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始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打破了全球各大陆之间的相对孤立状态，世界开始连接为一个整体。此后，大国间的逐鹿，皆以全球为舞台，无不从世界整体的角度进行国家战略谋划和军力设计，世界地理结构因而成为影响大国战略制定和军力设计的基本因素。受世界海陆分布差异影响，世界大部分的人口和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东半球，尤其是欧亚大陆。正是对这一世界地理结构整体性的清晰认知，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的“心脏地带论”、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1893—1943）的“边缘地带论”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1928—2017）的“大棋局论”均强调了欧亚大陆的重要性。事实也是如此，欧亚大陆历来是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进入近代以来，每一次由大国崛起和国际权力中心转移所引起的大国间博弈无不以欧亚大陆为主战场，又无不以控制欧亚大陆为争夺目标。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强国和远离欧亚大陆的“海岛型”国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从世界整体的角度进行国家谋划，并持之以恒地追求一个目标，即防止欧亚大陆出现区域性霸权（Regional Hegemons），因为这个区域性霸权能够依靠欧亚大陆的连通性，相对容易地把美国排斥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之外。
本文从世界地理结构及其动态变化的角度，分析东半球尤其是欧亚大陆孕育世界大国和世界文明的地理优势，解析美国的地理区位对其崛起的影响及其全球战略的形成，并探讨美国基于防范欧亚大陆出现区域性霸权的军力设计，旨在阐明世界地理结构在大国战略制定及军力设计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助于认识中国全球发展道路上面临的地缘安全风险和机遇。
1 世界地理结构的基本特征
世界地理结构是指全球海陆分布格局及其承载的各种自然要素、资源、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分布状况。全球海陆分布的基本特征是各大陆和海洋大小不一、分布不均，陆地相对集中于北半球和东半球，欧亚大陆是世界最大的大陆。海陆分布是地球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全球海陆分布格局决定了人类活动空间分布的基本轮廓。由于人类的主观能动性，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地球表面人类活动及各种人文环境的空间分布格局具有相对的动态性。世界地理结构的相对稳定性与相对动态性共同塑造着世界政治经济的空间格局。
1.1 世界陆地和人类活动相对集中在东半球
纵观全球，世界地理结构的最基本特征是陆地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和东半球，海洋集中分布在南半球和西半球。地球表面海洋面积占71%，陆地面积占29%，因海洋与陆地面积的极大差异，不论是在东、西半球还是南、北半球，海洋面积都比陆地面积大。但由于海陆分布位置的相对差异，世界海陆分布呈现出强烈的南北差异和东西差异。从南北差异上看，北半球陆地面积占到世界陆地面积的67.3%，南半球海洋面积占世界海洋面积的57.1%；从东西差异上看，东半球陆地面积占到世界陆地面积的63.6%，而西半球海洋面积占世界海洋面积的55.2%。受科学技术水平限制，人类活动的场所主要集中在陆地和近海，因而世界海陆分布格局不仅直接决定了世界自然地理环境的结构形态，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政治经济地理结构的空间格局。
受全球海陆分布格局以及人类发展历史的影响，世界资源、人口和经济活动相对集中于东半球。从世界资源分布上看，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发布《2020年世界能源统计报告》，截至2019年底，全球石油探明储量为2446亿吨，其中约3/4的石油资源集中于东半球。石油探明储量超过10亿吨的19个国家中，有15个位于东半球，仅委内瑞拉、加拿大、美国和巴西这四个国家位于西半球。从世界人口分布上看，2018年世界75.9亿人口中，86.4%位于东半球，西半球仅占13.6%。全球人口规模前20的国家中，有17个国家位于东半球，仅美国、巴西和墨西哥这三个国家位于西半球。从世界经济分布来看，2018年世界86.3万亿GDP总量中，66.4%位于东半球。全球GDP规模前20的国家中，有16个国家位于东半球，仅美国、巴西、加拿大和墨西哥这四个国家位于西半球。从全球制造业分布来看，2018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为13.9万亿美元，其中东半球制造业增加值10.4万亿美元，占74.8%（表1）。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规模前20的国家中，有17个位于东半球，仅美国、巴西和墨西哥这三个国家位于西半球。
作为人类最具创造性的活动，全球科技创新活动也高度集中在东半球。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统计数据，2018年全球各国（地区）共提交25.3万件PCT专利申请，其中东半球国家和地区提交19.2万件，占比达75.9%。全球PCT专利申请量排名前20的国家中，有18个国家位于东半球，仅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位于西半球。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科学与工程指标（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数据，2018年全球共发表科技期刊论文255.4万篇，其中东半球国家和地区发表193.4万篇，占比达75.7%（表1）。全球科技期刊发表规模前20的国家中，有17个国家位于东半球，仅美国、巴西和加拿大这三个国家位于西半球。
