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本的供应链政策正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积极推进“走出去”政策，鼓励企业到成本低廉、市场前景好的国家投资，在全世界建立生产、销售体系。然而在现今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不散的肃杀态势下，日本重新对供应链进行了检视，提出了强韧供应链的战略目标。基于经济安全的考量，它开始鼓励企业将生产基地多元化、分散化以及战略物资本土化。这些举措显示日本供应链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的“国际化”、“全球化”概念在淡化，取而代之成为主流思维的是“本土化”“区域化”。
日本原本在考虑全球的生产、销售布局时，首要考虑的是成本、效率和收益，即经济效益。然而现今的国际局势使得日本不得不把经济安全放到了首位。也就是说，国际局势的突变是日本供应链政策改变的主要原因。
日本采取了哪些政策来重组供应链？这些政策对与日本有着密切经济关系的中国会带来什么影响？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分析。
日本供应链重组政策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增强国内生产能力、开拓多元生产基地、防止重要技术流失与建立供应链国际互补机制。
（一）增强国内生产能力
首先，日本开始通过补贴支持企业扩大国内生产，减少进口依赖。日本2020年5月宣布实施“作为供应链对策的促进国内投资事业费补贴”政策。该政策的目的是对生产高度集中在特定国家的产品和对国民健康生活极为重要的产品，支持企业扩大国内生产能量，以减少对进口的依赖，缓解供应紧张局面，降低供应中断风险。该政策称，企业投资厂房、设备、系统和生产线，可以申请国家补贴。补贴对象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以降低国外生产集中度为目的的投资。日本企业在中国进行着大量的半导体、电动车、电池等产品及零组件的生产。如果企业将这些生产线迁回日本国内，或在日本国内建设新工厂，大企业可获得相当于支出经费1/2的补贴，中小企业可获得2/3的补贴。补贴金额上限为150亿日元（约合8.9亿元）。
第二，以缓解暂时性供应紧张为目的的投资，指在医疗口罩、呼吸机等医用品、医疗设备等方面的投资。企业在日本国内建设新工厂、增加生产线等，都可以申请国家补贴。大企业的补贴率为支出经费的2/3，中小企业为3/4，补贴金额上限为150亿日元（约合8.9亿元）。
第三，两个以上中小企业联合增加生产规模以降低供应中断风险、提高整体效益的投资。比如，两个以上中小企业通过合作增加生产规模、提高了设备开工率，降低了交易成本，或者通过技术互补使供应来源扩大、销售渠道扩展、生产灵活性提高等，就可以申请这类补贴。补贴率为支出经费的3/4，金额上限是150亿日元（约合8.9亿元）。
该补贴政策在2020年5月-7月和2021年3月-5月两次公开募集申请企业。第一次募集的预算金额是3060亿日元（约合180.5亿元），第二次募集的预算金额是2108亿日元（约合124.4亿元）。第一次募集有1670家企业申请，146家企业最终获得批准，补贴金额为2478亿日元（约合146.2亿元）。146家企业中，56家与降低国外生产集中度有关，占获批准企业总数的38.4%，它们的产品涉及半导体、飞机、车载电池、稀土金属、面板多个行业。其他90家企业与缓解供应紧张局面有关，占获批准企业总数的61.6%，它们的产品主要是消毒酒精、口罩、医疗外罩、医用手套等医用品。第二次募集有280家企业申请，151家企业最终获得批准，补贴金额为2095亿日元（约合123.6亿元）。151家企业中，130家与降低国外生产集中度有关，占获批准企业总数的86.1%。它们的产品涉及半导体、电动车、海上风力发电多个行业。这些企业中有66家的产品属于核心元件。另外21家企业和缓解供应紧张局面有关，占获批准企业总数的13.9%。它们的产品主要是疫苗注射针、注射器、医用橡胶手套、医药品低温物流设备等。总的来看，有近300家企业获得了补贴，其中超过六成的企业是因为实施了降低国外生产集中度的投资。
其次，日本还决定重建半导体的国内生产体制，启动了先行开发项目。日本于2021年6月公布了半导体产业战略，决定加大投资，重建生产体制，以增强供应链韧性。
在技术突破方面，日本认为微细化是当今半导体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与半导体制造流程的前工序相比，后工序的微细化技术发展得更快。将模拟、存储、感应等多种芯片叠置的小型化、缩短芯片间接线的高速化和省电化、将多个电路板叠置的高性能化等是当今半导体制造的尖端技术，日本在重建半导体生产体制中，要把这些技术作为投资重点，并且要利用这些技术来进一步提高前工序的效率。
