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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过渡层与中产边缘层

一、什么是“中产过渡层”与“中产边缘层”

对于中产阶层的表述,目前国内学界,概念很多,包括:中等收入群体、中间阶层、中产阶级、中产阶层等等。其实,概念虽然很多,但是在真实社会群体或具体职业群体的识别上,分歧并不是很大,即人们通常将职业上处于中间层的社会群体视为中产阶层。从职业分类上看,通常将各类组织的管理者(除少数高层以外)的大部分、中小企业、中小机构经营人员、中小资产者、专业人员与技术人员的绝大部分、普通职员、普通办公室人员、普通工商业营销人员等视为中产阶层。

目前,在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中,使用的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用收入来界定社会群体,优点是简单易操作。具体方法是,首先计算出某一群体的收入均值,然后将超过收入均值半数的人群,以及比均值高出一定倍数的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当然,简单的收入定义也有缺点,尤其是在中国目前的场景下,社会各阶层还在变动之中,资源分配和资源配置的制度体系还不稳定,如果仅仅用收入分辨社会群体,至少会遇到如下几个难题。第一,收入与职业、教育的关系还没有稳定或定型,所以,如果仅仅看收入,就会发生将某些职业教育典型的中产阶层排除在中等阶层之外或者发生相反的情况。第二,在经济形势波动的局面下,收入会随时发生变化甚至较大变化,这样中等收入的标准就十分不稳定。第三,迄今我国城市和农村依然差异极大,测量农村自然经济的收入与生活方式,与测量城市市场经济的收入与生活方式难以使用同一种货币尺度。第四,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差异巨大,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差异也很大,所谓“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的说法就是此种差异的生动体现。同一种收入,在特大城市里是低收入群体,到小城镇有可能成为高收入群体,反之亦然。总之,尽管人们常常询问究竟什么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研究人员也常常难以给出准确的答案。这样,就不得不将中等收入的幅度定得十分宽泛,而过于宽泛的标准又失去了阶层分辨的意义,过于宽泛的标准就等于没有标准。[0]

正因为如此,出于学术研究的取向,本文还是使用了中产阶层的概念,意味着中产阶层是一个有着特定社会地位的社会群体。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呢?笔者以为,不管什么样的社会群体,有三种地位比较重要、比较容易测量,即经济地位、职业地位和教育地位[1]。笔者曾经用这三种标准来分析中产阶层。提出这样的中产标准:第一,在经济上,该阶层的收入、财产状况以及消费和生活状况不低于小康水平;第二,在职业上居于职业地位的中间层次,更具体来说,类似于白领阶层;第三,在知识方面,受过较好的教育,一般达到中等以上的教育水平或者受过13年级以上的教育。[2]

本文的重点是探讨中产过渡层和中产边缘层。我们知道,所谓中产阶层的说法本身就是一种等级分层的方法而不是属性分层的方法,上中下的划分就意味着阶层之间是相互连接的关系,而不是不同属性群体之间界限分明的关系。所以,“中产过渡层”是一种普遍现象,中产阶层与上层和下层都会存在过渡层的现象[3]。中产与上层的过渡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中产与下层之间的过渡层才是我们研究的核心,笔者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培育和扩大我国中产阶层的队伍,为了推进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为此就必需研究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方法才能够使得目前数量和比例都很大的社会地位不高的群体能够实现地位上升,进入到中产群体中来或稳定在中产的队伍里,成为中产的核心层。所以,在此意义上,中产过渡层与中产边缘层的涵义相似,甚至可以互相替换。当然,如果一定要区分两个概念的话,中产过渡层涵义更广些,既涉及到了中产阶层中与下层群体接近的部分,也涉及到了下层群体中与中产阶层接近的部分,而中产边缘层(下文常简称:边缘中产)指已经进入了中产阶层的边缘部分。

对于中产阶级中“过渡层”和“边缘层”的专门研究,较早的有英国社会分层理论家帕金(Frank Parkin),他曾经提出“社会文化缓冲层”(a social and cultural buffer zone)的概念[4],认为在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层,是由大量的比较低层次的白领群体构成的。帕金探讨的重点并不是如何促进边缘层向核心层的转化,而是从比较积极的意义上理解这个过渡阶层的社会功能,认为该过渡层起到文化心理上的缓冲作用,缓解人们的社会紧张和社会不适应。

