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世界大历史——文艺复兴至16世纪
作者：[美]弗兰克·萨克雷 [美]约翰·芬德林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作者简介：
弗兰克·萨克雷，1977年在天普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波兰富布莱特学者，现为印第安纳大学东南分校荣誉历史学教授，研究方向为19至20世纪俄国与波兰关系史，研究成果有专著《革命前夜——亚历山大一世与波兰议会王国》（1980）、编著《1855年以来的俄国发展史》（2007）和《德国发展史》（2004）。此外，他还是《格林伍德现代国家史》的联合主编。
近年研究成果有与罗伯特·伦代尔和金伯利·佩尔合著《美洲博览会》（2000）、与金伯利·佩尔合编《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全书》（2004） 和《世界博览会全书》（2008）。约翰·E.芬德林退休后在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克莱特斯坦普有限公司（Collectors’ Stamps Ltd.）从事邮票和旧版名信片的销售管理工作。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世界大历史”系列丛书的第一本。时间跨度为文艺复兴至16世纪末期（1300-1588）。
中世纪是欧洲历史上的“黑暗时期”，黑死病肆虐，战乱不断。疾病和战争给欧洲大陆带来重创，同时也动摇了传统社会结构和封建势力。在令人压抑的时世中，欧洲人回望历史，重整人文主义精神，文艺复兴的萌芽悄然出现，并于14世纪中叶勃发，进而借助印刷术迅速由佛罗伦萨扩展至西欧各国。在遥远的东方，强大的明王朝开始崛起，永乐皇帝派遣郑和进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远洋航行，开启了“七下西洋”的壮举。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宣告罗马帝国最后残存的“嫡系”王朝灭亡，最后一块西方古典文明残迹至此消亡，而欧洲人也告别了漫长压抑的中世纪，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于1492年画上句号的持续长达八个多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使西班牙王国一跃成为欧洲霸主，很快便作为欧洲扩张的先驱开始了对“新大陆”以及全世界的征服。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所向披靡的“无敌舰队”便败给了英国海军，西班牙海上霸主的地位从此终结。经历了中世纪到现代文明的过渡，天主教内部弊病丛生的状态益发突显，终于由马丁·路德领导发起了新教改革。但这次改革同时也促使天主教会开始了对自身的反思和修正，维护了自身的政治势力。然而人类思想的改革和冲突还远远没有结束。
书摘正文
第1章 收复失地运动 711—1492年
概述
711年穆斯林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今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后，从地图上看，基督徒的聚居地只剩下半岛北部边缘的狭长一带。这片土地宽约200 多英里，地处偏僻的西北部，被阿斯图里亚斯—莱昂（Asturias-León）、纳瓦拉（Navarre）、阿拉贡（Aragon）、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几个公国占据。相比之下，穆斯林掌控的土地，即安达卢斯（al-Andalus）地区，占据着半岛百分之八十的面积，覆盖了除巴塞罗那（Barcelona）之外所有的主要城市。把上面的地图与1492年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或事实上的重新征服）结束时的伊比利亚（Iberia）地图对比可以看出：独立的葡萄牙占据了半岛的西南部；基督教的西班牙由三个王国组成，包括东北部毗邻加泰罗尼亚的阿拉贡、三国中领土面积最大的卡斯蒂利亚（Castile）（其领土从半岛的西北部贯穿中部，一直延伸到半岛的东南部）和处于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庇护下的纳瓦拉；而穆斯林的领地则缩减为小小的格拉纳达
（Granada）酋长国，在伊比利亚南岸偏安一隅，拥有一座同名城市。收复失地运动的过程充满了争斗，时间长达780 余年，以西班牙被重新纳入基督教国家告终。值得一提的是，收复失地运动并不是一场漫长耗时的战争，而是一场点燃战火的矛盾冲突。随着时间的流逝，复兴的基督徒重占上风，直至1492年穆斯林才被西班牙驱逐出境。
8 世纪初，大批穆斯林从北非进入西班牙，当时罗德里戈（Rodrigo）王（在位时间：710—711年）的对手为了废黜国王转而向穆斯林求助。一位名叫塔里克· 伊本· 齐亚德（Tarik ibn Ziyad）（“直布罗陀”即由此名衍生而来）的北非将军率领军队进入西班牙，在加底斯（Cádiz）附近的战斗中打败了罗德里戈，并留在了伊比利亚。后来，更多的穆斯林涌入，短时内踏遍整个半岛。塔里克的军队把西班牙纳入伊斯兰世界的时候，
少数基督教西班牙人隐匿于北部的高山峻岭之中。他们是来自毛利塔尼亚（Mauritania，今摩洛哥）的摩尔人（Moors），代表着当时最具活力的欧洲文明。基督徒的收复失地运动始于722年科瓦东加洞（cave of Covadonga）之战的胜利，即穆斯林完成征服11年之后。在西哥特（Visigoth）军事家佩拉约（Pelayo）的领导下，基督教军队伏击了穆斯林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较其实际意义而言，这场战役的重要性更体现在心理层面上。穆斯林将领之前从未认真地尝试征服西班牙北部的崎岖山区，认为那里的人们生活原始，那里的资源也不值得费力夺取。此外，穆斯林领导阶层的内部纷争使得他们在根除基督徒最后抵抗据点的行动上表现迟缓。无论如何，佩拉约的胜利和穆斯林的疏忽，促使基督教西班牙在国王阿方索一世（Alfonso Ⅰ）及其继任者的领导下于740年之后占据了对穆斯林的攻势地位。由于基督徒需要在伊比利亚北部巩固其统治地位，收复失地运动在740至850年进展缓慢。然而，850 至950年，基督徒领地便扩展到加泰罗尼亚中部、巴塞罗那附近地区，向西和向南方向扩展得更远，直抵今葡萄牙北部的偏远地区。11 世纪，在费尔南多一世（Fernando Ⅰ）的统治之下，莱昂（León）和卡斯蒂利亚两国于1037年完成了统一，标志着在建设基督教西班牙政治福祉的道路上更进一步。费尔南多执政时期，多次军事胜利不但把西班牙中部高原和葡萄牙中部地区纳入了基督教统治范围，还迫使被称为泰法王国（taifa）的地区性酋长国纳入其朝贡体系，即强迫穆斯林酋长向其交纳保护费以换取持续的安全保障。