从时序演化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活动分布的不平衡性持续加剧，东半球所占比例不断提高。1980年，东半球GDP规模、制造业增加值和商品出口额分别占全球的48.9%、66.7%和70.0%；而到了2018年，这三项指标分别增长至66.4%、74.8%和81.2%。2000年，东半球PCT专利申请量和科技论文发表量分别占全球的57.0%和64.0%；至2018年，这两项指标分别增长至76.3%和75.7%（表1）。
1.2 欧亚大陆历来是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
只有广袤的陆地才能孕育出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文明。欧亚大陆是全球各大陆中面积最辽阔的地理单元，具有产生最强大的陆权和世界性大国的地理条件，这决定了只有欧亚大陆才是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世界陆地、资源、人口、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东半球，最大的原因在于这里分布着世界最大的大陆，即欧亚大陆。欧亚大陆面积近550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面积1/3以上，占北半球陆地面积近1/2。2018年，欧亚大陆拥有世界69.7%的人口、世界63.7%的GDP、世界72.7%的制造业增加值、世界78.7%的商品出口额、世界75.9%的PCT专利申请量和世界73.4%的科技期刊论文发表量（表1）。
从人类历史进程来看，欧亚大陆的地位举足轻重，发源于欧亚大陆的中华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基督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等，在过去和现在都在影响着世界。“中东、印度、中国和欧洲这四块地区的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孕育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这些文明使欧亚大陆成为起重大作用的世界历史中心地区”。正因为如此，世界权力中心几乎总是在欧亚大陆范围内出现和迁移，人类历史上主要的帝国也大都产生于欧亚大陆（表2）。
在欧亚大陆上，国家之间的权力博弈激烈程度远超乎想象。各大国地缘利益以及各种信仰体系在此猛烈碰撞，在历史的长河中塑造了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进入近代以来，无论是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还是雅尔塔体系，它们的兴起和衰亡都以欧亚大陆为舞台，欧亚大陆上每一次权力更替都关乎世界历史走向。
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论”、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和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论”均强调了欧亚大陆的重要性。麦金德认为：“谁控制了东欧，谁就能统治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能统治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能统治全世界”。斯皮克曼认为：“亚欧大陆的边缘是未来大国对决的主战场和通往未来世界的历史锁钥，美国应把防范在亚欧大陆出现一个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作为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当前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地缘思维——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思想，在本质上是麦金德和斯皮克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目标出发，布热津斯基非常重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轴心作用。早在《运筹帷幄》（Game Plan）中他就写道：“美苏争夺虽然是全球性的，但有一个中心重点，这就是欧亚大陆”。
当今，欧亚大陆拥有世界三大经济中心（北美、欧盟、东亚）中的两个（欧盟和东亚），拥有世界十大经济大国中的八个，分布着中、俄、欧、日四大权力中心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伊朗等地区强国，在世界政治经济空间格局中的中心地位更加凸显（表3）。可以预料，在全球化和技术力量重塑全球时空格局的大背景下，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不断东移，欧亚大陆在今后的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强。
2 美国的地理区位与全球战略
基于对世界大部分的人口、资源及经济活动都集中在东半球尤其是欧亚大陆这一世界地理基本特征的认识，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在过去几十年里都追求一个目标，即防止欧亚大陆出现区域性霸权，并将其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目标构筑在坚固的空间理论基础之上，至少有三种地缘政治思想对美国地缘战略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承继于麦金德的陆权论，防止欧亚大陆出现区域性霸权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目标；植根于斯皮克曼的边缘学说，控制边缘地带是美国防范欧亚大陆出现区域性霸权的关键举措；依托于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的海权论，以海军为主的军事力量是美国控制边缘地带的重要工具。
