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波特认为，国家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是国家竞争优势发展的主要力量。当今世界，经历了工业革命开始的要素扩张和资本积累阶段后，技术创新已经成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主要途径，如何造就并保持一国可持续的相对优势成为各国重要任务。
创新的产生依赖于一个国家的知识基础和市场完善度，创新落实到新产品、形成新产业还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融资体系和制造能力。而科研实力、对研究成果商业化的能力，决定了一国在产品技术边界拓展上的领先地位。目前，发达国家基本掌握了微笑曲线的两端，从事研发和控制销售渠道；新兴经济体则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发达国家的研发专业化优势强化了资本和技术获取利润的能力，但生产要素的全球再配置也激化了全球劳动要素间的竞争冲突，导致“逆全球化”现象，甚至国家间经济政治矛盾，对国际贸易、投资和技术转让都加大了限制。
微笑曲线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与世界技术前沿边界的距离日益缩小。而当接近技术边界时，也就存在着由投资向创新转变的必要。怎样挑选出好企业并鼓励创新，并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维持我国竞争力就至关重要。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研究如何促进企业的研发来提高生产率和产品质量，而对企业研发的前提——基础知识储备的生产，研发成果的市场化——知识有效转化为新产业的市场制度性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一国竞争优势的实现是知识生产、知识资本化和制造基础三者融合的结果，尤其是金融市场在助力知识资本化、连接知识生产和产品制造上发挥着中枢纽带的作用。研究发达国家促进创新和产品转化的创新体系和成熟金融制度的经验，将有助于我们实现自主创新“补短板”的战略目标。
国家竞争优势的分析框架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基于生产成本进行选址，每个国家选择价值链的部分环节进行专业化分工，国家的竞争优势也从过去生产什么、出口什么，转变为对价值链的利润控制力。而这种控制力主要来源于金融体系、成熟商业服务的支撑下，充分利用知识存量来开发潜在新产品的能力，以及知识存量本身的拓展，它们共同构成国家竞争优势的主要元素。（参见图一）
图一 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基本分析框架
其一，知识生产主要是指与研发相关的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基础研究生产一般知识，拓展知识基础。由于基础科学不是针对解决特定问题，而是提供相关必要知识基础，因此基础科学的收益存在间接性、滞后性和不确定性。由于缺乏独占性，基础研究往往需要政府资金来资助。应用研究则是指针对某一特定目的进行知识创新、技术创造等，企业对于所在产业未来技术方向和产品进行创新的过程。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应用研究则在具体技术和产品开发方面对基础知识存量形成外溢效应，有助于基础研究的推进。目前，主要工业化国家一般不仅有着较高的研发比重，在研发支出中基础研究支出占比也保持在较高水平（参见表一）。
表一 全球主要国家研发支出占 GDP 的比重
其二，知识资本化是将知识转化为产品、催生新行业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企业家和金融市场的共同参与。知识资本化的能力和过程，依赖于一个完善的经济制度体系，包括知识产权制度、金融体系和商业服务等。资本的追逐加速了知识资本化的实现，甚至形成了技术泡沫，推动了相关技术研发和知识生产，实现了新企业迅速扩张，逐渐取代了原有在位企业。同时，知识资本化也意味着优良金融资产的供给。这种知识资本化形成的资产供给优势，是当今全球资本流动最根本的支配力量，也是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主要表现。
其三，制造基础是指一个国家的制造能力，包括维系产品质量所需的精准制造能力和满足价格竞争所需要的成本优势，制造能力和贸易成本共同决定了全球制造分工。二战以后随着贸易开放，新兴经济体通过出口干中学逐渐提升制造能力，从低端产品的价格优势上升到中高端产品的制造成本优势，全球出现了制造业生产地的转移，发达国家制造业比重逐渐降低。
根据上述知识生产、知识资本化和制造基础三个维度，我们可以将一个国家在全球化中获取的租金(利益)分为三种类型：知识生产对应的是(系统性)国家租金，知识资本化对应的是(技术、金融)资本租金，制造基础对应的是制造租金。它们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国家结构：知识生产是垄断或小数量寡头的结构，知识资本化是寡头竞争结构，制造基础是垄断竞争和完全竞争的结构（参见表2）。
表2 三阶段租金类型和国家结构
其一，国家租金是一个国家因为知识生产、科技实力雄厚，为知识资本化提供充足基础，最终在全球形成的产业优势，进而在国家层面上获得的信用优势。以美国为例，近几十年来，新产业的竞争优势和企业的高利润率上升到国家层面，获得两个重要的好处：一是国际上基于对美国资产购买而对美元的需求大。二是联邦政府发行债券较容易，国际普遍将美国国债作为一种安全资产为全球提供流动。知识生产的供给市场可以是垄断的，也有可能是小数量寡头结构。
