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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和本质属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科学把握新时期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做出的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是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目标定义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任务,明确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曾明确指出:“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1] 学术界从功能职责、任务目标、改革路径等方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进行了多角度探讨,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仍缺乏深入阐释。本文力图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廓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现实基础和本质属性。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何为故:破解市场经济供求失衡难题

市场经济中,货币使得买卖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为两个独立的环节,从而为供求失衡埋下伏笔。商品流通“分解为W—G和G—W,这是最抽象的和最表面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已经表现出危机的可能性”[2]。寻求供给与需求的总体平衡,避免或者减小经济危机伤害一直是市场经济的永恒话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然也必须致力于保障供给与需求的平衡。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使命

自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以来,市场化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各领域改革的主流,国内统一大市场快速成型,市场触角不可避免地深入到社会经济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依然存在买卖分离导致供求失衡的风险,市场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也可能是供求失衡风险的累积过程。

大体来看,2000年之前我国经济失衡总体表现为内源性失衡,供求矛盾主要是国内供求变化所致。在这一时期,初期工业化的资本积累需求带来国民经济中的居民消费分配总量不足,内需增长缓慢;积极的财政政策带来政府财政压力大,货币增发又面临通胀的压力;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不完备,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微观经济主体激励不足,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因此,此时的供给与需求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不适应市场经济灵活变化,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增长的供给短缺。

新世纪之后,我国经济失衡总体表现为外源性失衡,主要原因是由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对出口带来的不利作用,进而对总供求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19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就是典型的表现。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一阶段的供求失衡看起来是外源性的,其实质则是我国内源性失衡的外在表现,或者说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巨大的供给能力与有限的国内需求之前的矛盾在外部环境恶化后的暴露。因此,避免外源性失衡的根依然在内源性失衡上,可能这也是习近平在2020年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原因所在吧。[3]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随着人口红利衰减、“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累积、国际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等一系列内因与外因的作用,我国经济发展正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表象上是速度问题,根子则是结构问题。当前,我国供需关系正面临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供需错位”已成为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障碍: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经济转型的包袱,满足市场的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不足。因此,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生产端、供给侧入手,调整供给结构,为真正启动内需、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寻求新路径。[4]

(二)马克思的市场供求均衡思想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供求失衡治理实践一直在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等不同理论主张之间进退维谷,西方经济学自身都没有找到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供求失衡问题的理论工具,当然更不可能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我们只能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寻找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理论逻辑。

马克思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从商品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角度为我们描述了市场中供求平衡的必要条件,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供求平衡的重要理论源泉。马克思认为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5],它决定商品价值。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是衡量同种商品单位价值的尺度,它也就被用以衡量该商品在市场交易中的价值的量,进而成为产业内部优胜劣汰的竞争准则,这在客观上构成了市场经济竞争的基石,“是市场机制的具体体现”[6]。马克思在论及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到,“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7],“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者物品,或按照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相互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8]。

对于两种必要劳动时间如何决定了市场的供求平衡,马克思描述到:“每一单个商品或商品总量的每一相应部分的平均价格或市场价值,在这里是由那些在不同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相加而成这个总量的总价值,以及每一单个商品从这个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的。”[9] 在这里,单个商品价值的量必须由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首先他必须通过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取得“量”上的“许可”,也就是得到使用价值层面的认同;然后,他才可能通过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取得“质”的规定,也就是具体价值量大小。后者以前者为前提,或者说价值以使用价值为前提,而不是相反。

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如何决定商品的市场价值。“当总量的需求仍旧是普通的需求,这个商品就会按照他的市场价值出售”,“如果这个量小于或者大于他的需求,市场价格就会偏离市场价值。第一种偏离就是:如果这个量过小,市场机制就总是由最坏条件下的生产的商品来调节,如果这个量过大,市场价值就总是由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10]。从市场的角度考察,资本家竞争的过程正是供求规律进而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力得以不断提高,这也是市场经济的效率之源。特别要注意的是,商品的社会需要的量是由社会客观决定的,“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与社会对每种特殊商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11],“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他们才能卖出去”[12],也就是供求平衡了。

