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6月1日,在庆阳红军教导师的欧阳平。
人物小传：欧阳平，江西兴国县人，1916年生，1931年参加革命，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央干部团政治教员，红军大学政治教员，连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副政委、南京军区炮兵政委、成都军区副政委、顾问、济南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35年3月，我在中央军委干部团1营3连任政治教员，刘剑任连长、汪东兴任指导员。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后，于3月31日夜第二次强渡乌江。4月2日，我随部队行至离乌江渡场不远的地方，开始发烧。
这天下午，部队渡乌江。江岸两边山高路陡，上下各10里远，正常人行走都感吃力，对于突然患病的我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卫生员罗绍钦和连部临时派的两个学员有时搀扶有时背我，我昏昏沉沉不知走了多长时间，直到天黑才到达宿营地。我自己病痛难忍，又让同志们为我受累，伤心地掉下了眼泪。连长、指导员安慰我：“乌江胜利地渡过来了，前面200多里就是贵阳城。为冲破敌人的封锁，上级指示随时准备作战，要严守纪律，不能掉队。营首长还专门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你跟上来，明天我们派学员用担架抬着你走，今天晚上一定要吃饭，要睡好觉。”我被疾病折磨得疼痛难忍，筋疲力竭，饭吃不下，觉睡不着，但连长、指导员的一席话，让我这个出身穷苦的孩子倍感温暖。
第二天天未亮，队伍就出发了。汪东兴指导员带着一个班和卫生员负责收容任务，他指着地上临时绑扎的一副担架，要我躺下由学员抬着，又吩咐另两名病较轻的学员跟着一块走。我想，学员们长途行军，负载又重，还要执勤打仗，已经非常疲劳，我怎能忍心让他们抬着走呢?我坚持不坐，拄根棍子跟着走。干部团担任侧翼行军警戒、掩护中央纵队的任务，部队行走如飞，我们很快就掉队了。天刚亮，汪指导员很着急，不容分说，硬是把我按到担架上，抬起就走，我只得听从安排。由于上山下山，加上学员们从未抬过担架，十分疲劳，我躺在担架上很不好受，再三恳求下来慢慢行走。于是，在同志们背着或搀扶下，我走走停停。大部队川流不息地从身旁经过，我却步履艰难，心急如焚。
下午6时，到达一个村子，我们看到有部队驻扎，便上前打听，得知是三军团军团部在此，我们就进村休息。汪指导员直接找到彭德怀司令员，打听干部团的宿营地。彭司令员对汪指导员说：“天太黑，病号又走不动，干部团明天又不出发，今晚你们就在这里住下，待明日天亮后再走。”随即指示卫生部派医生给病号医治。那时，药品比金子还要珍贵，我眼含热泪吃下了兄弟部队医生给的药。在地铺上躺下后，久久不能入睡，想到生病后的经历，我更加感受到了生死与共的战友之情。此时，我只有一个信念：宁愿在战场上牺牲，也不能因负伤或生病离开部队。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跟部队走。
天亮了，我们告别三军团继续前进，至上午8点多钟才找到三连驻地。连长、指导员要我骑马行军，他们派两个学员从土豪家里牵来了一匹黄马，还准备好了鞍子。我心中对连长、指导员充满了感激之情。
过了乌江后，走走停停。“难道我们真要打贵阳城吗?”我在病中这么猜想。后来才明白，这是毛主席善用的声东击西的战法，用佯动、佯攻迷惑、摆脱敌人，以利我红军大踏步前进。4月8日下午，队伍出发前，刘连长在队前动员说：“今晚要通过贵阳龙里之间的公路，也就是敌人的封锁线。行程90里，大家要随时准备战斗，注意遵守行军纪律，要发扬互助精神，千万不能掉队。”转身又对护理我的同志嘱咐道：“要帮助欧阳教员紧紧跟上，辛苦一点，不要出差错。”部队行进中依稀能听到贵阳与龙里两个方向传来的枪炮声。我们心里有数：这是我军对贵阳实施佯攻。
部队进入云南后，我骑的那匹黄马被敌机炸死，这让我难过了好一阵子。后来，我的病开始渐渐好转，不过仍很虚弱，为了尽快恢复体力，我坚持自己做事。同志们依旧非常关心我，凡连里打土豪没收的鸡，炊事员总要给我多吃些，战友们也舍不得吃，都往我碗里拨。没了马后，我们每天要行走百八十里，渡金沙江时一天竟急行180里，虽掉了一段路，但我最终赶上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