其二，知识资本化主要包含两类租金：金融租金和技术资本租金。知识资本化过程推动金融服务专业化分工，金融市场容量扩张满足多元化融资需求，包括企业推出新产品产生资金需求、企业并购需要债券融资、风险资本发现项目、逐阶段投资到最终上市等。金融部门在获得利润的同时，也通过经验积累、行业兼并集聚，形成了世界巨无霸级别的竞争优势，服务全球的需求，赚取全球利润。技术资本是企业无形资产投资中积累的知识，是一种内嵌在资本中的技术，并因技术优势获取超额收益率。据美国BEA(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测算，1982—2006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分支税后的投资收益率为9.4%，远超过国外跨国公司在美国的投资收益率3.2%。Mcgrattan和Prescott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技术资本，这些技术资本是通过母公司取得，而不需在当地进行投资再研制。美国的技术优势还体现在类似苹果这样的创新型公司，在国内只做研发创新，将制造外包给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知识资本化是金融资本和技术资本结合的产物，体现为金融和高科技产业的高收益率和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在全球资本流动和竞争的筛选下，国家结构体现为寡头竞争。
其三，制造租金相对来讲最容易受到挑战，制造基础在当今信息通讯技术飞速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的格局下处在越来越可分离的状态。大量的产业在价值链上由整合格局逐渐转变为全球布局，“苹果+富士康”模式就是制造基础完全充分转移的结果。德国的产业模式和美国不同，德国的制造基础很多还留在国内，并且知识生产、知识资本化和制造基础是较为整合的，所以技术租金和制造租金仍大量留在国内。
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阶段性差异和决定性因素
国家竞争优势的来源——知识生产、知识资本和制造基础三者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和规模扩张产生了融资的需求，随着工业利润率的上升，企业投资率增加，需要资本市场予以支撑。市场的扩张进一步催生了研发的公司化，产业资本高利润一方面提高了研发激励，另一方面也提供了研发的资金基础，研发的公司化有助于更好地利用全球的知识存量。在技术前沿边界的探索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间相互溢出的重要性越发突出，基础研究对新产业优势地位的确立起到关键作用。金融市场是知识生产转化为资本和产业的孵化器和放大器，金融市场的效率又对知识资本化起到决定性作用。
（一）国家优势来源的阶段性变化
对于率先开展工业革命的国家而言，竞争优势自发展初期就体现为三者融合提升的结果。而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知识资本化在早期工业化中非常重要，即使是一些基础科学并不是很先进的国家，资本家也可以通过外来技术移民获取先进国家的技术。但到了工业革命的后续阶段，知识生产和知识资本化的融合、相互溢出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制造基础在早期工业革命中非常关键甚至是决定性的，但在后期工业革命中相对作用下降。对于当今发达国家而言，知识生产发挥基本性作用，知识资本化决定了新产品、新产业的优势地位，制造基础则具有选择性，并基于全球进行选址。
随着全球化的展开，新兴经济体逐渐加入国际贸易体系。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在追赶过程中，最初主要是采取技术模仿和政府信贷补贴策略，鼓励工业出口。因此在发展初期，制造基础提升、加入全球分工是非常关键的。而新兴经济体的知识生产和金融体系是相对扭曲的，突出体现在不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侧重逆向工程的应用研发，在金融体系中银行主导且实施金融管制。随着一国技术逐渐接近世界前沿，并且从发展少数目标产业全面步入全球价值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互补性也越来越强：基础研究可以更好地发挥规模优势效应；知识产权也呈现加强保护趋势，金融扭曲则逐渐取消，从补贴企业投资逐渐过渡到挑选出好企业，让好企业更扩张；与此同时，直接融资比重提升，风险投资作用加大，推动知识资本化。
（二）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在国家竞争优势的三个来源之中，知识生产可以初期借东风，制造业可以依据成本在全球选址决定合格生产者，但知识的资本化却很难被复制，因而是一国最内嵌的竞争优势来源。知识生产取决于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国家经费投入，通过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可以促进具有重大外溢性的基础科学研究，熊彼特所谓“创造性破坏”激励着企业研发取得行业占优地位或摆脱跟随者的竞争。相对来讲，知识资本化更依赖于制度性因素，其在国家间呈现模式的异质性。尤其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拥有知识产权和价值链控制权的企业恰如一个拍卖者，合格生产者越多，越可以获取更多利润。而这种控制地位正来自知识资本化，以及其背后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优势。如下将重点从金融模式和生产服务业专业化两个角度，对知识资本化的来源进行分析。
1.金融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被广泛讨论，焦点在银行融资与证券融资在其中的作用。
银行融资对工业革命和知识资本化影响的典型代表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的德国政府支持的全能银行对产业的扶持。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大都是资本密集型，而银行在监督上存在优势，并且在银行企业长期关系下更能支持大项目所需要的长期投资。银行自身规模优势也消除了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
