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记者要来采访，郭虹在前一天专门去染了头发。坐在记者面前，郭虹卷发、红唇、身着合体的制服。可是，身为女性，她却从来没有参加过单位三八妇女节的庆祝活动。同事们常常调侃：大家都在过节，你却在外面忙着“捞钱”。
这钱，是帮申请执行人“捞”的，而且“捞”得很难。郭虹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执行每一笔款项，但有时仍感到无力：“法律不是万能的。即便是法院，也难以解决一些现实矛盾。”
最典型的当属“执行不能”——在无法执行到位的案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执行不能”，即被执行人确实没有财产可以执行，或者其财产根本无法处置、变现。但申请执行人常常不能理解：为什么法院明明判我赢了，我却拿不到钱？这时，执行法官常常成为矛盾的集中点，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
因一起车祸导致瘫痪的申请执行人胡某某，最近两年是官渡区法院的“常客”。他2016年被一辆汽车撞成了一级伤残，法院判决司机杨某某赔偿他48万余元。“但杨某某的经济十分困难。”郭虹回忆，当时执行法官多方寻找，都没发现他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后来法院因他迟迟不履行判决对其拘留时，他的身上，总共只有87元钱。
这是一起典型的执行不能案件。但已经瘫痪的胡某某家庭也十分困难：家中有4个孩子，最小的才5、6岁，最大的也不过14岁。为了拿到赔偿，胡某某多次睡在法院办公楼里的过道上，甚至撒泼、骂人，要求法官必须把钱给他。郭虹和同事们只能反复地做工作。
“我能理解他，也想尽我所能，帮助他走出困境。”郭虹说，想到胡某某的情况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标准，自己在告知他政策后，以最快速度为他启动了相关程序。经过多方努力，胡某某最终获得了17万元的最高额司法救助款。领到钱的胡某某对郭虹很是感激，在对之前行为道歉的同时，也表示今后不会再到法院来缠闹。
“法律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我们很高兴可以借助有效的制度解决实际问题。”郭虹说，希望面对执行不能案件，申请执行人能够多一些理解和包容。因为执行到位，是申请执行人和执行法官共同的心愿。
语速快，逻辑清晰，伴随着有力的手势……郭虹的干练、爽利让人印象深刻。如今，她已经是官渡区法院执行局的副局长。可以想象，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女汉子”，在最高院“向执行难宣战”，执行攻坚行动正在全国法院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她恐怕很难带领诸多男性干警打赢一场又一场执行硬仗。
一方面，执行攻坚给执行法官们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受大环境影响，小微、民间借贷等案件高发多发，导致执行案件数量大幅增长，让郭虹等执行法官压力更大。2018年截至9月初，官渡法院这样一个区级院就已收执行案件7000多件，相当于去年全年的量。到9月25日，郭虹团队2018年已新收执行案件691件，执结674件，执行到位金额1.16亿元。“每年我执行到位的案款都过亿，去年是1.3亿元。”郭虹说。
这么多次执行，郭虹表现出的不仅仅是勇猛、刚强和铁腕，还有女性特有的柔情。
2017年10月，郭虹到普洱市澜沧县执行一起案件，出现在她面前的却是一个正在上高三的女孩。女孩的亲生母亲失踪，父亲和继母因多起债务纠纷早已躲了起来，家里只剩下她。
“她的父亲是被执行人，家中有多套房屋，有的被法院查封了。女孩需要搬家腾房。”郭虹说，女孩很懂事，主动来向自己询问情况，言谈间又乖又有礼貌。看见她，郭虹想起了家里上高中的女儿，顿感于心不忍。
但法律不容变通，她只能最大限度地以女性的温柔去执行：怕法警出现对女孩影响不好，大家就在她腾好房后，换了便装去贴封条；得知女孩每个月靠爷爷奶奶获得生活费，郭虹就把身上所有的钱留给了她……临走时，女孩告诉郭虹，自己今后想报考大学的法律专业。“阿姨，我的爸爸妈妈进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会不会影响我报考？”女孩儿小心翼翼地询问，让郭虹瞬间泪奔。
“孩子太可怜了。”郭虹很是心疼：“大人的过错却要孩子来出面应对，她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怕自己的法官身份给女孩带来负担，郭虹并没有过多联系她。但在忙碌的工作中，这个孩子的面庞常常浮现在郭虹眼前。2018年9月开学季，她打电话给女孩，得知她考上了云南的一所大学，父亲也回到家中时，总算放下了心头的牵挂。
进入郭虹的办公室时，尽管她热情地招呼“坐、坐”，但记者还是没能从被卷宗包围的沙发和椅子上找到一个空白的平面。本就不宽敞的办公室里，除了到处堆得高高的卷宗，还有记者、郭虹和法官助理、书记员，以及五六名来办事的群众，显得更加狭窄。最后，记者和郭虹只好“转场”到法院活动室进行采访。
每天，郭虹早上7点就起床，然后走4公里的路来上班。对于没有锻炼、休闲时间，“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不保证休息”，从四月至今没有休过一个周末的她来说，走路上班的这50分钟是一天里最为奢侈的享受。因为一旦到了办公室，工作就会接踵而来，她的所有神经将一直处于紧绷状态，不能有丝毫松懈。
普通人并不知道加班是执行法官的常态，由此还产生了不少误解。郭虹和同事曾在夜里11点多拿到执行款后打电话给申请执行人，让对方次日到法院来领钱，却被对方当成骗子骂了一顿：“骗谁呢！法院这会儿早就下班了，神经病！”
在长期的高强度工作和压力下，郭虹的记性变得很差。她曾凶巴巴地冲到某个办公室要批评一名干警，但到了门口，却忘了自己要批评谁，也忘了自己为什么要批评人家，只好默默地转身走掉。这一幕让办公室里的人不由笑出声来，郭虹自己也被逗笑了。
“家对我来说就是个睡觉的地方。”她有些歉疚：“我家不开伙，邻居也很少见到我。”因为实在没时间管孩子，郭虹只有把女儿送到寄宿制学校。“两周可以回来一天半。”郭虹有些愧疚：“她从小就独立。幼儿园就一个人坐飞机去亲戚家过暑假，小学三年级参加小记者海南游是自己收拾的行李。大人管得少，她的独立都是给逼出来的。”
说起女儿，郭虹满眼都是温情，语调也柔和了起来。但这样融洽安静的气氛并没能维持多久，就随着一个电话的到来骤然改变。“抱歉，我得先走一步了。”郭虹迅速起身：“刚才他们找到一个被执行人，带到局里拘留了，我要去见见‘老朋友’。”声未落、人已远，郭虹留给记者的，只剩下走廊里那个坚定挺拔的背影。
法律不可僭越，温情却无处不在。国家的法制进步离不开“郭虹”们的努力和付出，人心的安抚慰藉也离不开执法人员的细致和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