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中共建国史，不能不碰触到知识分子的问题。今天谈及这个问题时，各方面比较一致的说法是，1950年代经过“思想改造”和“整风反右”两场政治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即“集体失语”，“丧失了独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如果说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还生产出了一些具有个性的传世之作，那么，1949年以后连个人专业范围内的这种创造性都不见了。 这也是为什么后人反思、批判的著作会层出不穷，有些是痛心疾首，反思自省，多方探讨造成这一悲剧性现象的各种原因；有些则痛加针砭，如有著作就直言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要么“浅薄短视”、“褊狭”、“叛卖”，要么“看风驶船”、落井下石，根本就是“丢失自我的阉人”、“权力的仆从”、“文化知识的商贩”云云，笔下毫不留情。
许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当年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软弱？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不知道多少人写了多少文章，出了多少书，从什么角度得出的解读都有。但是，大家的讨论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始终没有取得共识，那就是：中国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知识分子”吗？
何谓知识分子？迄今为止中外学界还是歧见纷呈的情况，而无论哪种情况，都会让我们解答上面的问题变得很困扰。 简言之，一些人说：“受过高等教育（大学、大专）以及具有同等学力的人”，都是知识分子 。如果我们同意这种说法，那么，说什么当年知识分子失语也好，软弱也好，这个判断本身就不存在。因为按这个标准，不仅毛泽东以及中共大批干部均是知识分子，就是众多五六十年代培养的所谓“工农知识分子”，也都在此范围内。他们何尝失过语或软弱过呢？有些人说，所谓知识分子，必须是西方学者定义的那种不受政府体制约束，具有“批判精神”并勇于追求真理的独立文化人。那么，我们今天说的那个“集体失语”的大多数，以前也从没有发出过自己独立的、批判的声音，因此他们原本也无语可失。如果我们把这个群体仅仅局限在民国年间极少数活跃在公共空间的教授、学者、报人的范围，那么，他们中相当多数已经离开了大陆，并未失语；留下的多半也不是失语，而是思想观念得到了改造，发生了变化，再也讲不出批判性的语言来了。邵燕祥对那种片面指责中国知识分子太少骨气的说法有过一种辩解，他举例说：“现在也有人问，为什么少数几个日本兵就能枪杀一大批中国人，说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抗。我以为，这涉及一个人类历史性的话题：当某一个体或群体面对强权或强大暴力，该采取什么态度。”
对于邵燕祥的这种辩解，相信许多人不见得同意，因为读一下当年人留下的日记，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那个时候的人有几个真的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呢？不过，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我对于这种问题想到的最多的一点，还不是那个我们大家期待的具有启示性的终极答案，而是深深的疑惑：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定位是否恰当，以至于忘了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人了？我在研究这类历史时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换了是我，我就一定会做得比他们好吗？或者换一个角度问：如果再过几十年需要别人来评判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能够保证我们今天的言行不会受到后来者的批评指责吗？
事后诸葛亮是最容易做的。因为一切是非对错今天都已经了然于胸，如果我们再把那些很容易看出问题的事情集中起来，批评起来就更是一件无须费力的事情了。但是，不要忘了，第一，不同时代及不同环境下会生成不同的知识范围，甚至是价值准则。尤其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些知识分子，是当年生活在一种近似于奥威尔笔下那个温斯顿·史密斯生活工作的极其封闭的环境里，他们对于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大家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东西，听一样的广播，看一样的报纸，自己维持着最低水平的消费，像机器一样每天高速运转，仅有的下班和业余时间还要开会讨论如何清除头脑中贪图享乐的私心杂念，以及如何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的问题。生活在如此环境当中的人怎么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认识问题和思考问题呢？第二，即使今天的人，也同样存在知识范围、认知能力、价值观念、情感立场等等的不同。今人尚且常常因此观点各异，看人看事往往无法一致，我们又如何能够拿我们一己的观念看法武断地去评判，甚至于斥责那些生活在过去时代，差异更大的人们的言行呢？且是人就有弱点和短处，以我之长，量人之短，方法上也有失公正。