对于中产阶层中过渡阶层的认识,较早的有功能主义分层学者沃纳(W. Lloyd Warner),探讨了区分过渡层的理论与方法。沃纳等人的“洋基城”研究,将全社会分成上中下三个阶层,然后,又将中层分成上中层和下中层,而他所描述的下中层诸如小零售商、技术工人等就是本文探讨的中产边缘层[5]。国内学者所持观点也颇相似。例如陆学艺教授等提出的“十大社会阶层”观点,在将十大阶层归为五大社会等级时,将社会中间层分为“中上层”、“中中层”和“中下层”,而“中上层”就是中产与上层的过渡层,“中下层”就是中产与下层的过渡层,所以,也是突出了中产过渡层的特点[6]。

既然笔者曾经提出了中产阶层的三种标准,那么,理论上就有三种中产边缘层(同时也就意味着有三种“中产核心层”)。第一种是按照经济标准划分的边缘层,第二种是按照职业划分的边缘层,第三种是将某些教育水平不太高的群体视为中产边缘层。

但是,在将这样一种想法变成操作型定义时,经济标准的定义和教育标准的定义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最近在笔者主持的课题研究中,将我国家庭年收入6.9万至23.6万的定义为中等收入家庭,这样的家庭在全国占比21.0%。从定义的收入跨度之大,就可以体会到中产过渡层比例肯定是很高的;同时,还可以体会到上文讲到的收入定义的困难:收入幅度十分宽泛。要想从中再分辨出具体的中产边缘层,显然难度就更大了。

至于教育标准,难度也很大。关于中产的教育标准是指,现代中产阶层大多受过较好的教育以及获得较高的文凭,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甚至将“占有教育的和技术的证书”定义为中产阶级的本质属性[7],但吉登斯也只是理论上这样说,他也没能够给出中产阶级教育文凭的操作定义。现代社会的中产阶级特别是“中产核心层”,应该是受过较高教育的群体,但反过来说,凡受过较高教育的都是中产阶级,也不准确,因为,upper class很高比例也是有较高文凭的。所以,用教育定义中产阶层和中产过渡层难度很大。

三种标准比较之后,笔者认为,还是从职业角度定义中产阶层和中产边缘层最具有操作性。而且,职业与教育、职业与职业收入之间,都有比较强的耦合度。那么,怎样从职业上定义呢?笔者曾详细探讨了“国际社会经济职业地位指数”(ISEI)的方法[8],即将所有职业都转换为一种地位指数,然后量化地确定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方法。由于有了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量化得分,这样上层、中产和下层的分组就比较容易,而且根据地位得分的分组,反过来再寻找各个对应的职业群体也比较容易,职业群体是属性地位差异群体,不同职业群体的界限十分明确,所以,用这样的方法确定中产群体和中产边缘群体、中产过渡群体都变得比较容易了。根据我们多年研究的经验,本研究将ISEI得分67分和67分以上定义为社会上层(upper class),将得分41分至66分群体定义为中产阶层,将得分16至40分定义为下层(lower class)(目前社会地位得分最低是16分)。这样,不仅三大社会阶层的分界十分清晰,而且,很容易定义中产过渡层和中产边缘层,即将那些得分处在中产阶层分值边界的职业群体定义为中产过渡层和中产边缘层。同时,还可以将那些虽然处在下层群体,但是得分接近于中产阶层边界的职业群体定义为有可能流入中产的过渡阶层。下面笔者采用ISEI测量分析一下我国分层的整体状况。

笔者曾经使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ISEI值,提出中国社会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9],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社会是明显的中产缺失社会结构。当然,十年以后此种结构已经有所变化。

图1是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数据计算的ISEI地位结构。本文使用的是“六普”“长表”数据1%的抽样样本,由于本文研究的重点是职业分层,所以只选取了其中16~64岁的有职业的人口(后文的分析都是针对这一群体),也可以称作有经济活动能力人口,最终总样本为683291人。从图1可以看到,地位结构中,处于中下位置的地位群体有所扩大,由此,笔者提出了从倒丁字型结构向“土字型”社会结构变迁的观点。根据六普数据,符合上述ISEI中产分值的人口比例的为19.12%,而且,从图1可以清楚看到,该中产的主体,位置处于中下层,也就是说,主体正是本文讲的中产过渡层和中产边缘层。

图1. 中国城乡ISEI社会结构(六普)