从地理位置看，美国位于西半球和北半球，既远离欧亚大陆又相对于南半球更邻近欧亚大陆。从东西方向看，美国本土濒临两大洋，在现代交通条件下，辽阔的海洋没有阻隔美国与旧大陆的联系，但却避开了旧大陆的战乱干扰，为美国提供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环境。从南北方向看，美国邻国少而力量弱，北边与加拿大有所谓“八千公里的不设防国界”，南边墨西哥虽然存在大量非法移民问题，但在国家安全上对美国并无多大威胁。可以说，美国犹如暖洋中的天鹅，北美洲内没有可构成威胁的陆地近邻，北美洲外又有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西东合抱，正如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所总结：美国的大幸并不在于它有一部可以使它顶得住大战的联邦宪法，而在于它处在一个不会使它害怕战争发生的地理位置。
如此特定的地理位置，加之本身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美国独立后得以快速崛起并跃升为世界霸权。尤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欧亚各国斗争频繁，传统列强英、法、德、俄等都曾经历战争摧残，只有美国这个西半球国家，由于远离欧亚大陆，不仅没有遭受战争的破坏，反而充分地利用战争所带来的机遇获得空前发展。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世界经济中心已开始从英国向美国（和德国）转移。在1870—1913年的43年中，美国工业增长了8.1倍，超过了德国的4.6倍、法国的1.9倍和英国的1.3倍。1894年，美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日本）不仅没有受到战争破坏，反而发了战争横财，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空前上升。在此期间，美国的出口和对外投资都翻了一番，贸易顺差从1914年的4.3亿美元增加到1917年的35.6亿美元。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拥有世界40%的黄金储备，世界共有20个国家欠美国债务，其中英国欠美国41亿美元，从此世界金融中心开始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完成了从世界头号工业大国向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转变，进一步加强了在工业生产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超过英、德等国，使美元成为国际经济往来中最受欢迎且最为重要的货币。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积累了大量财富，进一步奠定了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改变了工业革命以来长期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经济空间格局。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拥有最强的经济及军事力量，令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可以说，远离欧亚大陆是美国早期崛起的重要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跃升为世界第一超级强国，意味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非欧亚国家主导欧亚大陆政治事务的局面。考虑到欧亚大陆的人口、资源和经济活动规模，欧亚大陆一旦出现区域性霸权，将集聚足以对美国关键利益构成威胁的力量。因此，美国的利益始终要求促进欧洲和亚洲的力量平衡，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过于强大，从而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就地缘政治而言，美国是欧亚大陆海岸外的一座岛屿而已；欧亚大陆的资源与人口都远远超过美国。不论冷战存在与否，单一大国主宰欧亚大陆两大范围之一（欧洲或亚洲），都会对美国构成战略意义上的危险”。“美国如何巧妙地处理同欧亚棋盘上的重要地缘战略棋手的关系，以及美国如何同欧亚大陆上那些关键性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打交道，对于美国长久和稳固地保持其在全球的首要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在政策实践上，美国国防部1995年《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明确指出，“防止竞争性、敌对的大国或者国家联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亚太地区”是美国的核心利益。1996年6月，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发表的《美国国家利益报告》（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强调，美国必须确保在亚洲不会出现一个敌对的超级大国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形成挑战，这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宣称，美国将使用所有国家权力工具，以确保世界各地不受单一势力支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长期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其在美洲之外的战略总体是收敛的，不愿过多过问和参与欧亚大陆事务，但美国并没有忽视对欧亚大国特别是德国的防范。只是这一时期，英国是遏制德国的主导者，美国则主要配合英国并联合欧洲大陆上的其他国家（如法国等），防范德国成为欧亚大陆上的区域性霸权。二战后，由于传统欧洲列强普遍衰落，苏联成为战后欧亚大陆屈指可数的大国，也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自然成为美国首要防范的对象。为了遏制苏联成为欧亚大陆的霸权，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竭力维持欧亚大陆大国间的力量均势，避免苏联在欧亚大陆一家独大。同时联合英、法、德、加等盟国成立军事同盟组织——北约，同苏联主导的“华约联盟”在欧亚大陆西缘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对峙。