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提出“双碳”（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之后，获得了不小的国际影响力，即使与中国带有地缘政治偏见的西方国家，也认可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要合作伙伴。不过，这也给中国带来了更大的发展压力。
中国为实现“双碳”目标进入实施阶段之后，才进入到现实的压力之中。据美国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研究报告，2019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52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比过去十年增加了11.4%。其中，中国的排放量首次超过14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总的碳排放量的27%；第二大排放国美国贡献了11%；印度排第三，占全球碳排放量的6.6%。
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从经济社会大系统来看，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行系统转型的过程，涉及到的产业发展、城市化、能源利用、交通方式、消费活动等各个方面。中国距离实现第一个碳目标——2030年“碳达峰”只有9年时间，立足于全球第一的碳排放基础，中国未来的碳减排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挑战之一是如何扭转巨大的产业惯性。以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技术水平，在产业结构和能耗方式及效率上存在巨大的惯性，扭转的难度很大。以电力行业为例，该行业是中国最主要的碳排放部门，2020年，中国电力行业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37%。一煤独大的局面在电力行业十分突出。据业内人士称，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为了拉动投资、刺激经济，一大批煤电项目逆势上马。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新核准煤电装机容量合计为4610万千瓦，约占“十三五”期间核准总量的32%，是2019年获批总量的3.3倍。特别是在2020年的第四季度，湖北、江苏、贵州等12个地方的发改委部门核准通过了总量为80万千瓦的煤电项目，占全年通过量的17.5%。巨大的产业惯性对中国的碳减排会形成极大的阻碍。
挑战之二是平衡碳减排与经济增长和财政的关系。如果产业结构、能源利用技术没有显著提升，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与碳排放水平是比较固定的关系。这种情况下，要强力降低碳排放，往往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损害。中国在当前和未来面临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环境极为复杂，要求中国保持经济稳健增长，不能出现“断崖式”的经济下跌。如何在持续减碳的同时保持经济稳健，这是中国要面对的一个大问题。与经济增长相关的一个关键点是财政问题，这是从今往后中国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风险点。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背后则是企业大量倒闭（尤其是民营企业），政府财政增收明显乏力，财政支出则不断刚性增长。随着减碳发展加大力度，很多高碳排放企业可能面临关闭，这可能加剧许多地方的财政压力，未来的财政风险事件可能会增多。
挑战之三是碳减排发展与政府治理方式的协调。碳减排与政府治理方式有关系吗？安邦的研究人员认为，在中国，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做不好平衡，可能会制造很多的问题。为实施减碳发展的目标，中央部委、各个行业都在制订碳达峰的行动方案，包括路线图和时间表。比如，电力行业的碳达峰行动方案正在探讨规划，包括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多个部门都参与其中，据称今年内，电力行业的碳达峰路线图、时间表都会有重大政策出台。除了纵向的行业减排，今后如果碳减排任务划分到地方政府，将会形成又一层制约关系。为了实现减碳达标，如果各个地方只会搞“一刀切”式的碳减排，肯定会制造出很多的治理问题。
挑战之四是区域减排与全国一盘棋的关系。中国的区域差异很大，表现在区域经济水平、城市化、能源资源禀赋、能源生产与需求、人口分布等多个方面。区域差异在碳减排发展上也会有明显的体现，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的减排任务不同、资源不同、手段不同。从科学决策来看，在区域之间不应该搞“一刀切”的减排要求。如何建立有弹性的、有区域差别的减排发展目标？是否建立区域之间的碳减排补偿机制，形成有激励作用的区域协作机制？这是未来的政策体系建设中需要考虑的。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实现“双碳”发展目标，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是中国迫在眉睫的发展任务，也是中国要接受国际检验的发展挑战。作为碳排放量全球第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对减碳发展中的困难和挑战做足准备，进行系统谋划和安排，才有可能实现发展目标，为未来中国的发展争取更多的国际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