1058年，费尔南多之死在他的五个孩子之间引发了七年激烈的家庭争斗，最终，费尔南多第二个儿子成为卡斯蒂利亚和莱昂联合王国国王阿方索六世（King Alfonso Ⅵ of Castile and León）。在阿方索44年的统治时期内，点睛之笔是攻陷西班牙中部高原的重要商业城市托莱多（Toledo）。阿方索六世通过鼓励构成中产阶级主力人群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移民来巩固卡斯蒂利亚和莱昂联合王国的社会结构，并通过引入僧侣来加强宗教势力。这些举措促进了地区繁荣、艺术发展、宗教建设和人口增长。11 世纪后期， 一个充满活力的穆斯林新王朝—— 阿尔摩拉维（Almoravids）王朝打断了收复失地运动的进程。阿尔摩拉维王朝在北非建国，并在1084年应邀出兵伊比利亚解救被困的泰法各国。在萨拉卡（Sagrajas，今巴达霍斯附近）的一场重要要战役中，穆斯林军队动用了非洲黑人士兵和骆驼骑兵，并最终获胜。阿方索的军队溃不成军，但阿尔摩拉维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退返非洲。1090年，阿尔摩拉维再次造访伊比利亚，占领了安达卢斯余下的土地，这次行动巩固了边界，使得对阵双方都无力向对方发起攻击。
这一时期，收复失地运动中的传奇人物熙德（El Cid）的戎马生涯达到了巅峰。熙德（意为“领袖”）原名罗德里戈· 迪亚兹· 德· 维瓦尔（Rodrigo Díaz de Vivar），11 世纪40年代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后成为皇家军官和准外交官。由于擅自攻打阿方索意欲与之媾和的一部分摩尔人，1081年熙德被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六世流放。之后，迪亚兹逃亡到萨拉卡成为雇佣军人，按雇主要求与基督徒或穆斯林作战。1082年，迪亚兹俘虏了巴塞罗那伯爵。两年后，他又打败了阿拉贡国王，监禁了大部分皇室成员。此番盛举使迪亚兹名利双收，于1086年重新赢得阿方索的赏识。然而，熙德与阿方索的和解好景不长，1089年，熙德再次沦为（事实上的）自由军人。雄厚的财力和良好的声望使得熙德能够很容易地组织属于自己的军队对外作战。在东西班牙，视不同情况，熙德有时同基督徒打仗，有时同穆斯林打仗。1092年，穆斯林控制下的巴伦西亚城（Valencia）爆发了阿尔摩拉维王朝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骚乱。熙德的军队成功地对该城进行长时间地围困，尔后又击溃阿尔摩拉维王朝的两次进攻，最后重夺该城。对熙德军事领域里的光辉战绩，就连熙德的穆斯林对手都钦佩不已。此后五年，熙德通过赞扬和包容穆斯林风俗习惯赢取了穆斯林臣服之心，用以维持他对巴伦西亚这座拥有众多穆斯林人口城市的统治。1099年熙德逝世后，他的继任者均没有能力继续维持基督徒在巴伦西亚的统治，迫使阿方索六世于1102年撤离并摧毁了这座城市。
1109年，阿方索六世逝世后，王位之争阻断了收复失地运动的进程，并最终于1110年引爆莱昂内战。这场战争直到1117年才方告结束，并由此导致整个12 世纪余下几十年的经济衰落和持续的政局不稳。1126年成为卡斯蒂利亚和莱昂联合王国国王的阿方索七世（Alfonso VII）在12 世纪40年代期间，乘阿尔摩拉维王朝灭亡之机，竭力把基督徒统治扩大到南方，但对新征服地区，阿方索七世却没有能力进行真正的统治。1158年，年仅三岁的阿方索八世（Alfonso VIII）继承王位。12 世纪70年代后期，阿方索八世长大成人，开始正式对卡斯蒂利亚王国进行统治。阿方索七世的另一个王子，即之后成为莱昂王的费尔南多二世（Fernando II）明确表示拆分卡斯蒂利亚和莱昂联合王国，直到1230年，卡斯蒂利亚取代莱昂，成为联合王国中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占据主导地位的王国后，这场王国拆分纷争方告平息。此后，卡斯蒂利亚和莱昂联合王国成为西班牙当时最大的国家，简称为卡斯蒂利亚王国。
12 世纪70年代，一个联合阿尔摩拉维王朝从前统治地区的摩尔人的新王朝阿尔摩哈德（Almohads）王朝诞生了。阿尔摩哈德王朝在文化上比之前的王朝更为复杂。阿尔摩哈德人把首都建在塞维利亚（Seville），把高级文化形态短暂地带到伊比利亚，并表现在艺术、建筑以及宗教文学和世俗文学创作等各个方面。阿尔摩哈德人还为伊比利亚南部带来稳定的政局和强大的军事实力。1195年阿尔摩哈德人在阿尔科斯（Alarcos）大败阿方索八世军队。1212年，阿方索展开报复行动，在纳瓦斯· 德托洛萨（Navas deTolosa）一役中消灭了穆斯林军队。在这场战役中，对阵双方参战人数达到5 万人之众。这场战斗再次拉开基督徒领土扩张的序幕。此后50年间，卡斯蒂利亚人控制的土地面积扩大了近一半，占据半岛西南，包括重要城市科尔多瓦（Córdoba，1236年占领）和塞维利亚（1248年占领）。多数历史学家认为纳瓦斯· 德托洛萨之战是整个收复失地运动中最具决定意义的一场战役。