整个冷战期间，美国通过经济封锁、军事遏制、政治渗透、外交孤立等各项手段，最终促成了苏联解体。在此前后，美国还对日本和欧洲展开了经济打压。20世纪70—80年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欧美发达国家却由于低效率的国家福利体系、老龄化问题等而陷入了经济停滞。世界范围内，日本经济一枝独秀，工业产品行销世界，在经济上不仅是欧亚国家中的佼佼者，而且在多个核心产业上大有反超美国之势。为此，美国联合欧洲国家，通过一系列经济、法律与政治手段，劝诱日本签订《广场协议》（Plaza Accord），成功地削弱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从此，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走向了失落的三十年。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末，欧元的问世严重挑战了美元作为国际首要储备货币的地位。欧元启动初期美国发动的科索沃战争，不仅是国际政治关系意义上的较量，同时也起到了打压和损伤欧元的作用，成为欧元磨难的根本原因。此后，欧洲的经济发展持续受到美元的约束，美国维持了在世界金融领域的霸权地位。
从战后到后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重点一直在西欧和中东，但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的战略重点逐渐转移到亚太和印太地区。2011年，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Asia 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强大和现代化的军事存在是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开始从中东转移到亚太地区。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三股主要的挑战势力——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力量、以伊朗和朝鲜为代表的‘流氓国家’以及跨国威胁组织特别是‘圣战’恐怖组织正在挑战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并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经济侵略者”和“修正主义者”，这表明中美关系已发生本质性变化。2018年，美国开始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并不断向科技、金融、政治、外交、人文交流以及国际秩序等领域快速蔓延。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正式发布《印太战略报告》，宣称“印度—太平洋地区是美国未来最重要的战场”。2021年3月，上任伊始的拜登政府发表《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宣称“威权国家”中国是唯一有潜在综合实力挑战国际体制的“主要竞争者”。拜登还要求五角大楼设立中国任务小组（China Task Force），其任务之一就是组建一支常设的海军太平洋特遣舰队，以强化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并试图通过拉拢日本、印度与澳大利亚以及北约和太平洋周边国家联合围堵中国。可以预料，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联合盟国集体围堵中国将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
2.3 控制边缘地带是美国防范欧亚大陆出现区域性霸权的关键举措
尽管麦金德指明了控制心脏地带就能统治欧亚大陆，美国也充分认识到防止欧亚大陆出现区域性霸权对维护其世界霸权的重要意义，但作为非欧亚大陆国家，美国难以依据麦金德的思想依靠自身力量通过控制东欧或心脏地带以实现其目标。早在麦金德提出心脏地带学说之前，马汉就已总结出海权对控制世界的重要性。在运用海权理论分析和谋划美国的国家利益时，马汉极力呼吁美国向太平洋地区扩张，他认为控制海洋主要取决于海军方面的优势，但也部分取决于对关键要点的掌握，巴拿马地峡、夏威夷群岛就是这样的战略要点。这一思想契合了美国的地理区位，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地缘战略和军事部署，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1882—1945）曾这样评价：马汉是美国生活中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同样，有美国“围堵教父”之称的斯皮克曼也是基于美国远离欧亚大陆的现实，得出了与麦金德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欧亚大陆的边缘（而非大陆中心）才是大国对决的主战场和通往世界的历史锁钥，海岛国家要围堵大陆国家需要在大陆边缘构筑“桥头堡”，并以此为支点向大陆辐射影响，压缩大陆势力的战略空间。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由于背靠大陆、面朝大洋，地形多以平原为主，良好的自然气候条件和区位优势使其成为欧亚大陆人口最稠密、城镇化程度最高、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从国际政治经济实践演变来看，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从未脱离过全球经济和政治中心，有适合地区和全球性大国诞生与成长的土壤。这里既是海洋势力进入欧亚大陆的必经之地，也是欧亚大陆势力走向海洋和世界大国的“起锚点”，因此成为两种势力争夺的地缘战略焦点区域。在美国战略家看来，美国必须亲自主导欧亚大陆事务并借助盟友的协助才能防止欧亚大陆出现区域性霸权。在冷战初期，美国通过扶持曾经战场上的对手——位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日本与德国，以防范欧亚大陆的权力失衡，避免苏联有机可乘。如果说麦金德的思想直接导致了北大西洋联盟的成立，那么斯皮克曼的思想则无疑促成了以美日安保同盟为核心的“三大岛链”军事部署。直到苏联解体，美国利用这两大同盟围堵欧亚大陆所构筑的军事防线仍然坚固。