老实说，知识分子也是人，撇开什么学历或职业、专业之类的限定，从本质上看，所谓知识分子，不过就是一些以精神目标为毕生追求的读书人而已。往高了说，知识分子也不过就是些读书较多，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性思考能力，肯于公开表达自己思想的知识人。因为他们一样是人，因此他们一样有我们所有人都会有的弱点和问题。而且，越是天马行空般地生活在观念意识和精神世界里的知识人，也就越是容易缺乏良好处理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能力，个别人甚至可能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知识分子的特长主要是在他们各自擅长的知识领域的某个方面，精英知识分子的特长更主要是在思想理论方面。但是，即使在书斋里的冷静思考能够使他们变得极度敏感和睿智，有人足以成为时代思想的弄潮儿，当汹涌而来的政治大潮在强权的裹胁下吞没了周遭一切，普通人早已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的时候，人固有的弱点又如何不会同样地出现在他们的身上呢？无论是基于经世致用的幻想，还是基于普通人的情和欲，面对前所未有的巨大政治诱惑或政治压力，说知识分子就能够守持定力，以无我之心抗拒一切，谈何容易。
二
本书交稿时，恰好拿到金雁新出版的写俄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倒转“红轮”》一书。 金书为我们对照探索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提供了一份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书中对俄国不同时代和不同阶层知识分子群体来龙去脉的说明，及对它们历史作用和影响的分析，不仅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了俄国革命的种种前因后果。
金书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知识分子在一个国家中的作用、影响和力量。虽然俄国革命的暴力、血腥、反智、专制的结果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这样一场革命及其后果，却恰恰是俄国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从不同方向上合力促成的。
金书另一个让我深有感触的部分是，她具体研究了一左一右两个在俄国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的个案。她对那谜一样的俄罗斯大文豪高尔基与苏俄政权关系演变过程的解读，虽然受资料限制，不够解渴，但还是很容易让我们去联想和思考中国1949年以后有着类似地位的著名知识分子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存在。
我们肯定不能简单地拿俄国知识分子来与中国知识分子相类比。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极其明显的，与中国很不同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对此有过很具体的说明。他指出，俄国知识分子具有一切知识分子都可能会有的相同的弱点，比如无根基性，与日常生活相脱离，疯狂执着于社会改造思想，等等。但是，他提醒说，俄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极为重要的特色。那就是，这个群体从形成之日起，“便与牺牲、苦难、监狱和苦役相伴而行”，因此，它和政府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的，它的反抗精神特别强。 显然，这一时代烙印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了俄国革命的历史上。
无论是和西方知识分子独立于政府体制的批判精神比，还是与俄国知识分子同政府对立的反抗精神比，中国的知识分子都特别不像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我非常同意金雁所说，中国知识分子深受传统科举制度的影响，有着根深蒂固的“入世情结”。 也许，对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来说，用中国传统的“士”的概念来理解，会更准确一点。
在春秋战国，即存在着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等级，其位居庶民之上，卿大夫之下。为士之人，既以入世报国为目标，又须有很高的学问造诣和道德操守，即须“志于道”，并要能做到“从道不从君”。隋唐科举制度渐渐兴起之后，“学而优则仕”蔚然成风，士与卿大夫合二为一，政府官员必须是饱读诗书经典的文化人，因而也就出现了所谓“士大夫”的称谓和阶层。但由于儒学经典要求为士为官者，须抱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使命感，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仍旧影响着所有想要登科及第的读书人。清末科举制中止后，“学而优则仕”表面上失去了固定的制度渠道，在实际上，一直到民国年间，各级政府官员多数也还是有较高的学历背景要求。因此，士或士大夫这个阶层看似不存在了，凡读书之人的“入世”情结却仍旧十分强烈。
中国读书人之热衷于“入世”，自然也就和俄国知识分子及西方国家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差别。因为所谓“入世”，就是要进入政府体制，为国家服务，因而也就不可能保持一种独立和批判的态度与立场。中国自清末民初以来，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各种民间知识精英，“修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无非是谁来做帝王和为哪家帝王服务而已。二十世纪初的二十余年，因为政治混乱，知识舆论界不受当政者重视，因此还颇多独立的声音。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国民政府开始当政，政策发生变化，各路精英人士开始受到器重，甚至被延揽入阁，出任政府职务，于是，过去批评政府的这些知识精英对政府马上就转取了积极理解的立场。那些得不到国民政府重视的知识精英，自然也就继续坚持独立和批判的立场，以至多数变成了政府的反对派。而当中共开始建国，过去受国民政府重视的知识精英，多半跟随国民党退出了中国大陆；过去对国民党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则马上与中共合作，积极加入中共组织的联合政府，且大都积极谋取在政府任职的机会。这些过去独立发声的知识分子，自然也就转而采取了拥护政府的立场。