在如何推进半导体战略方面，日本计划实施“后5G基金计划”，启动两个先行项目：“微细化流程技术开发项目”和“多电路板重叠流程技术开发项目”，由日本的半导体设备企业、材料企业和台湾的半导体企业合作开发尖端逻辑半导体技术，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内生产体制。目前，在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协调下，索尼、丰田、三菱电机和台积电已达成协议，在日本建造首个20纳米半导体工厂，生产用于汽车、工业机械和家用电器的芯片，防止未来出现短缺。日本希望企业投资能达到1万亿日元（约合590亿元）。再者，日本将集中投资下下代半导体制造设备、材料的研究开发，重点扶持在尖端半导体制造流程后工序中要用到的设备元件、碳纳米管下一代突破型储存器技术，并且加大对商业应用的政策支援。日本还组建了国家级技术攻关体制。这个体制以国立的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开放创新联合体（TIA）为核心，日本半导体设备制造企业、材料企业以及外国企业为成员。开放创新联合体（TIA）的成员，除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以外，还包括物质材料研究机构（NIMS）、筑波大学、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KEK）、东京大学、东北大学。
（二）开拓多元生产基地
因为不可能将所有产品的生产都撤回日本国内，所以，日本还支持企业开拓多元生产基地。日本在2020年5月制定了“海外供应链多元化支援”政策，对生产高度集中在特定国家的产品和对国民健康生活极为重要的产品，支持企业对供应链进行多元化和分散化，将生产从特定国家迁往以东南亚为中心的国家，以增加供应来源，降低供应中断风险。根据该政策，企业在此过程中所支出的费用，可以得到国家补贴。具体包括三类。第一，土木、建筑工程费用。第二，与机械设备等有关的生产费用、购买费用。第三，改造费用。补贴率分为三种情况，大企业为支出费用的1/2，中小企业为2/3，中小企业集团（指两个以上中小企业组成的集团）为3/4，补贴金额为1亿日元（约合590万元）到50亿日元（约合3亿元）不等。
截至2021年6月底，日本已经四次募集申请企业。其中的三次是对设备投资的补贴。从这三次的募集情况来看，71家企业获得了批准。按设备分类，医药医疗产品27家，电子产品24家，汽车产品17家，稀土产品3家。按国家分类，越南30家，泰国13家，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各8家，缅甸2家，老挝、柬埔寨各1家。总体来看，与医药医疗、电子产品相关的设备投资居多，汽车产品的设备投资也占有一定比重。投资对象国家中，越南居第一，占42.3%；泰国居第二，占18.3%，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分别占据第三，占11.3%。日本以越南、泰国为中心开拓多元生产基地的特征十分明显。
此外，第四次募集申请企业，是对企业的商业可行性调查进行补贴。企业在正式决定在某地生产之前，一般要对当地商业环境进行调查。这次的海外供应链多元化支援政策也把调查费用纳入到了补贴范围。从募集情况来看，21家企业获得了批准，主要涉及机械、电子、材料、稀土、医疗设备等产品，以及电子商务平台、食品流通、物流、铁路运输等领域。由此可见，日本现在不只是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东南亚，还在考虑在东南亚建设物流、电子商务平台等基础设施。调查对象国家包括：泰国7家，越南6家，印度尼西亚3家，印度2家，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各1家。越南、泰国仍然是日本最重视的国家，但也开始考虑印度、新加坡等国家，在东南亚地区建立更广泛的供应链。
（三）防止重要技术流失
日本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态势已经影响到了自身的经济安全环境，日本必须加强技术监管，避免地缘政治动荡对技术地位造成冲击。日本2019年提出对重要技术进行全面管理，采取“知”“育”“守”“用”措施，即掌握重要技术分布，集中资源培育重要技术，防止重要技术流出，推进重要技术商业应用。日本还修改了《外汇与外国贸易法》（简称《外汇法》），收紧了技术投资和出口监管。从供应链的角度看，这就是要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增强供应链的可控能力。
《外汇法》的修改重点，是将外资收购日本上市公司股份时的申报门槛比例从原来的10%下调到1%。这意味着日本上市公司在接受外国投资时将受到更严格的约束。《外汇法》对外资收购日本上市企业股份采取分行业监管方式。《外汇法》把行业分为“指定行业”和“非指定行业”两类，指定行业又分为核心行业和非核心行业。对于外资来讲，当收购对象企业属于核心行业，就必须向有关部门事先申报；如果属于非核心行业，则可以豁免事先申报义务，但必须满足一定条件并且事后报告；如果属于非指定行业，则仅需要事后报告。
原来被列为指定行业的有12个，它们是武器、飞机、核能、航太、可用于军事的通用零组件制造、网络安全、电力、燃气、通信、上下水道、铁路和石油业。2020年6月，日本又追加了两个行业，一个是与疫苗、先进药物有关的医药制造行业，另一个是与人工呼吸机、心肺机、透析机、起搏器、输液泵有关的高端医疗设备行业。指定行业的数量看似不多，但是其中的“可用于军事的通用零组件制造”行业的范围非常广，几乎涉及了所有制造业，因此，实际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将受到影响。这可以从日本财务省公布的监管清单中得到佐证。
2020年5月8日，日本财务省公布了关于外资收购所需要事先申报、满足条件并事后报告以及事后报告的目标上市公司清单。3800家日本上市公司被列入清单。其中有518家属于核心行业，占清单公司总数的13.6%。这些企业所属的行业非常广泛，如汽车、电子、电机、半导体、机器人、化学、制药、电信等都在此列。并且被列出的企业都是些耳熟能详的企业，如日立、东芝、丰田、本田、田村制造所、京瓷、三菱电机、富士电机、软银集团、日本电信电话等企业。外资在收购这些企业股份超过1%时需要事先申报。另外，有1584家企业被列入非核心行业，占清单公司总数的41.7%。这些企业的行业也很广泛，也有很多著名企业，如发那科、任天堂等企业。外资在收购这些企业股份超过1%时，虽然不需要事先申报，但必须达到一定条件并且事后报告。