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主流地缘思维即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思想，主张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跨欧亚的安全体系，将各主要大国纳入该框架内从而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这一思想本质上也是斯皮克曼围堵理念的继承与发展。在欧亚大陆的西侧，美国一直在不断加强对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即西欧的控制。当美国同化俄罗斯的战略意图随普京长期执政而宣告破产后，便致力于将中东欧国家纳入其控制的安全体系之下，开始加速北约东扩的步伐，不断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纵深。在欧亚大陆的东侧，美国战略界认为日本和印度是亚洲大陆边缘地带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大国，是实现其围堵战略的主要支点。日本经济、科技发达，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是第一岛链极为关键的一环，与澳大利亚一起被称为美国亚太战略的南北“双锚”。印度人口众多、发展潜力巨大，长期将中国视为潜在对手，西方精英视其为未来能在亚洲与中国抗衡的唯一大国。由此，美国主导的以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为重要支点的“四边同盟”以及“三大岛链”部署，作为美国控制边缘地带的主要支柱，构成对中国政治与军事层面的全面围堵。
战略是一种政策选择，军力设计是政策选择的结果。作为一个政治、军事和经济“三位一体”的超级大国，美国用以维护霸权地位的手段非常丰富，在不同场合下，它往往会根据特定环境条件、针对特定目标灵活使用这三类工具的组合。在世界地理结构制约下，美国必须跨越太平洋或大西洋方能登陆边缘地带，而“世界岛”上水陆贯通，欧亚大国可凭较小消耗向四周出击以控制边缘地带，两相作用使得美国实现全球战略目标的成本远大于欧亚大陆国家。尽管美国相对于竞争对手在每个领域都具有绝对优势，但显然军事是其最具优势的领域，这决定了美国在遏制欧亚大陆潜在对手过程中，必然会努力打造一支能够远涉重洋进行前沿部署的超大规模军事力量，包括拥有绝对数量的海外军事基地，以及具有远程投送与打击能力的海军部队。这支军事力量能够从美国出发，穿越广阔的海洋和领空，在抵达欧亚大陆或欧亚大陆周边水空域后，开展持续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长期以来，美国正是凭借这支独步全球的军事力量，并结合北约和美日同盟两大军事堡垒，牢牢控制着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边缘海域及相关战略通道，形成控制边缘地带的双刃之势。
3.1 军队建设以可跨大洋作战的海军部队为核心
美国作为一个位于西半球、以防范欧亚大陆出现区域性霸权为目标的国家，其军事力量需求不同于其他东半球国家。美国需要投入巨量军费以维持全球军事霸权地位，尤其是需要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以保持对大洋彼岸欧亚大陆的军事影响。长期以来，美国海军在世界海军中具有无可动摇的地位，在任何时刻，都会有大约30%或更多的海军，包括2~3个航母战斗群（Carrier Strike Groups）和2~3个两栖战备群（Amphibious Ready Groups），被部署到遥远的作战区域，特别是西太平洋、印度洋/波斯湾地区和欧洲周围的水域。为维持这些前沿部署，美国长期投入大量军费、大规模的海军部队人员和足够多的海军舰艇等资源。
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展开全面军事竞争，军费支出力度极大，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美苏争霸高峰时期，美国的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开支的比例超过50％，占其GDP比例长期高达8%以上，甚至一度超过10%。20世纪70年代以后，尽管占GDP的比例有所降低，但军费开支绝对值迎来高速增长。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为维持超级大国地位，1991—2020年间的绝大部分时期，美国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总开支的比例一直维持40%以上，最高超过46%，接近世界军费总开支的一半。近年来，随着中美对抗趋势加剧，美国军费支出呈明显增长之势（图1）。2020年，美国军费开支高达7782亿美元，比2019年增长了6%，比排名其后的11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还多，是中国军费支出的3倍（图2）。2021年7月23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通过《2022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Fiscal Year 2022-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将拜登政府向国会提交的7529亿美元的2022财年国防预算提高至7779亿美元，与2021年的7060亿美元相比增长超过10%，其中为国防部拨款7403亿美元，为能源部国家安全项目拨款277亿美元，为海外行动拨款99亿美元。概言之，美国正是依靠长时期、大规模的军费开支维持了一支超大规模的军事力量。
为保障其跨越两大洋在欧亚大陆进行军事行动，美国拥有超强的海军力量。美国武装力量包括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空军和太空军。其中，海军（United States Navy Forces）和海军陆战队（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Forces）由隶属美国国防部的海军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Navy）管辖，是美国向外施展权力和开辟疆土的主要工具，也是美国国防建设的重点。2018年，美国拥有137.98万名武装部队人员，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人数分别为48.18万、33.27万、33.71万、18.63万和4.2万。其中，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总人数达52.34万人，超过其他任何单一军种的人数。而同期俄罗斯拥有武装部队人员145.5万，其海军部队人员仅15万，不及美国的1/3。除人员配置充裕外，美国海军建设的军费投入也较其他军种多。以2021年为例，美国国防预算总额7060亿美元（包括基本预算、自然灾害紧急拨款和海外持续行动预算），其中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费预算为2090亿美元，占美国国防预算总额超过29%（海军占22.5%，海军陆战队占6.5%），超过空军的2054亿美元和陆军的1784亿美元。