对基督教西班牙来说，占领塞维利亚是继纳瓦斯· 德托洛萨之战后又一场决定性胜利，而这场胜利也源于穆斯林自身的背叛。1246年，格拉纳达泰法王国的统治者为换取自身平安，向卡斯蒂利亚国王费尔南多三世（又名圣费尔南多三世）提出可以向其缴纳贡物，并协助后者夺取塞维利亚。费尔南多接受泰法王国开出的条件。1247年夏，费尔南多派皇家海军控制了塞维利亚通向大海的要道瓜达尔基维尔河（Rio Guadalquivir）。来年春天，又摧毁了河上浮桥，切断塞维利亚与北非穆斯林盟友最后一丝联系。塞维利亚陷入费尔南多和格拉纳达联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塞维利亚的夏天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非常炎热，加上疾病流行、食物短缺和饮用水缺乏，这些不利因素叠加在一起最终击溃了穆斯林将领们的斗志。1248年11 月塞维利亚守军签署投降协定，规定城中全部穆斯林需迁离塞维利亚，迁离时只能带走随身之物。此后，格拉纳达变为半自治城邦，时间长达250年之久。
在此期间，格拉纳达虽然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实际上却是一个需要北非穆斯林不间断援助才能生存下来的贫穷国家。每年为了向卡斯蒂利亚王朝纳贡，格拉纳达人民缴纳的税赋非常高。此外，来自西班牙各地重新被基督徒控制地区移民人口的大量涌入，使得格拉纳达人口的增长方式很不平衡。即便如此，格拉纳达仍旧戒备森严，每隔几英里就设有边境哨所，瞭望塔更是遍布全境。格拉纳达军队训练有素，从摩洛哥（Morocco）招募的轻骑兵更是能征善战。格拉纳达与摩洛哥阿尔摩哈德王朝继任者穆斯林马林（Merinids）王朝交好。虽然在14 世纪初，卡斯蒂利亚王朝和马林王朝之间偶有战火，但是双方领土面积却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这一时期最重大的事件要数1342 至1344年英军、法军和卡斯蒂利亚人一起组成联军攻打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城。阿尔赫西拉斯被攻陷不久，历史上著名的“黑死病”横扫西班牙（实际上也包括整个欧洲）。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一世也殒命于这场瘟疫，连绵多年的战事也因此结束。瘟疫爆发后基督教伊比利亚发生内乱，同时西班牙又卷入了英法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War），以上错综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使得格拉纳达重归和平状态。
1410年，卡斯蒂利亚军队攻占战略重镇安特克拉（Antequera），格拉纳达的和平状态被打破。1415年，葡萄牙人占领直布罗陀海峡重要港口城市休达（Ceuta）。与此同时，马林王朝土崩瓦解，留在格拉纳达的摩尔人失去同盟国的保护。一旦伊比利亚停止内部政治争斗，摩尔人于1474年的溃败将无可避免，当时阿拉贡王国的斐迪南（Ferdinand）和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伊莎贝拉（Isabella）通过联姻把两个最强大的西班牙王国联合起来。
1481 至1482年的冬天，格拉纳达边境的一场偶发事件促使持续数年的战争升级，由于卡斯蒂利亚军备在各方面都优于格拉纳达，战争最终导致格拉纳达于1492年宣布投降。在这一过程中，摩尔人的内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格拉纳达酋长名叫阿布哈桑（Abu-l-Hasan），阿布哈桑的儿子叫布阿卜迪勒（Boabdil）。1483年布阿卜迪勒背叛父亲阿布哈桑，投靠斐迪南，并成为其心腹。1485年，阿布哈桑被他的兄弟阿尔赞格（Al-Zagal）推翻。1487年，阿尔赞格又被布阿卜迪勒驱赶到格拉纳达东部，并于1489年被基督教军队打败。在格拉纳达王朝发生内部争斗的过程中，格拉纳达重要城市相继落入斐迪南手中，包括龙达（Ronda，1485年)、洛哈（Loja，1486年）、马拉加（Málaga，1487年）、阿尔梅里亚（Almeria，1490年）。人们普遍认为布阿卜迪勒会将格拉纳达拱手让给斐迪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斐迪南对格拉纳达展开长达8 个月的围攻才迫使格拉纳达投降。1492年1 月2 日，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身着摩尔人服饰，正式从布阿卜迪勒手中接过格拉纳达的统治权力。克里斯托弗· 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见证了这场权力交接仪式，当时他正寻求皇室资助，准备西渡大西洋。
专家点评
帕梅拉·比蒂
1492年1 月2 日，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王国统治者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格拉纳达。两位君主身着摩尔人服饰，接受作为投诚象征的城门钥匙。至此，前后历经近800年的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结束。对格拉纳达的征服象征着伊比利亚半岛的独立与穆斯林城邦的最终覆灭。很大程度上，格拉纳达战役是所谓天主教国王辉煌战功的最好证明。然而，格拉纳达之战并不是那一年中唯一重要的事件。在对格拉纳达长达10年的战争结束后，西班牙统治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半岛以外。1492年1 月底女皇同意资助克里斯托弗· 哥伦布进行后来著名的远航，并由此发现“新大陆”。最后，1492年春，西班牙君主颁布敕令，在整个西班牙范围内驱逐犹太人。连在一起的三件事：征服格拉纳达、发现新大陆、驱逐犹太人，外加对西班牙全境的征服标志着西班牙一段辉煌历史时期的结束和另一新历史阶段的发端。