图2是根据六普数据计算的,我国660多个城市ISEI结构图示,这里计算的是城市常住人口(指在城市里居住六个月及以上的人口),也就是将外来打工者都计算在城市人口里了,这应该是比较真实的中国城市社会结构。图2显示,中国城市人口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中产特征,按照上述中产ISEI标准,城市中产阶层比例为38.44%,城市上层比例12.67%,下层比例48.99%。图2也清楚地显示,中产的大部分处于中产过渡层或中产边缘层位置。

通过分析两个社会结构图形,可以得到三点启示:第一,从全国总体社会结构图形上看,我国中产阶层力量还比较弱小,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农村社会结构的影响,只要农村、农民还占有巨大人口比例,整个社会的中产化就会滞后。当然,我们知道,未来30年仍然是中国城镇化大发展时期,从人口预测上清楚看到未来15年农村人口比例会大幅下降,所以,可以预见,未来15年中国中产比例会有较大上升。第二,我国中产主要在城市里,即使将外来流入城市的打工人口计算在内,中产也有了很大发展,在城市中占较高比例。第三,我国城市中产队伍中,处于中产边缘层的比例很高。所以,本文研究中产过渡层、中产边缘层,是培育中产社会的关键问题。

图2.中国城市常住人口ISEI社会结构(六普)

二、我国中产过渡层与中产边缘层的结构剖析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知道,从职业分层角度区分中产阶层、中产过渡层与中产边缘层是比较理想的方法。上文也说明了,使用ISEI区分三大阶层的具体分值,根据六普数据,上层比例为5.62%,中产层为19.12%,下层为75.25%(合计不足100是四舍五入所致)。下面,笔者就来具体分析一下中产过渡层和中产边缘层的构成。

1、两种不同类型的中产边缘层

上文已述,探讨中产边缘层和中产过渡层,主要是在中产阶层内部寻找那些与下层连接的群体。但是,既然是与下层连接,那么,从下层群体中也可以找到与中产相连接的群体。这样,所谓过渡层就有两种,一种是划为下层,但靠近中产的群体,本文定义ISEI分值38-40分的群体,另一种是虽然划入中产,但是处于边缘状态,本文定义ISEI分值41-45分的群体。

38-40分群体,是下层群体中的上层,在全国人口占比例不高,为4.4%,主要职业是服务业辅助人员、饭店旅游健身娱乐场所服务人员、卫生辅助人员、生活辅助人员、维修检修人员和值班人员、印制处理人员、治安保卫人员、设备安装人员等等。社会地位处在临界线附近,如果在职业培训、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劳动合同等体制机制建设上对该群体给予帮助,该群体社会地位是可能上升的。

当然,上述群体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主要还是讨论41-45分群体,该群体主要职业类别为购销人员、营业人员、推销和展销人员、各类销售人员、办事员、普通办公室人员、各类产品、设备维修人员、多类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等,该群体在全国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甚高,为13.90%,上文讲过整个中产也不过是19.12%,而该群体就占到了目前整个中产的73%。由此我们也更加认识到,中产边缘层在如何扩大中产阶层上占据举足轻重位置。

上述两个群体受教育状况差别不大,占比最高的都是初中毕业,38-40分群体为46.22%,41-45分群体为48.89%,两个群体中都有大约17%的人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而且,很明显,两个群体虽然都是在城市劳动,但大部分都还是农村户籍。所以,基本上是外出打工的农村户籍者,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进入到比较体面工作的劳动群体。目前,最大多数人群既不是在特大城市中,也不是在小城市中,而是聚集在地级市里,居住劳动在地级城市中的比例:38-40分群体为53.21%,41-45分群体为52.21%。我国地级城市的规模一般也不小了,所以,要想脱离繁重的体力劳动,进入到白领工作上来,在小城市里机会太少,还是要到有一定规模的城市中来。

对于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中产层的分析发现,两个阶层社会地位的状况确实差异不大。其实所谓中产和下层是我们人为的划分,处在边缘、过渡、临界位置上的社会群体,其实是同一个社会阶层。这恰恰是中产阶层划分方法造成的。

2、在不同类型城市中的中产层与中产边缘层

本研究发现,我国中产阶层与中产边缘层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的比例中有明显差异,总的趋势是,城市规模越大,中产阶层及中产边缘层所占的比例就越高。关于城市规模,本文将1000万以上人口的定义为超大城市,300-1000万的为特大城市,100-300万为大城市,50-100万为中等城市,50万以下为小城市。按照这样的分类以后,中产阶层与中产边缘层的比例显示在表1和表2中。

(表1、表2 略)

