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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智库12月21日战略预测:埃尔多安的“强人经济学”与土耳其经济

土耳其的货币危机迅速加剧,正在把土耳其拖入系统性的经济危机。

过去三个月,土耳其里拉兑美元下跌接近50%。本周一(12月20日),里拉兑美元汇率一度创下18.3363的历史低点。随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新政,称土耳其不打算改变汇率机制,没有从自由市场倒退的计划,将引入新的工具以应对外汇波动,将继续按照目前的路线稳定汇率和通胀。此后里拉大幅拉升,汇率一度升至12.2756里拉兑1美元,单日涨幅超过33%,这是里拉自1983年以来最大涨幅。不过,土耳其里拉汇率的短暂反弹能否扭转货币崩盘趋势,市场并不乐观。

里拉崩溃严重影响了消费者价格,导致土耳其通胀飙涨。由于土耳其国内生产能力不足,粮食、药品、油气能源及原料等大量商品依赖于进口。今年里拉贬值了一半,相当于家庭进口购买力削减了一半。治疗癌症、糖尿病的进口药物纷纷涨价,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进口化肥涨价70%,打击了农业生产。土耳其是世界第二大小麦进口国,小麦进口价格上涨直接推高了粮食价格。由于通胀加剧,民众消费降级,普通面包需求量增加,面包价格进一步上涨。土耳其93%的原油和99%的天然气依赖于进口,里拉贬值大幅度抬高了油气价格,进一步推动了交通运输及消费品价格上涨。土耳其的CPI同比增速从2020年11月的11.9%大涨至2021年10月的19.89%。由于物价上涨太快,苹果公司在11月24日暂停了在土耳其的销售,等土耳其商品价格调整到位后再恢复当地的销售。实际上,一些食品、生活用品价格在最近三个月上涨了90%,超市员工都几乎跟不上价格标签的变化。

更麻烦的是,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土耳其的外债比例很高。2020年底土耳其外债达到4500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为7170亿美元,外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高达62%。土耳其最近的外汇储备为1640亿美元,只占外债规模的三分之一。可预期的是,一旦土耳其未来出现外债违约,很可能面临严重的外债偿付危机。这一幕并不罕见,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本币贬值后的外资撤离和外债偿付危机,横扫了东南亚众多的高外债国家;南美大国巴西与阿根廷,高外债依赖给其带来的危机在每一次经济危机中都会显现。

土耳其的货币危机与经济危机何以走到这步田地?在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看来,除了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造成的外部影响之外,土耳其陷入货币崩盘与经济危机,与埃尔多安近年奉行的“强人经济学”有重大关系。

埃尔多安的“强人经济学”有几大特点。一是刚愎地坚持“降息抗通胀”的错误政策。埃尔多安最核心的观点是:降息能够抑制通胀。在他看来,里拉的崩溃是经济封锁的结果,土耳其可以通过放弃优先考虑加息和强劲资本流入的政策,来摆脱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但这一观点与经济学常识和各国央行行长的共识完全相反。即使货币崩盘已经引发了土耳其主要城市的抗议活动,土耳其实业家开始愤怒地公开抨击现行的货币政策,呼吁埃尔多安政府放弃目前的政策立场,采取措施稳定里拉货币汇率,但埃尔多安不为所动,依然坚持其“降息抗通胀”的政策。埃尔多安甚至在一个月内两次援引宗教来为当前的货币政策辩护:“我们正在降息。不要对我有任何期待,作为一名穆斯林,我将继续做真主要求我做的事情。”他还表示:“我们当然意识到里拉波动带来的不稳定及其对通胀的影响,但我们要抵挡这些。我在这里宣布:没有退路。”

二是信奉政府干预主义。有国内学者认为,埃尔多安的“强人经济学”并不罕见,如果去掉“降息抗击通胀”的疯狂表述,埃尔多安的经济学就是土耳其版本的凯恩斯主义。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埃尔多安大举外债大搞经济刺激,埋下了高额外债的隐患。据财经自媒体“智本社”的数据,2010年初,土耳其的私有和上市银行总计有外债1750亿美元,几乎全部都是美元或者欧元债务。2018年第一季度,土耳其的外债规模达到3750亿美元,其中1250亿美元为短期债务。外债规模相当于土耳其当时年度经济产出的大约44%。埃尔多安经济政策的特点是高货币、强刺激,但大规模货币超发推动土耳其房价和物价疯涨。2018年,随着美元升值,土耳其陷入里拉贬值、债务负担加剧的困境。为应对高通胀,土耳其央行连续加息,但经济出现负增长。埃尔多安大怒,强力干预,撤销了央行行长,新行长转而迅速降低利率以刺激增长,结果触发了系统性金融危机。此外,为保选票,埃尔多安将2022年土耳其月最低工资标准确定为4253里拉,比2021年月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了约50%。这一水平明显高于土耳其工人的工资中位数,如果严格执行这一标准,那么企业将解雇更多的工人。

三是埃尔多安的经济政策与政治目标紧密挂钩。经济问题是埃尔多安在2023年土耳其大选中最大的挑战。他试图通过降息来兜住土耳其经济不崩盘,目标是给企业输血,稳定自己的企业票仓。更值得注意的是,埃尔多安的经济政策关联着奥斯曼帝国梦。土耳其有过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历史,虽然凯末尔努力将土耳其变成一个世俗化的现代国家,但埃尔多安则希望复兴伊斯兰教义下的奥斯曼帝国。埃尔多安执掌土耳其近二十年时间,在国际政治、宗教输出和突厥民族主义事业上都展示出强人特性。他不仅认为“世界不该由5个国家(即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说了算,应该轮流坐庄”,还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等国积极合作,于2021年11月12日宣布成立“突厥语国家组织“。有学者分析,埃尔多安试图以复兴奥斯曼帝国的名义成为突厥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和奥斯曼国家主义这三大主义的领袖。

安邦特约顾问许维鸿曾经分析,土耳其是一个既开放又封闭的特殊经济体:一方面,它的经济中心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全球化”上千年的历史名城、地缘位置极为重要,美国、欧盟、俄罗斯、中东石油美元都在伊斯坦布尔持有大量金融和实体经济资产,造成土耳其股市债市对国际资本流动可谓是异常敏感;另一方面,以政治中心安卡拉为代表的小亚细亚腹地,却是欠开放、欠发达、欠工业化的广大内陆地区,经济基础完全不同于伊斯坦布尔,对国际金融市场并不敏感。这种典型的经济二元结构,造成土耳其经济非常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但又局限于国家实力、纠结于国内欠发达地区诉求,无法形成有效的货币政策应对。为了突破这种瓶颈,土耳其在二战后不是埋头搞建设,而是多次在地缘政治上切换阵营,以谋求欧盟、苏联、中东石油美元的支持,这几年还想依靠宗教治理和所谓突厥语国家组织,当然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在经济领域愈发艰难。这一次由于新冠疫情引发的全面经济危机,正是土耳其多年“政策躁动”积累所致。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在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持续冲击中,土耳其可能成为一个因内外问题和政策因素而陷入货币崩盘与经济危机的独特国家。如果土耳其的经济危机继续深化,将对土耳其的国内政治产生影响。土耳其埃尔多安的“强人经济学”和高度政治化的政策之下面临的经济危机,对于其他疫情之下的国家来说也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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