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久光，1943年1月13日出生在山西左权麻田村，是滕代远和林一婚后生的第一个儿子，排行老二。
那时，烽烟四起，遍地兵燹，抗日战争正处在最艰苦的时期。滕代远时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林一在八路军前总情报处派遣科任科长，经常跟随彭德怀一起上前线。两人都顾不上照管孩子，怎么办?幸遇太岳军区一位同志，给送来了一筐鸡蛋，才勉强度过了一个月。实在无法，只好把久光寄养到当地老百姓的家里，是根据地人民的奶汁和小米把他养大的。
1949年1月10日，滕代远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铁道部部长，周恩来总理称他是“在中央政府未成立前，从军队转做经济工作的第一个部长”，朱德总司令叫他是“将军大老板”。
2月20日，中央军委铁道部奉命从石家庄迁至北平，正式在王府井南口霞公府挂牌办公。滕代远全家也跟随进京，住进了东城区煤渣胡同27号。这个四合院曾是国民党北平铁路局局长的寓所。
进城不久，滕代远夫妇就把六岁的久光和四岁的久明送进了刚刚迁到北平的荣臻小学幼儿部学习(后改名“八一小学”，现为北京八一中学)。
“八一小学”，它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荣臻学校，1947年3月1日创建于河北省阜平县沟槽村(现为向阳庄)。这个学校的地址在北京海淀区苏州街29号，它曾经是清朝努尔哈赤的二儿子代善的后代——礼亲王的花园。
这个干部子女学校，曾因为有中央党、政、军的许多高级干部的子女就读，而声名远播。
久光、久明出生在战争年代，跟随父母“南征北战”，过惯了集体生活。自然，他俩在“八一小学”过寄宿制集体生活，恰似如鱼得水，挺自在。久光在农村寄住时，不受约束，沾染了一身野孩子毛病。来到学校，“野性”发作，顽皮、淘气、恶作剧，到了五年级，还没有加入少先队。
学校的围墙有两米多高，好奇的滕久光连蹦带跳，三下两下，就骑到了围墙上。他学着孙悟空，手搭凉篷四下望，猛然间，看到了围墙外的稻田里有小鱼在游。“好呀，抓几条鱼玩玩!”他一手扒着墙头，弯下腰一手拽住弟弟的手，一使劲，就把弟弟拉上了围墙，俩人偷偷跳到墙外，跑到稻田里捉起鱼来了。正玩得高兴，学校里的高音喇叭响了：
“滕久光、滕久明，你们在哪里?赶快回学校，你们的家长来啦!”
他们俩一听说家长来了，以为可以回家，便又兴冲冲地翻墙回到学校，不想被老师逮了个正着。
转眼不久，久光发高烧，住进了校医室。滕代远夫妇一接到通知，火急火燎地赶到了学校。岂料，久光的病床上空着，人不知去哪里了。大家正忙着找时，久光满身灰土，一手提溜着一只麻雀，一手提溜着一个弹弓回来了。
久光一见父母来了，知道自己又闯祸了。一机灵，就低头眄视了大家一眼，天真烂漫的脸上透出一股稚气。
父母目睹这一切，真是哭不得笑不得。
对于久光，夫妻俩真有些犯愁，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忧虑之情，溢于言表。
警卫秘书卜占稳负责接送两个孩子上学，星期六下午从学校接回来，星期一早上再送回学校。一天，他带着小车去“八一小学”接人，正碰上朱德总司令的警卫员也来接朱总司令的孙女。
“老卜，你们的车上再坐两个人行吗?”
“行。”卜占稳感到奇怪，反问：“你们为什么不来车?”