对于表1表2数据的观测,笔者试作如下五点分析:第一,城市规模越大,全部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也随之上升,城市规模越大,下层群体所占比例就越低,中上层所占比例就越高,所以,大城市提供了更多的中上层就业机会,发展大城市可以优化整体社会结构、提升整体社会地位。第二,城市规模越大,中产阶层所占比例越高,与此相对应中产边缘层所占比例也越高。在超过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里,中产阶层比例达到了41.1%,而中产边缘层占了25.35%,也就是说,在这些超大城市有经济活动的人口里面,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属于中产边缘层。所以,培育中产,稳定中产社会地位、扶助中产边缘阶层,在超大城市里面任务要更为沉重。我们知道,中产边缘层大部分是城市外来常住人口,是从农村或小城镇来到大城市经营服务的群体,在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里常常受到各个方面的排斥和挤压。所以,我们应该反思和修正大城市户籍政策,将排斥变为帮助和改善边缘中产的政策。第三,由上述两点可以推论出,城市规模的布局对于培育中产社会有重大影响。在城市的发展中,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总是恐惧大城市的发展,担心大城市的发展会带来“城市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9年的发展证明,大城市和城市群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大城市集约化效应所带来的高效率、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所激发的经营创新、所促成的经济社会繁荣,是中小城市所无法相比的。有人会说,大城市会带来“城市病”、交通拥堵,会造成环境污染,其实,如果管理水平低,中小城市同样会发生交通拥堵和环境问题。因此,所谓“城市病”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城市管理水平低下,应从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上解决大城市的诸多问题。从东亚经验看,在人口数量大、密度高的社会,发展以大城市、城市群为主体的城市布局符合一般规律。以大城市、城市群为主导的城市布局与我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进橄榄型社会的战略完全一致。第四,越是规模大的城市,“中产核心层”的比例就越高,这与大城市的现代社会结构、现代职业结构是一致的,超大城市的发展非常有利于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有利于推进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形成中国后工业社会的新型社会结构。第五,城市的规模越是小一些,在该城市的中产阶层中,中产边缘层所占的比例反而会更高一些,表2数据清晰显示了这一点。规模小一些的城市现代化的程度会低一些,所以,聚集在中产边缘位置的群体比例会高些,这很容易理解。当然,这里所说的规模小些是与特大城市、超大城市比较,中产阶层、中产边缘层的聚集还是需要城市具有一定的规模,需要有相对成熟的现代化职业体系,因此表2数据也显示,中产边缘层所占比例最高的是“中等城市”,为76.82%。这与上文提到的,在我国,“地级市”聚集的中产边缘层的人数总体规模最大,完全一致。所以,在我国中等城市或地级市中,培育中产的任务也很艰巨,在这里中产边缘层的总量和占中产的比例都最高,也更应该重视扶助中产边缘层的工作。

3、中产过渡层与中产边缘层的职业群体分析

中产过渡层与中产边缘层的具体职业类别非常复杂,为简明扼要地了解这些职业群体的社会地位、社会状况,笔者认为以下四个群体最应该予以重视。

第一,经营销售群体边缘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就是市场经济的兴起,而经营销售群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直接产物。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经轻视商业经营销售职业,认为它不是直接生产劳动、不创造剩余价值,今天,这种观念已经被彻底改变了,尤其是在产能过剩、买方市场的今天,商业营销群体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消费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考察六普数据ISEI值41-45分群体,将商业销售、服务销售、推销、展销、购销人员等合计的话,大约占到了该群体的68.3%。可见,中产边缘层很高比例是由商业营销阶层组成的。而且,如果进一步比较五普和六普数据就会发现,在我国的中产阶层中,无论就增长速度、增长人数或增长比例看,商业经营销售层都是最为突出的群体。经营销售群体的崛起证明了这样三个特点:首先,它体现了我国职业群体演变的趋势,从过去的直接生产者为主,未来会转变为营销服务者为主,其功能是将商品真正转变为居民的消费。其次,我国营销群体的社会地位尚有提升空间,他们目前的社会地位还不高,尚于边缘位置,随着其社会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其社会地位的提升也会发生。当然,社会地位提高的前提是他们自身的文化素质、技术素质、经营管理水平也需要提高。最后,该群体目前处于边缘状态的原因,往往是市场不规范所致。稍稍观察就会发现,城市里两种不同类型的营销者,正式注册登记的和没有正式注册登记。在大城市里每天都发生着城管和商贩之间的博弈。在城乡结合部和小城市,市场不规范的现象则十分普遍。其实,商贩的非正规经济与违法经济还是有根本区别的。国际上很多国家也都在探索如何使得非正规经济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技术人员队伍的边缘层。在国际上的经济发达体中,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都是中产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技术阶层是进入到了中产阶层的核心部分。但是,在我国,技术工人还仅仅处在与中产边缘层接近的比较低下的位置上。这里面也分成两种不同身份的技术工人:一种是从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有正式技术等级证书的技术工人,该群体的身份地位是得到国家、社会和企业认可的,一般也是城市户籍人口,是比较容易纳入中产阶层的;但是,该群体的人数和比例都很低,在我国全部就业者中约占4-5%,而在国际上很多发达经济体中,这种进入中产阶层的技术工人的比例占到了全部就业者的约15-20%。在我国,另一种特殊社会身份的技术工人,却往往被冠以“农民工”的称呼。我国农民工总数通常认为有2亿7千万,他们从事的劳动有相当部分当然是体力劳动,但是,农民工中从事有技术、技能工作的也不在少数。根据笔者的全国调研,被访农民工中回答自己从事“有某种专业或职业技能”工作的占比53.4%[10]。所以,技术工人队伍的边缘层,人数和比例最多的就是这种处在中产阶层与社会下层之间过渡位置上的群体,他们名义上叫农民工,实际上从事的是有相当技术含量的工作,如何使得处于技术边缘层的农民工实现地位上升,是实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战略在当前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