当然,供给主体是在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定下开展竞争的。但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单个的资本家和资本主义政府都没有能力去主动掌握社会总劳动时间不变时的每个部门生产比例——当然,他们更没有动力去掌握这一比例,因为,资本(家)眼中只有利润,而不是消费者对产品的实际需要:一方面,他们不会生产没有利润率的产品,哪怕这些产品社会非常需要;另一方面,“只要能创造出令资本满意的‘利润率’,即使创新驱动被异化为各种花样翻新的资源浪费,资本也会在所不惜,并乐此不疲”[13]。马克思指出,正是这种生产目的的异化带来了资本主义危机。[1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在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长期需求不足这个根本性问题。公有制进而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大部分企业利润的最终归属是全民所有,全国人民都能够在国有企业的保值增值中获得最终的受益,并最终实现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赋予政府积极应对需求不足的灵活手段——这种体制优势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寄希望于资本家的仁慈施舍能够同日而语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劳动收入一直也是我国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当然,这种分配制度的形成在根本上也是源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党和国家有能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收入分配中保持适当的比例,以满足总需求随着经济增长同步扩大的要求。

(三)引导供给结构持续优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现形式

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结构为我国人民群众收入增长,进而总需求能力的增长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这是解决“有钱花”的问题;我国社会保障的全面覆盖,转移支付机制不断优化居民收入结构,这是解决“敢花钱”的问题。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市场需求长期相对不足的痼疾,进而不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需求相对不足的根本矛盾。因此,这里讨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供给失衡应该表现为一种“绝对过剩”,也即是在部分产业投入了过多的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带来产品使用价值超过社会的认可而卖不出去,形成事实上的浪费。这里的浪费表现为、并且只能表现为在部分产业中的过剩,而与这种过剩相伴的必然是另外一些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或者说商品的短缺。因为,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量既定的情况下,应该投入在他们之上的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然不足。从这一点出发,当前我国同时面临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如果马克思的第二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能够在所有产业中得以普遍实现,我们就认为这样的产业结构是优化的,或者说,供给是有效的。这也是马克思供求平衡的含义所在。这里的关键问题有两个,一是确定每个产业在社会中的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分配比例大约应当是多少;二是每一个独立的微观生产主体是如何知道并按照既定的劳动时间分配比例投入生产资源。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有两种经典设想。其一是西方的自由市场通过要素流动和危机强制实现平衡的思想,这虽然强调了市场效率,却不得不面临危机带来对经济社会的巨大伤害。其二是苏联时期强调的计划经济模式,即通过总量的全面计划还指导生产,但其在宏观上存在协调经济运行上存在信息收集处理难题,同时因信息不对称带来微观生产主体的激励不足问题,[15] 双重效率低下带来最终的失败。从已有实践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充分利用了微观层面上市场机制对供给调节的效率、或者说充分实现了马克思第一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带来的效率优势——但这也仅仅只能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做法,因为它不得不同时承受因不能自觉实现第二种意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带来的“强制平衡”带来的阵痛。逻辑结论是显然的,如果既能充分发挥马克思第一种意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带来的市场机制的效率,有能够充分自觉实现马克思第二种意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领域的配置,其制度优势自然不言而喻。

不管国家认为应当在各个不同的产业进行怎样的资源配置,从微观视角看,都是如何将产品销售并取得利润,市场决策动力被简化为怎样赚取利润。或者说,从微观动力视角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目标都是在马克思第一种意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规律的支配下积极竞争并赚取利润——这也反映市场经济的共性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将党和国家在宏观上对不同产业资源配置结构的自觉把握高效地在微观企业层面中得到实现,而不是等到供给绝对过剩被迫进行强制平衡——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供给上的优势所在。从这个意义上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志应当表现为微观主体是否能够按照党和国家的自觉政策指引自发地完成在不同领域的资源配置,进而避免在部分行业(产业)中的过度投资带来的供给过剩和资源浪费问题。我们认为,如何让微观主体自发适应宏观政策自觉指引,或者说是强化市场经济主体遵从政府宏观政策目标进行经济决策的微观动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何以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是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实践领域的最大突破,也是人类社会经济制度发展的巨大创新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党和国家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多年坚持不懈努力探索并已被实践现实一再验证的伟大成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论从其产生的历史脉络,还是政策内容,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范畴。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条件和生命周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党和国家在多年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正如习近平所说,“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6]。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更是强调了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需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17]。

在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认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显著优势之一,并首次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到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同等重要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18] 正如历次党代会的报告中强调的那样,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过程可能需要10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并应该可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相当长的时间发挥作用。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独有条件和显著优势

“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我国另两项基本经济制度,他们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互依存——这也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着与任何西方经济学家们都没有的特定对象(公有制经济),和都不可能有的分配结构(按劳分配,也即是需求端)——进而使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能依赖的理论基础和所能采取的政策手段都有了显著的不同。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同时兼顾马克思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下的双重效率优势。