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因此而天生软弱，不像人们想象中的“知识分子”呢？不能说完全没关系，但也不尽然。我们说，知识分子是人，是人就有个性差异。俄国知识分子阶层成长的历史再特殊，多数人不也成了高尔基吗？中国知识分子再软弱，不是也还有个别如陈寅恪、顾准等展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吗？事实上，如果陷入同样的政治环境之中，西方知识分子又会如何呢？想来人们赋予知识分子这一称号的那些期望和品德，恐怕也不是大多数人都能做得到的吧。
美国学者马克·里拉2001年出版的一本书，曾在西方舆论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本书的名字就叫“The Reckless Mind: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可以译成：“糊涂记：政治中的知识分子”。该书讨论了二十世纪几位享誉世界的学术大师的政治表现。他们中三位是德国人，三位是法国人。有二十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西方二十世纪重要法学家，德国教授卡尔·施米特；欧洲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德国教授瓦尔特·本雅明；有提出了有名的历史终结论的俄裔法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有成为二十世纪后现代主义领军人物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以及成为二十世纪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的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作者宣称，他在研究欧洲思想史时，吃惊地发现，这些思想大师政治上竟然如此错误和糊涂，面对法西斯主义或六七十年代欧洲左派的暴力主张，往往盲目同情，甚至还会攀附权势，或助纣为虐。《纽约时报》据此曾发文这样评论道：“知识分子一定是照亮公共空间的火焰吗？理想主义的人要失望了。以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福柯、德里达等人的生平行藏为据，马克·里拉揭示了这些思想家如何为激情或时代风潮所迷惑；这些知识丰赡、影响过人的知识分子，也曾笔底战栗，或隐蔽或公开地偏向、支持极权主义，对暴虐政治制造的人类苦难，或拒绝承认，或文过饰非，甚至视而不见。……在面对充斥于二十世纪的暴行时，这些深刻的、有影响的思想家在政治上极为不负责任。”
在此之前，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也写过一本言词尖刻且有轰动效应的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书名就叫“知识分子”。里面涉及的人物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更权威和更有代表性。他们是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包括今天中国读者十分熟悉的，写过两本极著名的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庄园》和《1984》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等。保罗·约翰逊的全部努力在于，他发现这些头顶光环的精神教父背后，存在着太多的个性弱点和生活道德方面的问题。他的结论是，那些力图教导人类的知识分子，恐怕“并不比古代的巫医或牧师更聪明、更值得尊重”。因为他们自身就太多幻想、太过脱离实际，连自己的生活都常常弄得一团糟，怎么可能领导人类和正确地处理复杂问题。而他们对朋友、同事、仆人，特别是家人的方式，也证明他们口头上那种普世之“爱”是不可信的、虚幻的。让这些信仰极端的知识分子结成团体，会“变得十分危险，因为他们制造了舆论潮流和流行的正统思想，其本身常常导致非理性的和破坏性的行为。”如果他们有朝一日掌握了政权，前景将会更加可怕。因为，他们多半会将他们平时借以支撑他们观念主张的那个最重要的“人”字丢到一边，为了实现他们纯粹是乌托邦的幻想，转而迷信暴力，并可能“实行残酷的思想专制”。
我并不赞同两位作者用揭秘的手法，集中少数几位知识分子某一方面的问题，大肆渲染，上纲上线，然后把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一棍子打死的批评论断方式。但是，读它们还是会让我感到些许释然。因为，已有两千余年理性思维传统，两三百年知识分子成长史的欧美世界中，一些大牌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尚且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或问题，那么，我们这里这些土生土长，本来就缺乏理性思维和批判精神遗传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我从来相信，我们看任何人，不论古今或其地位如何，都应当首先把他当成普通人来看待，特别是要从人性的角度去诠释和理解。尤其是研究历史，除非先做到充分理解，否则是不可能有所谓客观评价的。
三
多年前，当我还不曾涉足共和国史研究的时候，就读到过历史学家周一良写的一份很简单的自传。周先生的自传用了一个在我看来十分贴切的标题：“毕竟是书生”。 自传出来后，引起了不少人的批评。批评者大都不喜欢周先生用的这个标题，认为周这是把自己当年加入“梁效”写作组并在其中努力帮忙的原因，归结为天真迂腐、不懂政治的“书生”气，实际上表现出他对自己“文革”后期所犯错误的一种逃避，没有能做出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深刻反省。