第三,普通办事员、行政人员的边缘层。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普通行政人员的剧增。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以及各个层级教育的膨胀、医疗保障事业的发展、现代科研的发展,体力劳动者人数比例大大下降,而从事办公室工作的普通行政人员激增,对此社会学家早有阐释[11]。中国虽然目前还是工业制造业为主体,但是,随着产业结构、增长方式的转型,向后工业社会的变迁已经发生。六普数据显示,普通办事员、普通行政人员在就业者中占比4.45%,城乡之间差异巨大,在城市就业者中占比10.87%,在乡村仅0.76%。可以预计,随着未来二十年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其占比会迅速攀升。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普通办事员、行政人员的身份区隔还很严重,在党和政府工作的普通办事员,只要是列入公务员编制的社会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工资收入虽然不很高,但是福利待遇等相当不错,他们属于典型的中产阶层而不是中产边缘层。但是,目前政府机关也雇用了很多合同制办事员以及很多辅助人员,他们则明显处在边缘位置上。还有一类是事业单位办事员,我国事业单位是个极其庞大的体系,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相关的机构大多属于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其工作特点所需要的主要不是体力劳动者,办事员行政人员占了很大比例。事业单位的办事员也常常分成两种身份,一种是事业编制人员,这部分人工资、福利、待遇都很不错,属于典型中产阶层;另一种则是劳动合同制雇工,他们的工薪福利待遇则要差很多,属于典型的中产边缘层。近年来,中央提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12]的战略,行业协会商会、科技类、社区类、公益类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雇用了大量办事员、行政人员、办公室人员,承担了多方面的社会工作。这类人员很多都是大学、大专毕业生,但是,他们的福利待遇等往往不够完善,他们在大城市中福利保障诉求比农民工要高很多,遇到了户籍、子女教育等诸多问题,在大城市中往往受到制度排斥,处于中产边缘状态。

第四,服务人员边缘层。在统计上,我国习惯于将服务业人员与商业营销人员合为一类,合在一起的话,在我国就业者中占比例很高,根据六普数据,在我国城市就业者中占到了31.86%。当然,服务人员与商业营销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国在传统观念、文化习俗上常常轻视、以致于看不起服务人员。随着未来几十年我国产业的转型,第三产业比例迅速上升,未来服务业大军的兴起是必然的,根据国际上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服务业吸纳的就业人口最多,所以,这类劳动者会成为城市就业者的主体。特别是随着我国老龄社会到来,对于各类辅助老人的服务人员的需求会激增,包括,生活辅助人员、医疗辅助人员、社区辅助人员等等。在国际上,服务人员是纳入白领职业的,也就是说是可以纳入中产阶层的,尽管属于典型的中产边缘层。而在我国,服务人员往往被视为社会下层,所以,如何对待服务人员也是我们构建中产社会中的一道难题。