“收复失地运动”这个术语用来表示伊比利亚半岛上基督徒重新占领8世纪初伊斯兰民族在半岛上强势扩张所占据的土地和创建的阿拉伯帝国。711年穆斯林征服西哥特基督教国家完全是一种偶然，勇于进取的穆斯林领袖、互相倾轧的西哥特诸侯加上历史的机遇，三种因素综合作用，结果在西班牙国土上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地区，其成为后来西班牙穆斯林牢固的根据地。被征服地区的基督徒有的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有的以“顺民”（dhimmi）的名义或受保护基督民众的名义继续保持他们作为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这些人在穆斯林统治地区被统称为莫扎勒布（Mozarabics）；有的则退守到半岛北部边缘地区设法活下来。8 世纪晚期，这些半岛北部基督教大公国开始逐步向南扩张领地，由此开启史称“收复失地”的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督徒无论是在口头上还是在思想上都不断强化要从穆斯林敌人那里“夺回”基督徒土地的信念，进而在理论上支持基督徒的领土扩张行为。后来，收复失地运动演变成征讨异教徒的十字军圣战，即通过武力方式占领土地、获取财富，并最终发展成一场大规模的移民运动。
人们很难概括收复失地运动的特征。原因之一在于其延续时间过长，前后近乎800年。收复失地运动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它并不是一场基督教王国持续不断、稳步发展的向南扩张运动，而是一场时断时续、积小胜为大胜（也时常伴随穆斯林内部分裂）的运动。例如，格拉纳达穆斯林王国与西班牙其它地区之间的边界在大约1250 至1492年间几乎没有改变。从1350年至格拉纳达战役开始的1482年间，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有规模的零星战斗加在一起仅耗时25年。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人们参与收复失地运动的动机，所采取的军事策略和与之相关的组织机构都在不断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该运动最初所被赋予的政治和宗教使命。
由于伊比利亚半岛过于复杂，因此概括收复失地运动本身也不容易。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国与国之间从政治制度到语言文字一切事物均不相同。穆斯林占领地区北部几个主要君主国最终合并成三个独立的国家：葡萄牙、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这三个国家彼此间经常爆发战争。由于同一教派信徒时而联合，时而攻歼，致使收复失地运动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格拉纳达穆斯林统治者经常联合伊比利亚基督徒共同抵御北非穆斯林亲王的侵略行为。与穆斯林王国类似，卡斯蒂利亚王朝和阿拉贡王朝的统治者也愿意与格拉纳达的穆斯林结成同盟，或者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为了扩大各自王朝的利益对别的基督教国家进行攻击。
最后，西班牙各地地形地貌以及人们的生活、经济生产方式均不尽相同，这使得不同地区统治者和当地人民在收复失地运动和巩固运动胜利果实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在收复失地运动中，几个主要基督教王国的领土面积几乎都翻了一番。阿拉贡王国在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 Islands）、巴伦西亚和穆尔西亚获取的领土面向地中海和北非沿岸地区，人口相对稠密。这与卡斯蒂利亚王国在西班牙中部占领的地形崎岖、人烟稀少的地区形成鲜明反差，后者的经济环境更为恶劣，社会治理难度也更大。
葡萄牙在收复失地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自然更多定位于大西洋和非洲西海岸方向。当人们回顾收复失地运动漫长的历史时，想到在这一运动中不断改变结盟对象的西班牙诸国以及各地不同的收复失地运动过程和经历，不禁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西班牙历史的很大部分由收复失地运动所写就。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无论思想上还是事实上的边界不但影响了伊比利亚半岛人民的生活，也影响了文化模式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建立。这种边界形式并非一成不变，即便在一定地区和一定时期有类似边境性质的地区出现，包括也会有海关人员和中世纪类似护照一样的手续等形式出现。边境并没有实际的边境分界线，而更多以通关地区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如同在穆斯林统治下遵循伊斯兰教规矩的基督徒民众一样，在收复失地运动后生活在基督徒统治地区的穆斯林民众也不了解边境的概念。按照不同地区规定，穆斯林（或穆迪札尔人，Mudéjars）被安置在中世纪西班牙城中通常由围墙围起来的特殊地块当中，形成一种与外界隔绝的城中村，或者被集中安置在一些农垦地区。于是，收复失地运动的成功和边界的形成对中世纪西班牙人民生活产生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影响，即康维尼西亚（convivencia），或称共存观念，意思是在整个中世纪时期西班牙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交织在一起并互相影响的生存方式。
康维尼西亚思想形成的过程较为复杂。最早，它主要用来强调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这三大宗教团体在塑造西班牙文化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一些历史学家把重心放在康维尼西亚的正面积极作用上，并举出很多事例用来说明三大宗教信徒是如何相互合作、相互学习和接受对方宗教文化差异的。比如，许多穆斯林制瓦匠、泥瓦匠和石匠都参与了一些公共建筑（甚至教堂）的建造。此外，许多西班牙中世纪的建筑都呈现出明显的阿拉伯建筑风格。再比如，阿拉贡国一些教区教堂都建有模仿伊斯兰教清真寺的尖塔。很多知名医生和商人都是来自西班牙各地城市中心区的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一同为创造巴塞罗那、巴伦西亚、托莱多和其他城市繁荣的经济而努力工作。穆斯林（被称为奥加玛斯，aljamas）和犹太人还可以进行各自的宗教活动。通过清真寺和一天做五次祷告的人们，外人可以很容易分辨出哪里是穆斯林聚居区。在收复失地运动中穆斯林王国的投降条款总有对穆斯林民众保留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在诸如巴伦西亚这样穆斯林民众人数多于基督徒统治者的地区更是如此。康维尼西亚也同样包括司法、经济和政治权力上的自由。穆斯林民众可以要求通过穆斯林官员根据伊斯兰教法（sharia）或穆斯林神法进行穆斯林统治。穆斯林可以有自己的墓地，有时甚至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城堡。由于基督徒统治者迫切需要（主要是经济上需要）占领地的人口，所以他们愿意为穆斯林做出这样的妥协。生活在阿拉贡领地上的穆斯林并非一无是处，而是被视为“皇家宝藏”。