首先,我国已经初步构建起高效的第一种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形成机制,从而具备了享受市场竞争带来的效率优势的条件。如果把1978年改革开放看作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起步,那么,我国四十余年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历程实际上主要都是在努力建设和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也即是让马克思的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下的市场竞争规律充分发挥作用,或者市场机制更为有效。这其中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如何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并能够与其他性质的市场主体在市场中公平高效竞争的问题——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微观组织上的核心要素。迄今为止,这一个问题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这也是当前社会中存在“民营经济受到不公正待遇”[19] 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还由不少人对国有企业能否具有市场效率心存疑虑的原因所在,也是西方学者对我国的市场经济质疑的焦点所在。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有关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作用的形成和完备问题仍是一个持续的重要工作。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备高效发挥第二种意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用机制的必要条件。马克思的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具体化为在不同产业(产品)上的生产资源的投入结构,或者说是产业结构的问题。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产业政策应该对供给调整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也即是政府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来自觉实现马克思的第二种意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既体现在“以人民为中心”核心价值观带来的自觉性,也体现在“公有制为主体”带来的可行性,还体现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带来的高效性。党和国家通过产业政策引导供给结构的自觉性调整,可以极大地避免市场机制作用下微观主体被动调整带来的巨大浪费。随着人类社会普遍步入信息时代,信息收集手段和处理效率极大并日益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家从宏观层面对不同产业总供给的调控的能力和效率也将更高,这种调控行为具体化为我国现阶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充分发挥马克思第二种意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率的关键举措。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在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领域的配置时有优势,但需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这种配置应当是“抓大放小”,是方向性、基础性的,而不是像苏联一样试图对人民需求进行全方位的、事无巨细的安排——这是由当前的生产力尚未发展到马克思设想的充分阶段,进而不可能实现决策的充分理性所决定的。二是这种配置应当与市场机制充分结合,是引导性、而不是强制性的,这样一方面可以尽可能降低决策失误带来的风险损失,另一方面还可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弥补宏观决策“非此即彼”的问题,保证了在不同领域供给的弹性。第一个问题事关决策本身,第二个问题事关决策的实现,也即是供给结构决策从宏观到微观的实现路径问题。

三、结论:科学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属性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和国家为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针对市场经济供给体系中可能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政策自觉引导微观生产组织自发决策实现持续优化供给结构的体制机制改革措施。

(一)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论从历史脉络还是政策举措考察,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范畴。但凡市场经济,就有供求失衡的可能性,即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体系和机制建设逐步成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宏观供给角度来自觉实现总供求平衡就变得十分急迫而重要了。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不是行政力量干预市场机制的替代关系,而是政府对市场机制缺陷的自觉改造,其目的在于更好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本质上是党和国家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市场机制进行扬长避短的社会改造实践,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的集中反映,构成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在运行层面上的根本区别。

(二)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崭新阶段

以2015年习近平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标志,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构建起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或者说是让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抑或是实现马克思所说的第一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基本规律。第二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在供给侧宏观调控的作用,抑或是实现马克思所说的第二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基本规律。两个阶段的划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治理的核心任务承继,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夯实市场经济的基础,享受市场机制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第二阶段主要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克服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存在的浪费。

(三)在功能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根本保障

市场经济的效率体现为资源配置时个体理性的分散决策带来的信息传递和决策的交易成本节约的优势。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会建设的第一阶段通过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也基本具备实现资源配资的微观高效的条件。市场机制这种分散决策在短期内微观主体对个体利益关注带来的高效率,从国民经济循环宏观视角和更长时间的范畴考察,则可能成为无效率的起点。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对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的追求使其没有办法实现生产供给的集体理性,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宏观供给非效率。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是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下商品需要为目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让党和国家有条件对生产资源进行恰当的配置,从而具备了实现集体理性的根本条件。这种集体理性的效率主要通过避免单纯市场机制下经济危机导致的浪费来实现的,也即是将生产资源(或者马克思说的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自觉地合理配置,而不是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在供求带来的价格波动引导下被迫地调整配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在集体理性规定下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效率的具体手段。

注释

[1]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304页。

[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

[4]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5]【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6] 钱路波、吕立志:《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机制是市场机制的内在本质》,《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5期。

[7][8][9][10][11][12]【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2页;第716页;第205页;第207页;第716页;第717页。

[13] 赵磊:《对“供给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3期。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6页。

[15]【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周立群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7~97页。

[16]《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1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18]《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19] 曾宪奎:《竞争中性、生产效率提升与国有企业改革》,《理论学刊》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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