三、中产过渡层与中产边缘层的政策辅助与中产社会的培育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经过39年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我国的中产队伍有了一定的增长,尤其是在大城市、特大城市里,这种增长更为明显。但是,目前突出的问题是:中产阶层中的大部分人,仍然聚集在中产阶层的边缘地带,此外,还有数量巨大的就业者聚集在中产与下层之间的过渡带。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现阶段的政策变量非常关键,笔者已经论述过政策变量对中国社会分层的重大影响。如果采取适当的辅助推进政策,中产阶层就会进一步发展壮大,反之,如果政策失误,则会停滞甚至倒退。由此,笔者特提出关于辅助、培育中产的如下几点想法。

1、边缘中产的社会地位极其不稳定亟需政策辅助

中产阶层的地位不稳定历来是个大问题,边缘中产的不稳定特征就更为突出。马克思是最早探讨现代工业社会中,中产阶层边缘层地位不稳定问题的。马克思认为,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下层”,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指自耕农)等,这些“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会出现向下流动[13],而这种向下流动会引发重大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所以,笔者认为要想构建和谐社会,不仅应防止边缘层地位的下降,还要帮助过渡层实现地位上升。

十三五以来,国家强调扶贫、精准扶贫,对于贫困层确实给予了较多的关注。相比较之下,对于中产阶层的辅助则重视不够。中产阶层的地位下降,引发的社会问题常常更为严峻。社会学研究证明,引发重大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动荡的往往不是来自最为贫困的群体,而是来自中产阶层的地位下降,这就是所谓“相对剥夺”理论。中产阶层和中产边缘层,由于社会地位处于中层位置,社会期望值往往较高,将有一定地位的群体视为参照群体,其地位一旦下滑,社会不满情绪会高涨。尤其是中产边缘层,他们的社会地位不稳定、生活不稳定问题更为突出,为了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遇到的困难往往不亚于贫困层。

我国中产阶层形成的时间还不长,社会地位还不太稳定,所以,如果有各种突发事件的打击,会导致地位下降。比如中产阶层往往是有了一些资金积蓄,开始有了一点小资产、小资本收益,但是,一方面是资本金额较小,另一方面是经验不足,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受损失的往往是这种小资本者。比如,2015年的股灾,受损人数最多的就是这些“涉市未深”的小中产阶层。很多人多年的积蓄毁于一旦。上文已述,中国中产阶层大部分居住在城市里,城市房价昂贵使得年轻一代的中产阶层大多靠按揭买房,生活压力极大,表面上看来居住在鲜亮的中产社区,但是,生活地位十分脆弱。一旦失去工作,还不起按揭,生活立即陷入困境,连住房都要失去,结果会是血本无归。近来我国经济呈现下滑趋势,边缘中产层的地位下滑问题更为突出,所以,政策辅助是极为紧迫的。

2、大学毕业生的政策辅助

高等教育是中产阶层的孵化器,上述边缘中产的很多群体都是源自大学毕业生。目前我国高校毛入学率高达40%,如此高比例的高校学生,毕业后,还难以直接进入核心中产层,而是易于进入边缘中产层。目前,我国高校学生中大约有半数是大专和高职,与这样的毕业生对应的职位也大多属于中产边缘层。所以,在辅助中产边缘层、中产过渡层方面,辅助大学毕业生是一项核心任务。

大学毕业生遇到的第一大难题即就业难题。根据六普数据,在毕业后未工作人群中,大学本科、专科和研究生毕业未找到工作的比重达到44%。按道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于高水平人才需求是很急迫的,但为什么如此高比例的高校毕业生又找不到工作呢?这里面非常突出的是两种不对口问题。

首先是期望与现实不对口。高校毕业生往往期望值很高,认为自己受过高等教育,希望找到较高位置的工作。但是,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也发生质的变化,高校毕业生不是对着精英职位而是对应大众职位。所以,应引导他们适应这种变化,否则就会出现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其次,专业技能与市场不对口问题也很严峻。大学扩招阶段,很多新增招生往往不是由于社会急需,而是由于学校容易提供教学条件,从数据上看,1999-2013年人文社科类本科生增长比例很快,工科类反而呈现出比例下降的局面,这与工科类需要的教学资源较多有关。结果,劳动力市场出现重大的不匹配,市场需求较大的职业和专业技能反而出现缺口。为此,政府、学校与社会都需要改革与创新。学校应设立毕业生就业市场部,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招生专业。高校还特别应加强就业实习环节建设,实习期间相当于职业岗位的培训。各级政府更应建立辅助大学生就业的常设部门,做就业的介绍、指导和引导工作,设立专门的网站随时更新需求方与供给方的信息。此外,所有的社会组织、专业协会等都有责任协助大学生就业。