基督徒统治下的穆斯林和犹太人在中世纪西班牙各国大的法律体系中享有一定的法律地位，作为少数民族，他们拥有相应权利，并受法律保护。例如，12 世纪巴塞罗那法规定国王是其全部国民的法定保护人，无论其国民处于什么阶级地位或拥有何种宗教信仰。然而，人们也不可对康维尼西亚抱有过于乐观的看法。尽管来自不同宗教文化的人可以互相迁就、进行贸易，甚至可能成为朋友，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包容隐忍观念在中世纪并不适用。西班牙各国大的法律框架与各个地方所施行的法律细则往往大相径庭，穆斯林在法律规定下应该享有的生活与他们实际过的生活更是两码事。
尽管文化融合在许多领域都有体现，但是中世纪西班牙康维尼西亚同样也产生了一些文化上的隔离。如果一个基督教家庭中儿子改信伊斯兰教，那么基督徒父亲有权剥夺改宗儿子的遗产继承权。穆斯林住在建有围墙的贫民区里，且必须穿戴（此为法律规定）特殊服装以防止在一些只允许基督徒出席的特定场合同基督徒接触。法律规定对遣返逃跑穆斯林奴隶者给予重奖。事实上，穆斯林和犹太人在生活上受到极大限制，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此外，时不时爆发的穆迪札尔人起义使得穆斯林民众越来越多地遭到基督徒的攻击。康维尼西亚体现了收复失地运动的两面性，基督徒一方面允许他们的穆斯林工匠随时放下工作，在伊斯兰教规定的时间做安拉祷告，另一方面他们把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视为神圣使命，并把所有穆斯林视为敌视基督的代理人。那些以十字军圣战名义从欧洲各地来到西班牙参加收复失地运动的基督徒对此大惑不解，并据此不断抨击西班牙基督徒，批评他们与各行各业的穆斯林搅到一起。
随着1085年基督徒占领托莱多城，收复失地运动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宗教战争特征。欧洲圣战运动的发展对西班牙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领土之争性质产生巨大影响。宗教领袖把收复失地运动视为西方对伊斯兰世界发动的宗教战争。与巴勒斯坦圣地大多数十字军东征战争不同的是，收复失地运动中基督徒的圣战行动很成功。许多十字军军事理论家和运动鼓动者都希望基督徒把在伊比利亚取得的经验应用到同东方“异教徒”进行的战争当中。其中有些人，诸如13 世纪的著名传教士拉曼· 鲁尔（Ramon Llull）便提出攻打巴勒斯坦圣地最理想的路径是经由西班牙和北非，尔后向东直到巴勒斯坦。作为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有机组成部分，收复失地运动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得到来自欧洲越来越大的支持。从乌尔班二世（Urban II）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开始，直到格拉纳达战役爆发的400年间，西班牙各国统治者被允许定期从教会收入中抽取相应比例的资金（一般为百分之十左右），用于支持收复失地运动。教皇诏书规定对参加收复失地运动的十字军士兵给予更为优厚的宗教待遇，平民则可享受到直接物质奖励。自从收复失地运动升格为十字军运动以后，欧洲各地贵族骑士纷纷前来参战。由于收复失地运动已经同基督教圣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穆斯林对基督徒的抵抗运动同样也具有宗教战争的意义。一些穆斯林宗教宣传人员把参加格拉纳达战斗并抵抗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所领导的基督教国家的穆斯林视为忠于安拉、品德最高尚的信徒。
如果中世纪基督徒把收复失地运动看成是基督教扩大影响必不可少的方面的话，他们就需要说明在基督徒统治下生活的穆斯林给他们带来了哪些问题。然而，有意思的是伊比利亚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相比，这些基督徒的穆斯林“敌人”非常文明，不管愿不愿意这是伊比利亚基督徒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安格斯· 麦凯（Angus MacKay）指出，尽管基督教赢得了伊斯兰教的地盘，更为先进的伊斯兰文化却影响了西班牙和整个西欧，而不是反过来。收复失地运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适应和文化融合。人们津津乐道于讨论基督教西班牙对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影响，主要原因在于学者们可以轻松地从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标志物上寻找到欧洲基督文明的痕迹。然而，伊斯兰文明却从物质文化，如建筑、艺术、服饰、武器制造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对伊比利亚各个领域，包括哲学、神学和文学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其中，产生重要影响的是12 世纪和13 世纪出现的一些中世纪翻译作品。