除了人员和军费开支充足外，庞大的舰艇规模也是美国海军力量独步全球的坚定基础（表4）。海军舰艇总数反映了可随时部署到海外的作战舰艇数量，一直是军事观察家们评估美国海军规模和能力的主要指标之一。冷战时期，美国维持超大规模的海军舰艇部队意图在海上对抗苏联海军力量，在1987年达到冷战后期顶峰的568艘作战舰艇。而随着苏联解体，美国的作战舰艇数量呈显著下降趋势，由1991年的526艘连续下降到2001年的316艘，10年间减少了210艘作战舰艇。不过2010年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以来，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海军力量的提升和俄罗斯海军力量的复苏对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地位构成挑战，重新加强了海军力量的建设，以保持对中俄海军的绝对优势。特朗普政府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和2018年的《国防战略报告》（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都强调与中俄重新展开大国竞争，包括海军发展和其他军事能力的发展。2018年以来，美国海军部队的舰艇规模一直维持在280~300艘作战舰艇之间，截至2020年，这一数字为296，是自2015年来持续增长的第6年。尤其是近10年来，美国海军每年的舰艇采购量达10艘左右，处于1991年以来的较高水平，标志着美国海军舰艇更新换代的速率提升和尖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舰艇吨位也是反映海军实力的重要指标。从1991年以来全球舰艇总吨位排名前五位的国家来看，美国海军的舰艇吨位比第2－4名国家舰艇吨位的总和还要多。这也直接说明了尽管美国海军的舰艇数量相对20世纪90年代有所减少，但美国海军力量相对于其他国家海军仍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而且，美国海军部队仍在努力扩大舰艇规模。2016年12月，美国政府基于军力结构分析（Force Structure Analysis）确定了达到并维持一支拥有355艘舰艇的海军部队建设目标。2020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文件进一步扩大了这一目标，即到2045年建成一支包括382~446艘有人驾驶舰艇和143~242艘大型无人驾驶舰艇的海军部队。虽然拜登政府还没有通过这份文件，但无论如何美国海军部队的建设步伐不会停止。
3.2 军力装备以可远程投送与打击的舰机配置为关键
防止欧亚大陆出现区域性霸权要求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远程作战能力。美国是现今世界上唯一可以部署其军队离开西半球，跨越太平洋和大西洋，抵达东半球后开展持续的大规模作战的国家。西半球的其他国家（如加拿大和巴西等）没有这样的军力设计，也不需要这样的军力设计，一方面因为他们负担不起高昂的军事开支，另一方面美国已经替他们承担了这一角色。东半球的国家（如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法国等）由于本身已经地处欧亚大陆，其军力设计只要能起到塑造地区事务的作用便可对全球事务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尽管他们有能力远距离部署军队，但规模要远小于美国。
美国军力设计极为突出远程投送和打击能力建设。一是拥有大规模远程轰炸机、远程侦察机、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等空中远程打击作战力量。美国现役157架轰炸机，包括B-1B“枪骑兵”超音速战略轰炸机、B-2A“幽灵”隐形轰炸机和B-52H“同温层堡垒”远程轰炸机，是现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破坏力最强的轰炸机队伍；拥有包括RQ-4B“全球鹰”无人侦察机、洛克希德U-2S“龙夫人”高空侦察机和E-3“望楼”预警机等在内的520架侦察机和预警机等远程作战支援飞机，无论规模还是技术都遥遥领先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拥有空中加油机472架，包括KC-135和KC-10A等机型极大地提高了空军的滞空能力和作战半径。
二是拥有大规模航空母舰、攻击型核潜艇、大型水面作战舰、大型两栖舰艇和补给舰等海上远程打击作战力量。美国拥有11个核动力航母打击战斗群，而全球其他所有国家的航母数量总和仅为10艘，无论是数量还是先进程度均远落后于美国；拥有包括“洛杉矶级”、“弗吉尼亚级”和“海狼级”等在内的共计54艘攻击型核潜艇，是俄罗斯攻击型核潜艇数量（24艘）的2倍多，也是世界上服役核动力攻击型潜艇最多、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拥有包括“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阿利·伯克级”大型驱逐舰、“朱姆沃尔特级”大型驱逐舰和“自由级”频海战斗舰等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能为海上作战提供强大火力支持；拥有包括“蓝岭级”两栖指挥舰、“胡蜂级”和“美利坚级”两栖攻击舰，以及“圣安东尼奥级”和“惠德贝岛级”船坞登陆舰等在内的共计30余艘大型两栖舰艇，可保障美军在全球任何地区均具备两栖作战和登陆作战能力。此外，为保障海军舰船的长时期海外巡航与作战能力，美国还拥有包括“刘易斯与格洛克级”干货补给舰和“亨利·J·凯泽级”油料补给舰等在内的30余艘大型补给舰，超过中国的2倍。
三是拥有绝对数量的空中运输机和海上运输船等远程投送地面部队人员、设备和补给的海空力量。美国空军拥有运输机660架，包括C-17“环球霸王Ⅲ”和C-130“大力神”等大型运输机等，数量远超世界第二军事强国俄罗斯，运载能力世界第一；美国海军拥有1艘“关岛级”高速运输船和12艘“先锋级”远征高速运输船，后者采用了双体船设计，可在浅水区航行，具备在全球范围内快速高效运输部队、车辆和设备的能力。