大学生进入中产阶层的再一个矛盾现象与城市规模有关。上文数据显示,越是人口巨大的大城市、超大城市,中产阶层比例越高,越是小城市中产比例越低。高校学生都愿意留在大城市,这里的职业也与他们的专业更匹配。但是,越是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排斥政策越明显。上文已经论证,未来中国城市布局,大城市、超大城市、城市群为主体,符合国情。所以,应改革这些城市的户籍政策,应更为宽容接受外来大学生,这不仅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也体现了社会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当然,在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大学生边缘中产层也遇到了巨大的生活压力:包括生活费用压力、住房压力、子女教育压力,以及社会管理体制压力等等,首当其冲的是住房压力。甚至可以这样说,在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住房已经成为大学毕业生能否进入中产的制度障碍,住房政策已经成为影响未来中国能否顺利进入中产社会的重要因素。从制度安排角度看,政府住房政策设计应匹配市场住房与福利保障住房之间的适当比例,应在住房市场化的改革中,配置、创新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城市住房类别,以保证大城市、超大城市住房的公平理念。外来大学生是大城市里最年轻、最有奋斗精神、最有发展潜力和最有创新能力的群体之一,应该在住房等制度安排上对他们实施一些倾斜政策,这不仅有利于培育中产社会,而且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举措。大学生也是政治敏感性最突出的群体,如果大城市、超大城市长期对他们采取排斥政策,肯定会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所以,还是应逐步改革那些在户籍、身份档案、城市管理上对外来大学生的排斥政策,辅助有强烈奋斗心的边缘群体实现地位上升,也体现了社会公平公正。

反之,小城市、边远地区,人才奇缺,大学生不愿意到这些地方去,结果,恶性循环,越是奇缺高水平教育的地方就越没有人去。为解决这样的问题,也需要靠国家政策调节,鼓励大学生到这些地方去,要切切实实地对到这些地方去的大学毕业生,给予收入上的足够有吸引力的补贴。其实,特大城市人才过剩,出现人才的“不经济”现象,大学生职位晋升的机会极为狭窄,反而是到中小城市,由于高教育人才稀少,职业晋升的机会宽广。人才是一个地方能否发展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应给予到这些地方去的大学生财政上的支持,边远地区应该有较高的津贴、补贴,让他们真正享受到实际利益和社会声望。我国区域之间发展差异太大,这样的财政支出显然有利于区域的协调发展。

3、技术工人边缘中产层的政策辅助

上文已经论证清楚了三个问题:第一,技术工人群体是中产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我国技术工人进入中产的人数比例很小;第三,我国从事技术工人劳动的群体还主要处于下层向中层边缘过渡的位置上。那么,怎样辅助技术工人的地位上升呢?

上文已经分析了我国技术工人的两大类人员构成:一类是从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中专、中技、职高等)和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与上述高等教育有交叉)毕业的人员,这类人员职业训练比较规范、有职业资格证书,部分人职业训练毕业。这类人数比例都很少。另一类则数量巨大,2亿7千万农民工里很大一部分属于这一类。农民工是我国最大的潜在技术工人群体。农民工中的技术工人能否进入到中产,成为我国橄榄型社会能否形成的关键。

目前的突出问题是所能够提供的职业技术教育资源远远不能够满足数以亿计的劳动者的技术培训需求。所以,对策是创造多渠道的技术培训方式。首先是公立的职业技术学校,目前,财政拨款远远低于普通学校,中职学生人均财政教育经费投入明显低于普通高中生人均财政投入[14]。同样,高职学生人均得到的教育拨款更大大低于本科高校学生,仅为后者的不足三分之一[15]。我们知道,职业技术训练需要的设备、耗材等需要经费支撑,口头上说重视职业教育不如拨款上真正给与和投入。当然,仅靠公立学校也是远远不够的,企业培训在职业培训中居于重要位置。调研证明,目前农民工的大部分人是在企业中受到的培训。目前的突出问题是,企业担心培训后,农民工跳槽,这样为他人做嫁衣。所以,也需国家出面,从政策上、资金上鼓励企业培训员工,企业培训普遍化以后,员工都受到培训,解决了员工流动的问题。此外,也应鼓励职业协会、行业协会从事该职业该行业的技术培训,这些组织是跨企业的,由他们来组织培训更为合理。从国际经验看,行业协会在劳动者技术培训方面起到核心作用,我国的行业协会面临改革和转型,必须去官僚化,真正转型成为同业人员交流培训的基地。最后,市场培训也是很好的补充,市场往往能够捕捉到那些最为稀缺的技术技能,提供高水平职业培训,这方面有很成功案例,一些劳动者愿意缴费培训,因为好找工作、很快就可以收回成本。当然,也要加强管理,防止那些假冒伪劣的市场培训。