我是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围绕着周一良先生自传所引起的这番批评，让我马上联想到改革开放以来惹起过更大范围争论的瞿秋白的那篇《多余的话》。瞿秋白留下的这篇并非“多余的话”，中心之点讲的其实也是同一个话题：毕竟是书生。
比较而言，两个人都承认自己曾经走错了路，只不过周一良强调自己太过书生气，对政治完全弄不懂，以为跟着毛主席没错，不知道毛主席一样会今天对明天错；瞿秋白则坦言，身为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只懂得一大堆抽象名词，“婆婆妈妈”，“优柔寡断”，“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怯懦书生，自己“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因为“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枉费心力勉强去搞自己不熟悉、不感兴趣的政治，当什么党的领袖，不过就是闹了一出“捉了老鸦在树上做窠”的“历史的误会”。
围绕着周一良自传引发的批评，和围绕着瞿秋白《多余的话》一文引发的风波，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周一良只不过是说了自己想革命，没想到跟毛也会犯错误；瞿秋白讲的却是，自己这种人根本就不该去搞什么阶级斗争、共产革命。这样检讨自己还不够，他还公开告诫“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明明是一介书生、文人，满脑子潜在绅士意识，却非要违反自己的兴趣和性情，勉强用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去把自己改造成无产阶级的战士。 可想而知，周一良至多不过是被人批评反省不彻底，瞿秋白却因此一度被官方认定为“叛徒”，不仅被砸了坟，还株连了子女和亲属十几年一同遭受屈辱与折磨。
把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丝毫不曾向国民党人示弱求饶的瞿秋白定为叛徒，甚至还要扒坟鞭尸，这当然荒唐透顶，理应平反昭雪。这一工作在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总算完成了。然而，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讲得很明白的话，却被极力为他鸣不平的好心的人们忽略了。除了少数仍坚持批评他革命意志动摇的人以外，绝大多数人好多年来都在想方设法为瞿秋白那些心灰意冷的说法进行辩护，一定要把他推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烈士”的政治高位。如此一来，瞿秋白临死前自我解剖的初衷和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而这恰恰是他写这并不多余的《多余的话》的目的所在。他原本就是想要告诉他过去的同志们：我终于明白我不过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书生、文人，“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因为我的典型的“弱者的道德”，习惯于讲忠恕之道，主张忍耐、调和，相信人不能笼统地用好坏或阶级来区分，不希望你斗我我斗你，因此我实在早已厌倦了政治斗争。我视死如归，但我绝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我也“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今天，历史早已迈过了革命年代，甚至连革命两个字都开始不为今人所喜欢。我们的评价系统严格说来也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是非分明、黑白对立了。但是，留给瞿秋白，同样也是留给周一良这些知识分子的空间，依旧是那么狭窄。不要说周一良强调自己的书生气会惹来批评，就连瞿秋白反复解释的自己因书生、文人的温良个性不适宜从事政治斗争与阶级革命的说法，也还是会被潜藏在多数人血液中的革命的价值观所排斥。爱他的人宁愿把他供上神坛，也不愿看到他像他生前所希望的那样，混迹于“随便一个小市镇”里，变成满足于“求得一口饱饭”，“在余（暇）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的逍遥自在的小教员。
这对瞿秋白，同样对周一良这些历经挫折、苦难和种种错误之后，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爱好、定位以及生命价值之所在，悔都悔不过来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四
政治，无论古今中外，也不论好坏优劣，总有它自己的一套生存和运行法则。政治的本质就是应对公众事务，调处利益冲突。知识分子作为公众中最容易关心公众利益的成员，他们通常很难不和政治扯上关系。但是，就像我们已经从瞿秋白和周一良的个案中所看到的那样，并不是所有的知识人都适合于参与政治，更不是每个参与者都注定会变成“政治动物” 的。何况一旦真的被动地变成“政治动物”，被这个党或那个党拧在永远不停地向前运转的革命机器的某个部件上，哪怕是像瞿秋白那样，被拧在了最核心的发动机上，日复一日地碰撞厮杀，一个充满了人文情怀和书生气的读书人又如何能不感到“疲惫”和“乏味”呢？
坦率地说，政治理应是那些渴望展示自身能力并热衷于用权力造福一方的理想家的事情。一介书生，放着自己喜欢的学问或擅长的文学不做，放着自己爱的人不能去爱，为什么非要跨界去搞什么政治呢？
读早期中国革命党人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几乎共同的规律，那就是，19世纪末以来，特别是20世纪这100年，中国和世界上的变化太大了。像古代社会一些自在逍遥的读书人那样，躲在乡间传道授业，品酒吟诗，含饴弄孙，早就不可能了。越是读书人，就越是要走到外面去，越会受到各种新思想、新文化、新事物的冲击，越容易感受到中外文化碰撞，越是容易被异族的欺侮和侵夺而刺激。