3.3 军力部署以欧亚大陆周边地区为重点
目前美国在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约800处军事基地，在近150个国家和地区驻扎有军事人员，海外军事人员总规模超过30万，是当今世界唯一真正的全球性军事大国。其中，在欧洲、中东和东亚等前沿地区，美国部署了大量部队和补给，形成环绕欧亚大陆的三大战略枢纽区域（图3）。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暖化和北冰洋冰层的融化，北极地区正在成为美国控制欧亚大陆的新的战略枢纽区。
美国利用中欧基地群、南欧基地群和西欧基地群控制着欧洲。美国的中欧基地群主要由德国、比利时和荷兰的美军驻地构成，但以驻德美军基地为主。美国在德国境内设有29处军事基地，包括25处陆军基地和4处空军基地，驻军人数超过73000人，包括61000余名陆军部队人员和12000余名空军人员，是美国海外驻军人数最多的国家。此外，美国在比利时也拥有希埃夫雷空军基地和多莫瑞尔卡萨尼陆军基地等4处驻地，驻军人数达14800人。美国的南欧基地群主要由美军驻意大利和希腊的军事基地构成，是美国控制地中海的关键支点。美国在意大利部署有6处军事基地，驻军人数12000余人，陆军、空军和海军人数分别占比16.05%、52.17%和31.78%。意大利加埃塔海军基地是美国海军第6舰队驻地，该舰队隶属于美国大西洋舰队，一般情况下配置2个核动力航母打击战斗群，主要活动区域为地中海，并负责大西洋东岸欧洲至非洲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军的西欧基地群主要位于英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其主要职责是扼守大西洋与北海和地中海间的关键航道，并作为中欧、南欧、中东和北非的军事基地与美国本土基地间的桥梁，必要时增援欧洲其他基地。美国在英国部署的军事基地主要以空军基地为主，驻军总规模12000余人。美国在西班牙设立有罗塔海军站和莫隆空军基地，罗塔海军站可供美国海军第6舰队停靠补给。
美国通过中东基地群扼守欧亚非三洲交接地带。美国在中东的基地群以波斯湾为核心向周边辐射，包括科威特、卡塔尔、巴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阿富汗等国。科威特地处波斯湾西南角，战略地位重要，故美国在该国部署了7处军事基地，包括5处陆军基地和2处空军基地。卡塔尔和巴林毗邻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卡塔尔部署有乌代德空军基地、萨拉西亚兵营和尤姆萨德油料基地等4处军事基地与设施，在巴林部署有麦纳麦海军基地和穆哈拉格空军基地。美国将巴林作为美国海军第5舰队驻地，该舰队一般配备2个航母打击战斗群，长时期在波斯湾、红海、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等区域活动。此外，美国在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各有1处空军基地，分别驻军1625人和1500人。美国在北非的基地主要为埃及穆巴拉克军事城，该基地位于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的河口位置，军事战略地位突出。值得注意的是，阿富汗作为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历来为大国必争之地，美国长期在阿富汗有大量驻军及基地。不过，拜登政府于2021年4月份宣布将于9月份前完全撤出驻阿富汗美军，并且截至7月底美国已陆续大规模撤出驻阿美军，美军的撤出将可能影响中东的地缘局势发展。
美国凭借部署在东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的大量军事基地群控制东亚地区。在东北亚，美国部署有日本基地群和韩国基地群。美国在日本拥有至少38处军事站点，总体以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基地为主，辅之以陆军基地和空军基地。美国第7舰队也以日本横须贺港为驻地，该舰队拥有以“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为首的航母打击战斗群，实力不容小觑。美国在韩国拥有70处军事基地，军事基地大量集聚在“三八线”附近，驻军总数超过35000人，主要以陆军为主，空军和海军为辅。在东南亚，美国部署有东南亚基地群和澳新基地群。东南亚基地群主要以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菲律宾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卡拉克空军基地以及泰国乌塔堡空军基地等为主。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是美国在东南亚基地群中唯一能为航母提供补给的基地，负责美国海军第7舰队舰船的补给、维护和保养，是美国海军东南亚行动的“战略基石”。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以来，美军加大了在澳大利亚的军事部署，并在澳大利亚积极开展军事基地建设和驻军轮换，而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实施后进一步加强了在澳军事部署，2017年以来美军开始在澳大利亚部署“F-22”战斗机以维持“可信战斗力”。在太平洋，美国部署有关岛基地群和夏威夷基地群等。美国在关岛建设的阿普拉海军基地是目前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唯一的核潜艇基地，而安德森空军基地则是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唯一可部署战略轰炸机的基地。在夏威夷，美国驻军人数超过6万人，下辖美国海军第3舰队，拥有包括“尼米兹”号、“卡尔·文森”号、“斯坦尼斯”号和“里根”号4个核动力航母打击战斗群。