这些主要居住在托莱多城的学者把大量阿拉伯文撰写的科技和哲学著作译成拉丁文。其中有一些是穆斯林在东征西讨时得到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重要著作。于是，西班牙穆斯林便扮演起输欧文化使者的角色。还有一些由阿拉伯文翻译过来的文献是伊斯兰学者写成的，如著名的科尔多巴著作《阿威罗伊》（Averroes），科尔多巴对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思想进行的解释和说明对中世纪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142年克吕尼修道院（Abbot of Cluny）院长圣者彼得（Peter the Venerable）造访西班牙期间，甚至专门派人翻译《古兰经》。中世纪西班牙翻译作品保留有基督徒和穆斯林的两种宗教哲学和神学传统。这启发了基督徒，尤其是多明我会（Dominican）和圣方济会（Franciscan）的修士们，他们开始制订旨在使基督教统治下的穆斯林改宗天主教的传教计划。本着学习当地语言和了解当地民众的目的，基督教在西班牙进行有计划的传教活动，这些有计划的传教活动把基督教最终传播到诸如印度、中国和新大陆这些基督教从未传播过的土地。参加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和东征圣地的十字军同样也促进了教会法律和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圣战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如：什么是正义的战争？什么是圣战？强迫改宗是否正当？十字军能否以传福音为目的占领别国土地？奴隶制是否正当？无论是基督徒神学家还是穆斯林神学家都认为强迫改宗有违神的意志；两种宗教集团都认可圣战观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教会和政治领袖利用这些观念论证和解释征服美洲的正当性。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在诏书《其他》（Inter Caetera）中，通过格拉纳达战役回顾收复失地运动的历史，指出收复失地运动已经结束，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国统治者能够完成在新的土地上继续传播基督教的重要使命。
收复失地运动的圣战属性为这场运动明确了第二阶段的法律和神学目标，即打一场以扩张领土为目的的宗教战争。虽然所有西班牙公国在收复失地运动中都大幅度扩张了领地，但是全部伊比利亚公国中却只有卡斯蒂利亚在13 世纪中叶后与伊斯兰国家划定了真实的地理边界。格拉纳达征服使卡斯蒂利亚领土面积进一步扩大。由于收复失地运动时间长达数百年之久，造成西班牙各国世世代代均保持时刻备战的紧张状态。西班牙著名史诗，如《罗兰之歌》（Song of Roland）和《熙德之歌》（Cantar de mio Cid，或《熙德》）所讲述的内容都是基督徒与穆斯林战争如何影响和主导西班牙人生活的。在《熙德》中，还有表现熙德和穆斯林与基督徒军队间复杂关系内容的描写。
在收复失地运动中，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边界不断变换。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管理边境生活的制度机构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取代永久性条约的暂时停战协定随之出现。边界线两侧都制定有关法律规章和管理办法来对各自边境地区进行管理。1250年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伊比利亚基督徒和穆斯林所占领土边界线两侧处于一种相对非热战状态，即两军在保持各自战斗能力的前提下，互有迁就和尊重，维持一种互不侵犯、相对和平的状态。甚至有文献表明，基督徒和穆斯林领土边界地区曾建有基督徒和穆斯林共同膜拜圣贤的边境神殿，基督徒和穆斯林可在边境神殿自由出入。即便如此，边界地区也会发生经常性的突袭和小规模战斗。在这段收复失地运动相对静止的漫长年代里，只有在边境歌谣中，才能唤起人们对收复失地运动和战争冲突的回忆。人们在战争中有机会获得战利品、土地和名望。根据德里克· 洛马克斯（Derek Lomax）的研究，当时边界对阵双方的和平共处环境会时不时地由当地宗教或行政官员挑衅引发战争所打破的说法并不那么正确。事实是，国王经常尝试抑制这些无休止的战事，但却往往徒劳无功，因为他们的国民经常可以通过战争获得实际利益。
收复失地运动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穆斯林和基督徒在战争中抓获的对方战俘。王室委任一群被称为阿法格格斯（alfaqueques）的特殊官员承担向俘虏收取赎金和谈判释放赎金金额的工作。有时，当有的俘虏被俘后提出改宗要求时，这种收取赎金的工作就会变得较为复杂。一首脍炙人口，名为《伯瓦利亚斯的异教徒之歌》（Ballad of Bovalias el Pagano）的边境歌谣，唱的就是一位至少改宗8 次的人产生宗教困惑的事。有些被俘者一旦改宗或跨过边境开始新生活，便拒绝回家，拒绝回到他们过去的生活中。遇到这种情况，阿法格格斯有时会为他们安排探亲。此外，一些被称为三位一体会（Trinitarians）和唯利会（Mercedarians）的宗教团体也负责收取赎金释放战俘的工作并组织其他一些慈善活动。法官被称为阿尔卡迪斯（alcaldes），负责解决边界矛盾和冲突。特殊调查员被称为拉斯特洛斯（rastreros）负责协助法官抓捕跨境刑事罪犯。其他还有负责处理复杂跨境经济活动事务的官员。特定商品贸易，尤其是买卖军需品被严格禁止。穆斯林和基督徒均雇用专门海关官员对经由卡斯蒂利亚—格拉纳达边境进出口的货物征收关税。由于海盗此后控制了沿海边境地区，加上基督徒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关系，使得基督徒在1492年以后依然保有海关制度。
