身衣袋内掏出一个层层包裹的纸包，把它郑重地放在王鼎荣的手心里，语重心长地嘱咐;“鼎荣，这20元钱就留给你们买小鸡养吧!你们党支部要带领乡亲们好好干，渡过难关，革命胜利的日子不会太远啦!”王鼎荣双手捧着这散发着张鼎丞体温的纸包，两眼噙着泪花，默默地点了点头，他紧了紧腰，小心翼翼地将这不同寻常的纸包揣进了怀里……
在福建工作期间，有一次张鼎丞下乡，看见成熟的水稻倒伏在路上，如果硬踩过去，必踩碎许多稻穗、拌掉很多谷子。张鼎丞跟警卫员一起，小心翼翼扶起水稻。他对警卫员说：“老百姓辛辛苦苦种田，如果看见谷子被踩会多心痛。”建国后，张鼎丞在北京工作。闽西经常有老乡去找他，他总是热情帮助，招待吃饭，买好回程车票，甚至给些路费。身边的工作人员建议叫福建省民政厅解决乡亲们的差旅费，张鼎丞回答说，怎么能叫公家报销呢?他们来找我，是我跟他们之间的事情，当然要我出。这样一来，他的工资就所剩不多了。晚年，他近一半的工资花在药费上。除了日常生活的开销以外，他还要资助在福建的大女儿、侄儿和家乡亲戚。他家里曾请过一个保姆，文革爆发后该保姆回上海了。他从各种渠道了解到该保姆生活困难，身边无儿无女又没有工作，决定每个月给她寄去30元钱，当作基本生活费。保姆患肿瘤要开刀，交不出住院费，他资助了几百元钱。对保姆的基本生活费资助一直持续到1981年，张鼎丞逝世为止。
张鼎丞对身边工作人员充满感情，曾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尽管他们人已经离开了，回老家或者调任其他地方了，一旦他知道他们生病或家庭产生困难，总要写信去问候，鼓励他们同疾病作斗争，寄钱去帮助生活困难的工作人员。60年代他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家里遭了灾，生活十分困难，他听说后，立刻寄200元给这位同志。他心里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张鼎丞家乡的房子于1928年永定农民武装暴动时被国民党军队烧为废墟。建国后，乡亲们多次要求他重建，他都没有同意。1964年8月，永定暴动纪念馆的负责同志写信给在厦门工作的张鼎丞的侄儿张定安，告知准备重建张鼎丞的房子作为纪念室。张定安将原信转给张鼎丞。9月27日，张鼎丞写了一封长信给张定安，信中说：“我过去在金砂住的房子，根本不应该考虑重建。过去就有人提过这个问题，我一直表示不同意。在旧社会里，做了官，就要在家乡买田置产，大兴土木，筑楼建房，修祠堂立碑石，所谓荣宗耀祖。我们搞革命的，绝不能这样做。一个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大多数人服务，绝不可为少数人服务，更不可为自己服务。任何时候都应当以大多数群众的最大利益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现在农村的情况虽然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大多数地方还没有摆脱贫穷，大多数人的住房还是拥挤的、简陋的，如果现在把我过去住的房子重建起来，会有什么影响呢?”，“需要作为纪念的话，现在这个样子，立一个说明牌，说明原来的样子，和怎样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就很能起到纪念的作用。你可以按我的意见答复他们。”信中还说：“我希望你写信回家乡时，多宣传党的政策，遵照毛主席指示，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在党的领导下，依靠金砂人民艰苦奋斗，彻底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建设起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样才真正当得起老革命地区的称号。”家乡人民遵从张鼎丞的意见，至今没有重建他的故居。张鼎丞生前两袖清风，身后没有留下一片瓦。
1981年12月16日，张鼎丞逝世。根据他生前的交代，女儿张延忠、张路宁给中央写信，要求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邓小平、胡耀邦、王震、谭震林等支持这个建议。最终按照他生前的交代执行，没有开追悼会，没有搞遗体告别仪式，不成立治丧委员会，只在报上发表逝世公告与生平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