（四）建立供应链国际互补机制
经过多年来的国际化经营，日本已经和很多国家建立了密切的经贸关系。
近几年日本加强国际合作的重点对象是东盟。日本与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在2020年4月20日发表了“应对新冠疫情的经济强韧性倡议”，表示要保持双方紧密的经济关系，减轻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加强经济韧性。该倡议明确了双方进行合作的领域与内容。日本与东盟经济部长会议接着在7月28日出台了“日本东盟经济强韧化行动计划”。该项计划包含了50多项具体措施。在供应链韧性方面，计划实施“强化海外供应链韧性计划”，由日本东盟经济产业合作委员会（AMEICC）事务局负责，支持企业以降低生产集中度为目的增加对东盟的投资，对企业购买设备、实施商业调查提供补贴。并且计划启动若干项人才计划，帮助东盟国家培养人才，提高生产供应管理能力。再者，还着手构建应对供应链危机的合作机制。如支持东亚与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设立强化供应链韧性的持续性项目，开展调查研究，举办产学官研讨论坛，对建立应对危机的合作机制提出制定政策。另外，着手建立与东盟的贸易手续数字化系统。主要就是使用区块链技术，建立“贸易信息合作平台”，使发货单、船载货物证明等的数字化，进而达到通关手续等数字化。数字化通关系统的建立，会大大提高交易速度和监控力度，保障东南亚供应链的稳定安全。
日本还在东盟之外寻求与更多国家及地区的合作。2021年4月27日，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三国的经济部长发表了“供应链强韧化倡议（SCRI）”，内容概括为三点：通过贸易手续数位化来促进贸易及其顺利化；通过改善商业环境、供需匹配等促进投资及其顺利化；支持以生产基地多元化为目的的设备投资。日本还和澳大利亚、印度、东盟共同举办了“供应链强韧化论坛”，探讨如何在印太地区加强供应链韧性和提高产业竞争力。日本至今为止在东盟建立了较完善的供应链，现在计划要与印度相连接，建立范围更广的供应链。2021年4月，日本还与美国、欧盟、中国台湾合办了“重组供应链，促进理念相近伙伴间的韧性”的论坛，共同发布“巩固供应链安全的联合声明”，以加强在供应链重组与韧性方面的咨询与合作，鼓励将供应链布局在理念相近经济体的区域，以确保供应链不受不稳定因素的影响。
日本的供应链重组政策已经开始产生实际效应。政府的政策推动，大大提高了企业对供应链的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这表现在申请政策补贴的企业数量上。如，促进国内投资补贴政策在第一次募集申请企业时竟有1600多家企业报名，以至于不得不增加预算进行第二次募集。从企业的申请内容可以看到，口罩、呼吸机等医药品及医疗设备的数量最多，这表明日本企业准备要在国内投资生产这些产品，不再依赖进口，也就是说，投入中国市场的医用品及医疗设备的生产将回归日本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日本企业尽管在中国工厂生产了大量的口罩，但却无法运输到日本，使得日本国内口罩供应一度断链。
现在，由于有政策补贴，不仅原来的口罩生产企业增加了国内生产，甚至有许多原本不生产口罩的企业也斥资生产口罩，很快日本国内的口罩供应就恢复到了供应充足的局面，这意味着从中国进口口罩会有相当程度的减少。同时，也有很多企业申请在日本国内或是东南亚进行半导体、电动车、车载电池、飞机、海上风力发电设备、稀土金属等战略物资、特别是其核心元件的生产。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也中断了这些物资从中国的运输，日本国内使用这些产品的企业不得不停工待料。今后这些产品在中国的生产也可能会逐渐减少。近年来由于受中国人工成本上升、汇率变化等的影响，已经有一些日本企业陆续将工厂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日本的供应链重组政策有可能会加速这种趋势。
日本的供应链重组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可以分两个层次观察。第一个层次，是日本企业在中国生产、出口到日本及其他国家的产品。供应链重组的重要内容就是将这些产品或改为在日本国内生产、或改为非中国生产。因为除了疫情影响之外，还要避开美国对中国制造课税的风险。对中国来说，出口减少必然会带来就业、税收以及相关零部件生产的减少。第二个观察层次，是在中国国内销售的部分。中国国内的需求依然存在，日本企业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市场机会，因此，日本的供应链重组对这个部分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日本企业在东南亚等的生产走上了轨道，经营成本又低于中国生产的话，在中国市场销售的产品也很有可能变成从外国进口。在这个意义上看，日本供应链重组有可能减少日本企业在中国的生产总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