在那种年代里，一个人的真性情往往直接决定着他对政治的态度。这和哪个党没有多少关系。凡少年书生，越是血气方刚，就越是关心社会大众的境遇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也就越会多一份良心的驱使和救民救国的沉重责任。早年诸多以身殉义的革命者，如邹容、陈天华、吴樾、秋瑾、徐锡麟、林觉民等等，他们原本只是学生、教师或报人，亦大都是前途无量的年轻书生文人。他们未必最适合于投身于政治斗争，但这是一种忍不住的“关怀”。 已成千古绝唱的《与妻书》，就再直观不过地写出留日学生林觉民赴义前这种不得不的思想情怀。其书曰：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
笔……。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吾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因为不能忍，蒋介石加入了同盟会；因为不能忍，毛泽东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不能忍，许多学生、记者，甚至于教授，不惜牺牲自己的专业或学业，开始投身政治，或结社建党，力求引领潮流，或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批评社会，无不想要身体力行地去救国救民。
但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从一开始就是以暴力形式拉开其帷幕的。进入20世纪更直接变成了一场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因此，枪杆子，而不是笔杆子，就成了决定一切的主要政治斗争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知识与激情竟逐渐变得可有可无，甚至会让信奉“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的政治家们感到讨嫌了。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最终所以会只剩下国共两党并立，国共两党中原本居于主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骨干所以会纷纷让位于党内实际上最有能力的军事领导人，几乎不可避免。
面对中国政治这一严酷发展现实，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能认清自己应有价值与定位的。在中共党的历任知识分子“总书记”，即陈独秀、瞿秋白、博古、张闻天中间，也唯有瞿秋白是最早想明白了这一点的人。然而可悲的是，想明白了却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无论在国共斗争的条件下，还是在共产党自身政治的环境中，都没有一个想明白了的瞿秋白存在的空间。对国民党来说，不公开反省并谴责共产党，就只有死。对共产党来说，不革命就是反革命，退出组织就是叛徒。因此，要想另过一种远离政治、“求得一口饱饭”足矣的自由生活，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是不可能的。不仅不可能，从瞿秋白身后因《多余的话》被党发现遭遇的种种情况可知，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想明白还不如不想明白，由此给自己和家人造成的痛苦可能还会少一些。
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的一群；最后，他们却成了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的一群。不错，从瞿秋白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少知识分子确有性格懦弱且书生气太浓的一面，未必人人都适合于从事政治。但是，他们却毫无选择的权利。忍不住的“关怀”——活着没有权利选择也就罢了，在革命的思维逻辑下，死后也别想得到一份尊重和理解。
五
本书所讨论三个历史人物都是知识分子，都不是共产党人。理论上，还原他们的思想、情感经历及其与政治之间的复杂纠葛，应该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但迄今为止，至少在我看来，这样的研究也还难得见到。长期以来，在大陆做人物研究或做人物传记式的文字，无论做的是否知识分子，一直存在如同上面提到的那样一种偏向，即很难客观、全面地还原一个历史人物自身的长处和短处，以及他所言所行背后种种复杂的生态环境与个人困扰的心路历程。“文革”前的立传者，不是像陈琳写讨贼檄文，就是像为先人拟盖棺悼词，前者坏话说绝，后者好话说尽。改革开放后这种风气或有改进，讨贼檄文不大见得到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风气却依然如故，甚至还有变本加厉之势。
本书讨论的三位，一个是哲学教授，但长期浸淫于政治活动之中，1949年后曾官居政务院委员的张东荪；一个是擅长政治评论且多年担任《大公报》主笔的报人王芸生；一个是理科出身对政治外行却一样曾积极想要为中国政治建言的清华教授潘光旦。三人在1949年以前都曾经在不同领域有过出色表现，1949年以后却先后遭遇滑铁卢。三人最后20年的个人命运跌宕起伏固有不同，但人生事业从此一蹶不振或半途而废是共同的。
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之风大盛，基于同情与不平为历史上遭受冤屈者申冤正名者比比皆是。然而，就像瞿秋白所碰到的境遇一样，平反昭雪之外，违背逝者意愿的溢美之风也越刮越盛。瞿秋白留有一份白纸黑字的自白书《多余的话》在那里，溢美者尚且可以弃之不顾，或生吞活剥曲解歪解到读也读不懂的地步，又何况其他从没有勇气，或从没有机会解剖自己并将内心的苦楚公之于众的其他人呢？
无可讳言，在本人没有说明自己内心活动的记录留存下来的情况下，靠外人、后人，哪怕是史家研究来做出分析、解读，其困难之大，问题之多，歧义之容易发生，是肯定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很容易注意到，越是自认有身份、有地位者，其家人、子女及后代越看重先人的“名誉”，他们对历史解读的介入和干预往往也就越多、越直接。从官方悼词的写法，到传记文章史实与评价的具体说辞，常常能看到他们插手的影子。任何不能被家属认同的说法，都可能受到行政干涉，或者可能被诉上法庭。哪怕研究者在写其他问题时提及某位过场人物，有依有据，只是没有当作正面人物来写，也一样会惹上这类麻烦。