由于收复失地运动本质上是一场领土扩张战争，因此对外移民成为当时人们参加收复失地运动的一个主要目的。基督徒经常通过殖民基督徒或安置穆斯林（repoblacion）来实现巩固其征服地统治的目的。诸如在阿拉贡国统治下的巴伦西亚，安置穆斯林显得更为容易，因为穆斯林投降条款中规定穆斯林可以在基督徒君主统治下保留他们原有的土地，因此向这些地区进行大规模基督徒移民就显得没有必要。然而，在卡斯蒂利亚国，安置穆斯林计划进行得却并不顺利。因此，在收复失地运动的不同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问题和类型。
卡斯蒂利亚人于1085年征服托莱多后，开始为创建标准化边境备战城镇进行首次系统性试尝。皇家要对边境城镇的殖民政策、土地分配、防御准备和冲突解决机制等方面进行直接有效的管理。士兵驻守政策与农民安居政策同等重要。边境城镇地方性法规明确规定殖民地居民的军事义务和经济义务，同时也规定了居民分配战争所获战利品的标准和方法。此后，边境城镇的建设标准被推广到其他边境地区，无数边境城镇被建立起来，发挥地方行政中心、集贸中心和军事要塞的作用。皇室通过各种办法，包括税收减免，享有军事优待（如提高军饷、免费供给粮食）和对犯了罪的人进行庇护等多项政策，鼓励人们向边境城镇殖民。土地分配的官方文件被称为分配法（repartimientos），与1492年在新大陆分配土地时用的是同一个词。然而，尽管有以上政策的保障，还是没有多少人愿意迁居到边境地区生活。
托莱多南部地区人口和劳动人口严重匮乏，给这片地区带来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卡斯蒂利亚君主把这些广袤的土地赐予两大集团，用以促进当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其中，第一个集团由几大贵族和皇室诸侯组成。此后，这些贵族和皇室诸侯的实力发展壮大，以至于后来他们能够轻易影响卡斯蒂利亚王朝的政治格局。此外，他们还经常引发王室争斗，甚至发动内战，极大削弱了从1350年到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执政时期开始时卡斯蒂利亚王朝的实力。得到卡斯蒂利亚王朝广袤土地的第二个集团由西班牙骑士团组成。以融骑士精神与宗教虔诚于一身的圣殿骑士团（Templars）和善堂骑士团（Hospitallers）为榜样，12 世纪卡拉特拉佛骑士团（Calatrava）、圣地亚哥骑士团（Santiago）、阿尔坎塔拉骑士团（Alcantara）和其他地区骑士团相继涌现。骑士团对驻戍要塞和边境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伊比利亚君主能够通过委任骑士团长官或亲自接管骑士团（16 世纪斐迪南王曾亲自接管）等方式限制骑士团手中的权力。
安置计划为社会各个阶层均提供了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有些学者认为，中世纪伊比利亚的封建制度从未像欧洲其他地区一样得到良好发展，因为收复失地运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烙上了明显的军事印记。保家卫国的任务主要由当地居民承担，国王会赐予居民房屋和土地作为回报。这些居民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农民，他们有机会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向上层流动。因为他们的军事义务无法免除，所以他们可以通过在军队中所担任的职位获取较高的社会地位。不同军种创造出不同的骑士阶层。骑士在战争中获取军功的大小决定了他们所处社会地位的高低。此外，边境地区还出现一些被称为联谊会（hermandades）的居民联防组织，成员多为底层贵族、普通市民和主教牧师等。此外，在西班牙美洲征服者群体中还形成了另一种不同以往的中世纪收复失地运动的文化形态。安置计划为中世纪西班牙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战时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地区的阿拉贡人和葡萄牙人都发展了各自经济，因此二者受到的经济压力相较卡斯蒂利亚来说小得多。在卡斯蒂利亚，由于农业人口过少，农业种植风险太大，加之独特的地形和广袤的地域适合畜牧业生产，因此畜牧业成为卡斯蒂利亚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在中世纪伊比利亚的所有行业中，畜牧业的地位和作用首屈一指。1492年以后，畜牧业产生的经济作用成为新旧大陆联系的重要纽带。由于跟随西班牙美洲征服者去美洲的殖民者中许多人来自老西班牙畜牧地区，因此畜牧业同殖民地管理办法、边境地区管理制度、社会阶层流动制度等一起输出到了新大陆。殖民者从欧洲向美洲带去用于放牧的牲畜、畜牧组织协会、管理牧场办法和畜牧业文化（包括斗牛文化、牛仔文化以及被称为监护征赋制的连同居民在内的分配土地的方法）。
1482年，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漫长的内战结束后发动格拉纳达战争，重启收复失地运动的进程。格拉纳达战争始于1481年穆斯林对基督徒军队的一次偷袭，在这次偷袭中，穆斯林占领了西班牙军事要塞萨阿拉（Zahara），尔后战争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一场大战。当时格拉纳达国力很强，不但与北非穆斯林联系紧密，而且经济实力也十分雄厚，人口也多，且地形多山，易守难攻。然而，1482年后，格拉纳达发生了王子布阿卜迪勒与国王阿布哈桑之间的内战。在收复失地运动开始阶段，西班牙统治者就有利用西班牙各国内部矛盾和纠纷对其分而治之的传统。然而，1482年西班牙基督教国家却通过斐迪南和伊莎贝拉领导两大王朝的联姻，在其漫长历史长河中第一次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西班牙穆斯林国家。在很多方面，格拉纳达之战延续了收复失地运动的传统战略和战术。这场战争受到民众拥护，事实上起到统一西班牙的作用。参加战争的基督教国家还得到圣战十字军地位，获得大量基督教会经费资助。教皇不但赐予参战者赎罪券，还颁布教皇诏书诏告天下基督徒支持这场战争。