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欧元的危机与其说是货币危机，不如说是一场欧洲政策危机。在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EU)和拥有17个成员国的货币联盟，推行结构改革很困难，但如果欧元和欧盟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就必须改弦更张。
欧洲现在呈“双速”运行格局。核心国家在政治上共同发展得更快，而外围国家则希望获得更大的自主权。两大地区的愿景大相径庭，一方将欧洲想象成政治联盟，一方却只把欧洲看作单一市场——至于政治进程，很大程度上应让各国各自为政。欧洲必须在这两种立场间做出选择。
一些国家能够、并且希望快速推进一体化，另一些国家则希望放慢一体化（如英国），两派阵营之间的分歧正在加深。欧元区国家的一体化程度将高于非欧元区国家。
产生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为解决欧元的基本问题，我们必须改革欧洲制度结构。货币联盟的根本错误在于，欧元区在经济金融政策方面缺乏协调。
加深欧洲一体化也有充分的地缘政治理由，而快速工业化国家的崛起是首要原因。美国不再主要关注欧洲，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亚洲。多极世界正在形成，其中两极已经分明显现出来：美国现在是、今后也仍将是超级大国；而我相信，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将在国际上扮演起负责任的角色。
两极之间是欧洲。欧洲一体化的理由不仅基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还关乎衰弱与强大的问题。在政治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欧洲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希望。我们的模式可以成为世界的灯塔和福音：成为其他地区的榜样，世界经济的基石。
这一切意味着要加强、而不是削弱欧洲一体化。当然，我们需要对“更加一体化的欧洲”进行定义。在欧元区之外，有不少重要、自豪、文明、活跃、多样化的欧洲国家为欧洲政治、经济和社会做出了卓越贡献。我希望看到的“更加一体化的欧洲”必须是一个富裕、多元、成功，足以让这些国家完全融入其中的欧洲。
但光对欧洲制度框架进行改革还不够。我很高兴地看到，欧洲经济和金融政策的方向必须从一味的紧缩转向促增长。各国经济有被严厉紧缩措施窒息的风险。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为某些国家达到减赤目标留出了更长的期限——但同时必须开展睿智改革，以增强经济——我对这一明智的决定表示欢迎。
在关于紧缩和增长的论战中，我们发现10年前的问题重新浮出水面。当时，我与法国时任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曾携手合作，推动改革欧洲《稳定与增长条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这一改革并未弱化预算赤字的标准，但赋予了一套过于严格的规则更大的灵活性。
欧盟委员会为法国等国家放宽赤字达标期限，这与我在2003-05年间开展“2010年议程”(Agenda 2010)改革时德国的情况相似。当时如不改革《条约》，在政治上将无法通过削减预算来节省数十亿欧元，也无法实施艰难、充满争议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改革。
目前，许多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面对着与德国10年前相似的挑战。债务负担过重、人口变化和国际竞争，无不凸显出结构性改革的必要。
在国际范围内维持竞争优势必须成为法国和欧洲的当务之急。从我们在“2010年议程”中的经验来看，改革奏效直至取得明显成功需要数年时间。我相信巴黎的同仁们将采取相应行动。
格哈德•施罗德在1998至2005年间担任德国总理，本文节选自6月6日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德英论坛(OMFIF-GBF)上的演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