本书讨论的三人，不是什么高官显贵，甚至连共产党的重要统战对象都算不上，因此难得官方重视。但同样可以注意到的是，当今研究三人的最重要的著述，多半也都有子女的参与或努力在中间。如戴晴著《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一书 ，是目前所见有关张东荪1949年以后生平研究，特别是涉及到张政治生涯研究中资料最丰富、叙述说明最全面的一本著作，而书中主要资料大部分却都是由张的家人提供的。吕文浩著《潘光旦图传》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两书 ，目前也是研究潘光旦生平思想最严谨周详的著作，也得到潘家后代的相当帮助。王芝琛著《一代报人王芸生》、《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 ，也是目前研究王芸生生平及其与《大公报》关系问题最权威的著作，但作者本人就是王芸生的小儿子。
家人介入先人的研究，好处显而易见，即生平资料，包括外人不易得到的各种私人记录较易获得。这些文字、图像以及家人回忆等等，对于丰富传主形象及了解传主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背景与历史细节，有极大的帮助。但家人介入这种研究，坏处也是一望而知：儿女写父亲自然不容易客观，就是比较专业的作者或史家，也没有几个在获得了传主家人帮助后，会违拗人家的意志，写出让其家人难以认同的文字。严格地说，太多家人子女介入的人物传记或人物研究，要想比较全面和真实地还原一个历史人物，通常是比较困难的。目前有关三人1949年前后历史问题的研究，在这方面就多少存在着一些遗憾。正是因为注意到已有研究和我所了解的史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才促使我想到有必要对此三人此前的研究成果来做一些有针对性的补充或商榷的工作。
六
由瞿秋白《多余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注意到，当事人的自我解剖和反省，是我们今天研究历史人物内心，深入考察和解读其言行的一种最直观的史实凭据。虽然，这种资料难得一见，但另一种资料，往往也具有极大的帮助，那就是日记、书信和其他私人的文字资料。在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冯亦代的《悔余日录》。
冯亦代是著名翻译家，曾任外文出版社民盟支部主任委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曾受有关部门委托秘密了解汇报民盟其他右派分子的思想动向。改革开放经过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后，这一经历成了压在他内心里一块沉重的石头。但他心里也倍感委屈，因为他始终相信，自己当时这样做“都是党让我做的”，“都是党交给的工作”， 自己是真心对党，并且是如实反映情况，并无害人之心。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在去世前五年未做任何说明就公开了涉及这段经历的那些日记。
细读冯亦代当年的日记，只要不掺杂个人情感，我们理当可以看出他晚年所做的辩白并非虚言。也许，今人很难理解当年众多知识分子的幼稚、天真、盲从和迷信，就像改革开放后很多人硬是想要从瞿秋白《多余的话》里找出达芬奇密码一样，他们无论如何不相信伟大如瞿秋白者怎么可能书生气到想要离开革命去做一个什么“半吊子的文人”。然而冯亦代的日记恰恰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许多书生气十足的知识分子是怎样看待和理解自己与党的关系的。
最近二十多年来，像冯亦代日记这样的资料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了。 傅国涌就写过一本书，记述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在大陆的部分知识分子，在面对1949年政权更迭、社会巨变时的内心感受。书名起得很吸引人：《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所谓“私人记录”者，即知识分子们当年留下的未必想要公开的日记或书信之类的文字也。在毛泽东时代，记日记，包括在私信中谈论任何政治性话题，都是一件具有高度风险的事情。因此，几乎每赶上一场政治运动，知识分子中间都难免会引发一阵自己烧自己的日记、笔记和文稿的浪潮。也因此，凡留下来的日记、书信，都变得十分宝贵。傅书中提及或介绍的上海《文汇报》主编徐铸成和曾任民盟中央委员宋云彬的日记，就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当然，并不是有了前人的日记，就能够拿来准确地描述历史了。除了人们记日记的方法和目的各有不同，真正可用来写历史的日记并不多外，一个原因是像傅国涌在该书序言里讲的：一个时代的历史，既需要“带有个体生命体温的私人记录”，也需要“宏大的国家记忆”，二者缺一不可。特别是当事人的日记，因为受到个人眼界及主观意志局限，内容不仅局限性大，而且记与不记的选择性也很强。因此，对于严肃的历史研究来说，特别是具体到准确还原个人一段时期的历史事实，日记，也包括书信和回忆口述之类，有时不仅不是唯一重要的史料，还可能会成为准确和全面地还原历史的一种妨碍。愈是到1949年以后，这方面的问题也就会变得愈发突出起来。
本书所讨论的三人，已知王芸生的日记在“文革”中被迫烧掉了，张东荪没有日记留下来，只有潘光旦留有少量对立传来说用处不很大的日记与信件。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也来加入对他们1949年前后政治生涯变动的历史研究。
为什么呢？这就不能不拜中共特有的档案制度和没完没了的各种运动之赐了。
读过李辉编辑的《杜高档案》和聂绀弩的“运动档案”及“刑事档案”的读者 ，应当很清楚新中国依据阶级斗争思维方式建立起来的人事档案制度，对后人研究那些处在社会中上层的知名人物是极有帮助的。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不少蒙冤干部及名人的这一部分运动档案做为“黑材料”交还本人处理了。虽然这中间有不少被愤怒的家人一把火烧掉了，却也有像聂绀弩这样一批有心者，把这些资料保存下来。同时还有不少这类资料流散到社会上，变成了私人收藏，日后终能派上用场。