“朱总司令不允许用公车接孩子，怕影响不好。”
小车快驶近中南海时，朱老总的警卫员连忙叫停住车 ，一边下车，一边说：“你们不能送我们到家，让总司令知道了，非挨训不可。一会儿，我骑个自行车来把她带回去。”
卜占稳接孩子时，还碰到一件事。在“八一小学”的院子里有三个学生在吵架。
第一个是某局长的孩子，他说：“我爸爸是局长，有专车。”
第二个是某部长的孩子，一听，很不服气，“你爸爸是个局长算老几?我爸爸是部长，坐‘吉姆’车，管着你爸爸，你爸爸得听我爸爸的。”
第三个是某副总理的孩子，听后更不服气，“你爸爸是部长算什么?我爸爸是副总理，坐大‘吉斯’车，你们俩的爸爸都归我爸爸管。”
卜占稳把这两件事告诉了滕代远。
滕代远听后悚然心惊。看来，两个孩子长期生活在高干子女的小圈子中，对成长将会产生负面影响。到了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他和林一商量，作出了两条决定，一是立即停止用公车接送孩子，改用自行车或坐公共汽车。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把公车私用的汽油费全部交清;二是把孩子们转到附近的普通小学，让他们脱离高干子女的小圈子。
为此，滕代远把全家和工作人员召集到一起开了个会，他说：“小小年纪坐小汽车上学，太脱离群众了，对孩子们一点好处都没有。”他接着又说，“整天和干部子弟在一起，容易滋长特殊思想。还是让他们到普通学校去读书，和老百姓的孩子在一起好。把他们的名字改了，不能暴露是我滕代远的儿子。今后，孩子们无论干什么，家庭出身只能填写‘职员’，不准填写‘革命干部’。”
很快，滕久明改名换姓叫“林小明”，转到东城区新开路小学读书了。
至于滕久光怎么办?滕代远和林一商量了几次，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叫他离开北京，离开父母，送到卜占稳秘书的老家河北唐县的一个山区去锻炼。
滕用商量的口气对卜秘书说：“这孩子自从跟我们进了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在蜜罐里，不知农民的辛苦，不了解地里的庄稼是怎么长出来的。这样下去，容易变成资产阶级纨袴子弟。我看让他到你们老解放区去，找个庄稼汉当老师，学学种地，吃点苦。你看，行吗?”
起初，卜秘书觉得老家太穷太苦，担心久光受不了。后来，架不住首长再三说服，同意了。
滕久光听说到农村去，还蛮高兴。可是，临走时又不愿意了。父亲猜透了儿子的心思，把他拉到身边，耐心地说，“我给你讲个毛主席送儿子当农民的故事吧。”讲完故事，父亲又说，“你应该向毛岸英大哥哥学习，到农民家里去学种地。你在农村好好锻炼一个时期，爸爸就接你回来。”
就这样，滕久光改名“刘小林”，到农村去了。后来，因为上学不方便，就让孩子带着户口转到黑龙江依兰县的姥姥家，一边上学，一边劳动。这期间，滕代远虽然工作十分繁忙，总要抽出时间亲自给孩子写信，鼓励他一定要坚持下去，好好学习，参加劳动。
滕代远在一封信中写道：“一定要去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
在另一封信中，滕写道：“要走出干部子弟的小圈子，把自己变成工农兵的普通一员。”
在农村的锻炼，对久光的心灵撞击很大。他和农村的孩子一起春天犁地播种，上山绿化植树;夏天挑土筑堤防汛;秋天挑担割草打柴，收割庄稼;冬天刨粪积肥。村里吃水困难，他一年到头到几里路远的牡丹江去挑水，肩膀都磨起了茧子。通过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锤炼，皮肤晒黑了，身体强壮了，学习成绩也上来了。
整整过了三年，滕久光才被接回北京，转学到北京25中读书。(至于另外两个孩子，到了入学年龄，先后都进了史家胡同小学。)
1962年，久光自愿报名参军入伍，当上了人民海军。他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锤炼自己，进步很快，入了党，提了干部，多次受到部队的表扬和立功嘉奖。
然而，滕代远对久光的进步并不过多的赞扬，反而要求更严。经常从来信中找问题，一但发现一些不好的苗头，抓住不放，严肃批评。
1971年4月8日给久光的信中写道：“这次你会见杨得志司令员很好。下次不要乱借小事求见上面人物。”
久光在部队中不断受到重用，曾被授予大校军衔(副师职)。现已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