这场战争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教会取代王室成为战争主导和战争经费的主要资助来源，职业军人亦参与其中，参战士兵人数创历史纪录，大炮以前所未有的频度被广泛使用。以上信息表明，格拉纳达之战已表现出早期现代战争的特点。此外，这一时期战争中，在为维护皇家权威而战的名义下，还涌现出许多早期现代政治体制雏形。对西班牙来说格拉纳达之战的意义在于，战争可以把皇家利益与宗教使命紧密捆绑在一起，这为后来征服新大陆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这场战争还关系到另一个重要方面。在整个15 世纪的欧洲，末世论（有关世界末日的思想）极度盛行。15 世纪末，整个欧洲尤其在西班牙广泛流传一种说法，说是预言家已经预言斐迪南是世界末日的关键人物。此外，预言还说斐迪南将会征服格拉纳达，跨过地中海打败所有穆斯林，把犹太人改宗为基督徒，占领耶路撒冷，建立一个全新的基督教帝国。随着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不断取得胜利，这些预言越传越广。预言重点强调国王发动战争的宗教目的，并为克里斯托弗· 哥伦布早前发表类似思想做进一步的解释说明。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也不失时机地反复声称格拉纳达之战（以及之后对美洲的征服）并不只是为了获得他们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并荣耀上帝的光辉，这是一项光荣的事业。因此，收复失地运动提出的很多思想主张均为日后征服新大陆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
基督徒对格拉纳达的征服对西班牙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这场战争结束了收复失地运动。780年来基督徒统治者第一次控制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起初，基督徒征服者向格拉纳达穆斯林保证如果这些穆斯林选择留在格拉纳达，那么他们仍旧享有财产权和宗教信仰自由；同时，基督徒统治者还答应协助那些不想留在格拉纳达的穆斯林离开格拉纳达，向北非移民。来自塔拉韦拉（Talavera）的格拉纳达第一任主教斐迪南受命承担改宗格拉纳达穆斯林的任务，他对摩尔人的风俗习惯与伊斯兰宗教信仰进行了区分，打算通过谨慎耐心的努力一点一点地完成改宗穆斯林的工作。然而，由于当时整个欧洲包括西班牙的宗教多元主义主张被压制，加上国王对穆斯林改宗速度太慢表示不满，因此国王便派托莱多主教西斯内罗斯（Cisneros）去格拉纳达加速对穆斯林的改宗进程。西斯内罗斯组织了富有争议的大洗礼运动，激起了穆斯林的连锁反抗。1500年，由于担心北非穆斯林与格拉纳达穆斯林势力联合，因此王室用比1492年时更为不客气的言辞要求格拉纳达穆斯林在参加穆斯林改宗洗礼和移出西班牙之间必须做出选择。鉴于1478年基督徒已经建立西班牙宗教法庭（Spanish Inquisition），且犹太人也已于1492年被逐出西班牙，1500年的决定对当时的穆斯林来说并不感到意外。在此后的一百年间，基督徒不断强化基督教作为这个国家唯一合法宗教的地位和文化统治的地位，颁布各种法令禁止在格拉纳达使用阿拉伯语言和文字。1609年，连摩里斯科人（Moriscos，即改宗了的穆斯林）也从半岛被驱离。1492年对格拉纳达的征服不但标志收复失地运动的结束，而且也标志康维尼西亚计划的终结。建立本国宗教大一统地位的思想是新教改革时期欧洲所有国家的奋斗目标以及早期现代宗教战争必然发生的结果，这使得征服美洲的基督徒也要求当地土著居民必须改宗。同时，还造就了以西班牙为范本的早期现代单一民族国家类型。
如果就收复失地运动本身来说，1492年是其结束之年，但就其思想发展而言，1492年却不是其终点。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收复失地运动可作为进一步进军北非计划的一部分，提出这个说法并不新鲜。阿拉贡和葡萄牙为此已经有数年的准备。然而，1492年后，迫于欧洲外交行动和抵御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需要，这个计划被搁置起来。在许多欧洲统治者包括教皇看来，格拉纳达之战的胜利是日后打败土耳其帝国的先决条件。其次，收复失地运动的一些做法在日后西班牙的国内政策中被保留下来。骑士团制度和教会什一税 制度继续在西班牙社会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征收上来的税金被用于地中海战争，与荷兰新教徒之间的战争和新大陆的殖民活动。骑士团在宗教领域里把征服和再征服，十字军东征和帝王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许多来到新大陆的西班牙征服者都自诩为哈比托（habito）或某一骑士团成员。
新大陆是收复失地运动继续发挥影响的第三个方面。当时西班牙人意识到创建海外西班牙帝国属地应成为收复失地运动的延续，因为西班牙人在新大陆面临与收复失地运动时期一样的困难和问题。有些理论家如葛梅拉（Gomara）的洛佩兹（Lopez）撰文声称，由于西班牙人有与异教徒斗争的传统，因此当他们解决摩尔人的问题后应马上着手解决美洲印第安人的问题。格拉纳达征服之后，西班牙统治者发现许多无仗可打的士兵已经变得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回到平民生活状态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西班牙的海外扩张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因为这样一来既可以为皇家带来海外利益，又可以稳定国内生活。可以说，如果没有1492年格拉纳达胜利的话，西班牙想要征服新大陆是绝无可能的。人们一直在争论当时除西班牙之外为什么没有其他欧洲国家发现新大陆，答案正如德里克· 洛马克斯总结的那样，西班牙在收复失地运动中所获得的经验使其有能力征服和管理新大陆，对其基督教化和欧洲化。无论是好还是坏，收复失地运动标志旧欧洲与新大陆的第一次碰面，从而改变了15 至16 世纪的世界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