当然，今天研究张东荪、王芸生和潘光旦，大概难得见到他们的这些“黑材料”。但是，除了个人档案以外，由于1949年以后各种运动此起彼伏，各种记录运动经过和反映运动中人们表现的文献资料，也还会从各种角度和各个层面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他们，给我们提供很多重要的信息及线索。这些资料有的藏在档案馆，有的发表在报刊上，有的散见于各个单位发行的各种小报及资料汇编里，也有的保存在与我们研究的对象在同一部门或同一组织工作的其他人的日记、笔记里。只要研究者深入发掘，认真梳理，要考察研究他们在单位工作情形，以及运动中的遭遇，不难发现大量具体的史实和情况。这类资料比起那些“私人记录”，在解读历史方面，往往会更具价值。因为，正是各种不同层级的人们，从各种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场合下反映出来的围绕着他们个人遭遇的极其丰富的人事资料、背景资料，会最大限度地帮助我们发现并了解，为什么他们同为知识分子，每个人的情况和境遇却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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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我来说，研究知识分子个人历史，只是研究中共建国史方方面面问题中的一方面尝试。因此，我的研究和讨论，既不在为人立传，也不在研究某人的什么“思想”，更无意对我的讨论对象做盖棺之论。我只是把他们放到1949年以后整个中国大环境以及他们周遭小环境变化的背景中，意图考察并理解他们对这世道之变从个人的角度是如何去认识、去适应，以及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大相径庭的适应方法及其不同的结果。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记录以及相关资料从各种报刊、档案文献中披露出来，我们已经不再能满足于像过去人一样笼统地发出质问：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那样软弱，停止思想，集体转向？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看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至少，老派知识分子中有陈寅恪、吴宓，中年知识分子中有董时进、周鲸文，共产党知识分子中有顾准，青年知识分子中有林昭、林希翎……
当然，我们最需要面对的还是那些大多数，因为他们才真正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总体概念。本书着重解剖的张东荪、潘光旦、王芸生三人，在1949年以后留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中理当就属于较具代表性的人物了。但是，即便如此，他们在政治上的境遇也并不都是一样的。大家政治上都认同新政权，而思想认同的原因、过程和程度却千差万别。读本书就可以了解，王芸生就属于政治上、思想上认同较早的那一批人；潘光旦政治上的认同则不很顺利，思想认同更费了不少力气，但认同以后却未再动摇；张东荪政治上认同应该最早，而思想上的认同在三人中却表现得最为困难，且被迫的成份远多于主动的成份，故其至死与共产党在思想上也未能真正合拍。
值得注意的是，对共产党新政权的认同，尤其是思想认同的早晚及程度，对他们个人在1949年以后的际遇和命运影响十分明显且重大。
张东荪政治上认同中共最早，再加上他曾任民盟秘书长，又是民盟华北组织的总负责人，因而中共建国后得到的政治待遇也最高。但其思想上与中共始终貌合神离，“国家领导人”没做两年就遭遇“叛国”案，在三人中政治命运又是最差的，连公民权亦遭剥夺，晚年到“文革”时还被抓进监狱，最终也没有能活着出狱。
潘光旦政治上认同略迟，新政权建立开始即受到冷落。以后政治上认同问题解决了，思想认同的问题却解决得很艰难，以至两次运动都受冲击。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成了清华大学的重点斗争对象，在反右运动中又被打成了右派。但此后他的思想认同问题解决得较彻底，政治上也因此受到了相当照顾。
王芸生因政治、思想上的转变较前二人主动、积极，1949年以后的个人政治境遇从一开始就较好。历次运动中虽然也受到一些惊扰，却总能得到高层照顾，故他由首届政协委员一直做到人大常委，到死都是政府团结统战的对外宣传形象。他的痛苦，多半是他赖以寄身立业因而极力维护的《大公报》于1949年6月宣布倒戈之后，便逐渐失去存在价值。王芸生名义上始终挂着社长之名，却不能不一步一步亲手将《大公报》送进了坟墓。
比较三人的情况可知，中共对著名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需要的不仅仅是政治认同，关键还是思想认同。政治认同开始时会成为团结统战对象的重要考量因素，但一旦政权稳固，思想认同就成为双方关系能否和谐的关键了。王芸生始终被统战，原因就在其思想上一直明确认同并紧跟中共的主张；潘光旦反右后很快摘帽，并享受到统战待遇，也正得益于相关部门认定他在思想认同上已经洗心革面了；张东荪政治境遇由好转恶，根本原因也恰恰在于其思想上和中共距离过大，最后弄到信不过中共，竟想要去做美国人的工作。但毛泽东没有把他送进监狱，恐怕也与中共高层清楚地了解到张在政治上并无异心，问题仅限于思想范围这一情况有关。
毛泽东如何能够掌握到张东荪的真实思想情况呢？这就不能不又提到冯亦代日记所引发的那场争论。 站在研究历史的立场上，我个人不赞同简单地把冯亦代或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当年被动或主动协助有关部门做的定点汇报工作定性为“卧底”亦或“告密”。毕竟，“卧底”也好，“告密”也好，都包含了太多道德谴责的成份。问题在于，包括冯亦代在内的不少知识分子或青年学生，他们当年既不是受个人私利驱动，也未必是在违反个人良知与道德的情况下去做这些事情的。要了解这一点，必须要了解1949年以后我们今天所说的传统的或具有普世性的道德标准曾经被当作反动的东西被否定和摧毁的那段历史。由于中共推行的是建立在阶级观念之上的新的道德标准，强调国家利益等于阶级利益，阶级利益等于党的利益，一切是非对错全凭党来判断，故早在土改、镇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旧的人伦亲情及仁义礼智信等统统受到了否定，揭发、检举、批判，甚至斗争自己父母并与之“划清界限”的做法已然风行于世。不要说1957年，还在1951年、1952年间，像冯亦代所记1957年那样的针对特定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各种情况汇报网络其实早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张东荪身边就有好几位这样的情况汇报人，且大多数汇报人当年就已经没有传统道德良心的负担了。不是他们没有道德良心了，而是他们的道德良心改造成党要求的阶级的道德良心了。即所谓“亲不亲，阶级分”，“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他们同样相信：“我做的事都是党让我做的”，而党让我做的事不仅肯定是对的，而且是一份光荣，因为这反映出了党对我的信任。