近年来，北极地区日益成为美国军事部署的重点区域。美国空军上将、北方司令部司令奥肖内西（Terrence O""""""""Shaughnessy，1964—）曾表示：美国本土不再是避难所，北极是第一道防线。北极地处欧亚大陆和北美洲大陆交汇地带，有“全球的地中海”之称，被视为三大洲的战略枢纽地带。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冰冻圈加速融化，北极地区航道、资源和军事价值开始突显。北极地区是地球上最理想的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区，北半球航空航天器最短路径的必经之地，北半球的战略“制高点”，谁控制了北极谁就可以对北半球大国进行“战略俯瞰”。2019年，美国海岸警卫队发布《北极战略展望》（Arctic Strategic Outlook），认为在过去15年间，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在北极地区进行了大量武器装备和基础设施投资（如俄罗斯自2013年来已建造14艘破冰船和6个北极基地），而同期美国远远落后，应加大投资弥补这一缺口（如建造破冰船、防卫艇和航空装备等）。在此基础上，2020年美国海军部发布《北极战略蓝图》（A Strategic Blueprint for the Arctic），为保障北极利益提出三大举措：一是在北极地区常驻海军部队；二是强化各部门、各军种和各盟友（合作伙伴）间的战略合作联系；三是推动美国海军人员、装备、技术和基建等的现代化升级。据2021年3月美国陆军发布的《重获北极优势》（Regaining Arctic Dominance）报告，美国目前在北极和亚北极的永久性军事基地均位于阿拉斯加，包括韦恩赖特堡、埃尔门多夫·理查德森联合基地和格力堡3个基地，共驻扎有约11600名武装部队人员，这些人员驻于美国北方战区，但隶属于美国印太战区。除陆军以外，美国已于2018年重建美国海军第2舰队，该舰队辖区将包括整个北极圈、白令海峡和美国东海岸等。此外，美国海军第4舰队和第6舰队对北极地区也具有强大战略威慑能力。
一言以蔽之，为防止欧亚大陆出现区域性霸权，美国奉行进攻色彩浓厚的国防战略，建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部队。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优势，对欧亚大陆上任何有可能成为其所认为的区域性霸权国家进行极力遏制。
4 结论与启示
大国战略和军力设计只有放在全球的尺度上，方能理清脉络，分清层次，这决定了世界地理结构在大国战略制定和军力设计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可以预料，无论未来世界局势如何演变，全球战略资源集中于东半球特别是欧亚大陆的基本格局不会改变，欧亚大陆将始终是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舞台，将始终是世界大国博弈的主战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战略和军力设计充分体现了以世界地理结构为基础的逻辑特征，即防止欧亚大陆出现区域性霸权。尽管美国的战略制定者并不经常在公开场合阐述防止欧亚大陆出现区域性霸权这一目标，但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在世界各地发动的无数次战争和日常军事行动，似乎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美国作为一个欧亚大陆以外的国家，这一战略目标的形成主要基于美国战略制定者对世界地理结构的两个基本认识：一是考虑到欧亚大陆巨大的人口、资源和经济活动规模，欧亚大陆上的区域性霸权能够相对容易地集聚足以对美国关键利益构成威胁的力量；其次是欧亚大陆内部自我平衡机制一旦失效，仅依靠欧亚大陆上的国家很难有效阻止某一强国成为区域性霸权，因而需要借助欧亚大陆以外的力量才能维持欧亚大陆内部的战略均势。美国的这一战略本质上是一种体现盎格鲁—撒克逊人战略文化和历史传统的离岸平衡战略（off-shore balance strategy）。
从美国成长为世界霸权的历史可以看出，崛起大国的发展路径通常会按照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顺序依次演进。当前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离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全球大国或许仅有一步之遥，所以遭遇到美国的疯狂打压和竭力围堵。同以往大国竞争相比，20世纪初英美与德国的冲突仅仅是国家利益之争，冷战时期的美苏冲突多了一层制度差异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冲突，而美国与中国的矛盾不仅有利益和制度之争，更多了一层异质文明间的价值观冲突。从历史的宏观视野观之，中美战略竞争的大幕刚刚升起，这一过程将是长期而复杂的。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性、全面性和重大性使其蕴含着重大风险。在中美力量结构中，“美强中弱”的局面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的战略优势在持续扩大。这不仅在于中国是一个成长型的崛起大国，更在于中国所拥有的地理位置优势。正如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1945—）所言：地理位置这一因素，在决定大国在许多变幻莫测的争斗中的命运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与欧亚大陆上的大国博弈将是中国走向崛起与复兴过程中必须经受的考验，今天的中国需要在战略上对美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政策保持足够的定力、自信和韧性。相对于远离欧亚大陆的美国，中国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中国位于亚欧大陆东缘，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是一个海陆复合型大国，兼具海权和陆权优势。“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与欧亚大陆及其他一些国家连为一体，为中国发展带来广阔腹地和战略空间。优越的地理条件是中华文明之花盛开的摇篮，是中国成为东亚文明中心和世界政治主角的基本依据。在全球政治经济重心不断从北大西洋向西太平洋转移的今天，地理条件所赋予中国的力量将更加凸显。正如美国地缘政治家卡普兰（Robert D. Kaplan，1952—）所说：中国的地理位置如此之幸运，以至于在讨论该国的经济活力和民族自信时往往会被忽视。这意味着，尽管中国走向全球大国的道路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但她终将站在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