在大的战略上,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技术等级制度。目前的五级职业资格证书很不成功。笔者的调研表明,90%的劳动者没有职业资格证书,有了证书的人工资水平也没有提升。近年来,为推进简政放权,国务院取消了数百项职业资格证书,目的是强化市场导向的作用。但是,这里面有悖论,职业资格、职业技术等级是形成社会地位条件。我国目前的职业资格证书不成功,需要探索新的体制机制。我国改革以前的“八级工”在形成技术工人社会地位方面曾经十分成功。众所周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倡“工匠精神”,得到全社会认同,工匠精神需要制度保障,如何真正实现目前还在探索之中。

4、城镇化、市民化与中产边缘层的辅助政策

城镇化与中产边缘层是什么关系呢?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大量聚集到城市中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向城市转变,转移到城市里的原农村人口,比农村的职业地位有所上升,但是,往往聚集在中产过渡层、中产边缘层的位置上。从上文图2中也可以清楚看到。

在大的战略上,中央提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市民化与本文强调的中产化的理念是一致的。市民化就意味着,转移到城镇来的农村人口会进入到城市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中来,会享受城市人口一样的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所以,市民化也就是中产阶层的培育过程。既然农村转移来的人口很大部分处在城市的中产边缘位置上,那么,提高市民化的水平就与辅助中产边缘层讲的是同一件事情。

怎样将辅助市民化和辅助中产边缘层的政策融合在一起呢?笔者特提出三个辅助。

第一是就业辅助。农民转变为市民后最突出的问题是到哪里就业,所以,简单地转变户籍没有什么意义,核心问题是帮助农民在城市里找到就业位置。笔者在调研中询问农民,转变为市民后能做什么工作?结果回答最多的是物业和保安。回答得确实有道理,因为人口聚集以后服务业的就业机会最多。物业和保安是典型的服务业职位,这样的职业如果是高水平的话,能直接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安全水平。其实,这样的职业需要很高的技术含量,人们以为任何人都能够进入这样的职业是不对的。譬如保安,居民将生命安全都托付给这样的职业了,应该是一种高技术含量的职业。在国际上,也属于典型的白领阶层。所以,在农民市民化以后,对于农民进行服务业的培训非常重要,不仅能够帮助农民迅速融入城市就业体系,而且也有利于大大提高我国城市服务业的水平。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的历史机遇期,第三产业的兴起、服务业人员的兴起是产业转型的重要标志。服务业职业在国际上也属于白领阶层,国际经验表明,服务业队伍的扩张与白领的发展、中产社会的形成有直接的密切的联系。所以,市民化过程中,扶助农民进入城市服务业行业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径。我国文化传统上,长期以来轻视和看不起服务业人员,这是非常落后的观念,应在舆论引导上,培育尊重服务业劳动的现代社会观念。

第二是生活辅助。刚刚转变为市民的农民,肯定是不适应城市生活的。农民在自然经济状态下,房前屋后种瓜种豆,不花钱就可以生活,而到了城市市场经济下,处处需要花钱。农村生活空间巨大,到城市以后非常不适应的就是房屋窄小,没地方放大件物品。所以,市民化的农民有一个适应过程。应在政策上给予他们多方面的生活辅助。最主要的包括住房辅助、物业管理辅助等等。农民在农村最大的资源就是自家住房、宅基地、承包土地,应尝试多种创新农民住房、宅基地、土地资本化的实验,使市民化的农民真正获得资本收益。

第三是社会权益辅助。我国城市和农村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保障体制,所以,市民化以后重大变化是农民怎样与城市的保障体系接轨。笔者调研中发现,市民化后,满退休年龄的农民,立即就能享受城市低保,所以市民化对他们最有吸引力。而对于远远没有到退休年龄的农民最没吸引力,他们还需要交纳多年的保障金,因此常常有怨言。所以,还是要创新对于各个年龄段农民都有吸引力的保障体制。可以尝试将农民宅基地、土地资本化后一部分资本转移到市民化后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中来,这方面有待于各地城镇化、市民化实验做出多种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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