同时要说明的是，这种所谓“卧底”或“告密”也并不是都对被汇报者个人命运有害。这是因为，凡针对高层知识分子或民主人士的情况汇报人，主要只能找他们熟悉且信任的，甚至是最亲近的人，有的就是被汇报人的妻子或子女。因此，他们的情况汇报相对于基层公安系统针对特殊人群利用身份复杂的“特情”人员做出来的情况汇报差别很大。换言之，就像张东荪叛国案发生后的经历那样，因为多数汇报者本身就是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或他的助手、亲人，故不负责任编造的情况比较少见。也正因为如此，就像冯亦代日记里反映出来的那样，这些汇报人对这项工作大都当成党对自己的信任和考验，把自己当成党的“保卫工作者” ，因此认真负责。至于其报告的结果有利于某人，或不利于某人，多半也不取决于某一个人的反映。虽然这种汇报如果较多负面内容，肯定对被监督者十分不利；但如果多数汇报人的反映比较正面，往往也会对被监督者解脱困境有些帮助。如冯亦代当年重点负责的汇报对象中就有潘光旦和费孝通，因为他相信二人思想改造十分努力并且“在认识错误上是比较深刻的” ，结果二人也就成了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并得到较好政治待遇的少数人员之一。虽然冯肯定不是潘、费二人思想情况的唯一汇报人，但他的汇报对潘、费二人境遇改善起了促进作用，是肯定的。
最后，张东荪、潘光旦、王芸生三人政治上、思想上对中共新政权认同先后及其差别问题，或许是一个颇难比较论定的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注意到他们三人在历史、教育、理论素养、政治信念，乃至于个人性格方面的不同，应该是有助于我们在这方面进一步讨论和理解的。
三人中张东荪岁数最大，1866年出生于官宦世家，晚清即留学东京帝国大学读哲学，以后思想上大量吸取英美政治观念，历史上经历过从晚清，到辛亥，到北洋，到南京，到日伪，再到中共等各种政治环境，与各党各派各种政治人物都打过交道。他在学术研究上一向不被有留美、英背景的主流哲学界所认同，然而他一向个性很强，且自视甚高，他的思想之难于改造，可想而知。
潘光旦1899年出生于地方士绅家庭，十六岁即留学美国，所读本科及硕士皆为理科，回国后基本上是在胡适、罗隆基等人的影响下开始关心政治的。其思想倾向自然崇尚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对苏联共产主义颇多批评。再加上他个性较固执，其所学优生学理论特别注重人的智愚差异，因此，他在1949年以后不大容易一下子接受主张穷人统治的共产党。但他在政治上因缺乏系统的政治理论训练与比较成型的政治理念，一旦被共产党的阶级思想所说服，转变起来也会比较彻底。
王芸生在三人中岁数最小，1949年时仅48岁。他的教育程度在三人中最低，因为家境太过贫困，他早年只读过几年私塾即不得不去做学徒谋生，因此他实际上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王的人生经历在三人中也最简单。他从20岁出头就一直在编报纸，且一度在政治上表现得很激进。他1927年以后宣布脱离国共两党，投身独立的《大公报》，已经反映出他性格中存在着比较软弱的一面。因此，他虽然在张季鸾去世后得以执掌著名的《大公报》七八年，思想上也继承了《大公报》以往的政治倾向，但他在三人中仍旧是最容易接受和认同中共新政权及新思想的。
十几年前，海外较流行的说法是，1949年以后大陆知识分子是因受到强制洗脑才被迫政治转向的。许纪霖曾以清华大学哲学教授金岳霖为个案，依据史实说明，当年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多半其实是自觉主动响应中共号召改造思想的。他指出，像金岳霖等人自主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对民族、国家的由衷的热爱。因为不满旧中国的屈辱与旧政权的无能，他们张开双臂拥抱了作为民族、国家的解放者降临的共产党和它所带来的一切新思想、新观念。可以肯定，这种历史解读至今仍有其生命力。
但是，其他许多知识分子呢？比如这种解释显然不适用于大批流亡海外或转去台湾的知识分子，如胡适、钱穆等。同样，它也不适用于留在大陆，内心里始终不认同新政权的陈寅恪、吴宓等。甚至，即使在著名的历史学家中，我们也会发现许多人的考虑并不像搞形式逻辑的金岳霖那样单纯，比如邓之诚、顾颉刚等。而且，纵使爱国的心相通，也不等于能够与共产党合得来，自然科学家竺可桢与束星北就是两个各走极端的例子。
本书无法回答这样宏大的问题，但让我们来具体考察一下张东荪、潘光旦和王芸生吧，看看他们1949年前后的思想转变具体是如何发生和怎样发生的吧。多一些个案的考察、分析和研究，肯定会让我们多明白一些因为人这样或那样不同而存在的差异。我们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由许许多多不同的个人所组成的，即使它在某时某地会变成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大兵营 或奥威尔笔下的那种动物庄园 ，这种不同也还是消灭不了的。人既然有男女老幼、高矮胖瘦之别，既然没有哪个人会和另一个人长得分毫不差，我们自己抑或历史中人会有这样或那样不同的思想和行为，就是很容易想到的。
还是那句话：我们对历史和历史中人，还是努力先去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再来尝试着做评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