这导致德国、日本在1990年代缺乏对新产业及时跟上的能力，反而是美国式直接融资模式更能把握住新经济的产业机会。这主要是因为美国金融模式具有相对优势：证券市场生产产业潜在价值的信息，作为一种公共信息，股票价格能够协调厂商的技术标准采用行为。给定技术标准，银行融资有利于促进创新，但在面临技术标准的更替时，股票融资能够诱致新技术时代更快来临。历史上第二次革命的许多技术尽管最先在英国被发明，但德国的大金融则能够保证其产业更快落地，有足够的长期资金来确保投资，因此可以沿着既定方向走得更远，最终德国工业超越英国。而在技术迅速变革、新产业出现不确定的背景下，政府以及银行发挥的作用则越来越被分散的金融所取代。
2.研发的过程和后续的技术商业化需要大量生产服务业投入，对生产服务业专业化程度形成高度依赖。
发达的生产服务业为企业成长提供了各种便利接口和齐全的融资、法律、咨询等模块服务。这些外部制度环境支撑了产品从概念转化为现实，以及实现企业快速扩张。制造业产业上下游纵向控制比较强的国家例如日本，并没有广泛地将服务业务外包到市场，而是交给内部解决。在此前提下，日本生产服务业缺乏足够的需求，制约了市场规模，难以形成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体系。美国企业则将大量“任务”外包，生产服务业规模大、专业化强，形成了有利于创新的格局。
美国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路径
美国的竞争优势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1980年代之前，美国国内面临滞涨的压力，同时国际经济地位受到日本和德国等国家的挑战。1980年之后，美国又迅速恢复了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决定了1980年代后美国竞争力的恢复呢?
美国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变化又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80年代前美国的竞争优势被日本和德国等国家逼近，80年代后美国和这些国家的差距又重新拉开。第二，美国的产出占全球的比重下降，80年代前产出的下降意味着美国地位的降低，如今，美国在产出占全球份额下降的同时仍能保住全球霸主的地位。第三，80年代前美元的赤字转化为通货膨胀，并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美元资产的优势降低。但是现在国际上却期待美国创造更多的赤字，美国国债作为一种安全资产可以为全球提供流动性。
20世纪80年代前美国和主要竞争伙伴制造生产率的差距也逐渐缩小。从制造业部门单位小时增加值来看，德国在1980年左右达到高峰，几乎接近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单位小时增加值，日本也在这段时间出现了相对高点，达到美国的80%左右。但是在80年代后，德国和日本的生产率与美国又重新拉开了差距。20世纪80年代作为美国竞争优势转变的分界点，很重要的原因是里根的供给改革。而里根的供给改革政策以及后继者对美国竞争力转变的长期影响又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知识生产方面，里根的供给改革不仅影响了基础研究，而且影响了企业的研发行为。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催生了大实验的兴起，计算机通信技术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国防支出显著增加。Draca的研究表明，美国私人企业研发支出中15%~20%是由美国国防采购带动的，里根改革带来的创新红利对知识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在知识的资本化方面，20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大量放宽管制和放宽资本市场。到1991年冷战结束，美国大量的军用技术民用化，催生了以互联网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纳斯达克以及风险资本市场对美国知识资本化形成新产业的过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知识的资本化产生了很多新的产业，加之美国大量的跨国公司的利润带来优良的资产，使得美国的资产在全球其他国家配置的比重持续提高。
第三，信息通讯技术和贸易自由化促使制造基础、知识生产、知识资本化处于比过去更可分离的状态，美国的企业ICT应用普遍超过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并从中获益，全球化形成了“美国思考+中国制造”的新格局。1980年代前美国占世界GDP比重的下降，来源于日本和德国等国家制造业的挤压，21世纪以来美国比重的下降(实际上这段时间美国的经济增速超过日本和欧盟)，则对应着中国比重的上升。尽管美国比重在下降，但是美国公司利润却在持续上升。在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美国牢牢控制了知识生产和知识资本化，制造基础拿到的利润非常低，更多的租金反而是通过价值链上的制造竞争转移给知识资本化的拥有方和知识生产的拥有方。中美之间强大的互补性客观上加速了美国新竞争优势的形成。
随着新竞争优势的逐渐形成，美国也逐渐转化为全球风险资本家的角色，美国资产的回报率比负债的成本高得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美国总资产中风险资产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这里的风险资产主要体现了技术资本优势。美国对外投资以本国知识产权优势和知识资本化为支撑，在全球赚取超额利润。
全球主要国家的相对竞争优势
我们把世界现代史上主要经济大国(曾经或现在正处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按照三个维度进行比较，表3展示了全球主要国家的相对优势，以美国为基准，美国在知识生产、知识资本化和制造基础三个方面全是优。
表3 全球主要国家的相对竞争优势
德国的知识生产和制造基础是优，知识资本化是良。德国的制造基础毋庸置疑，而德国的知识生产历来也是传统强项。二战期间由于希特勒迫害犹太人，大量潜在诺贝尔奖得主移民美国。但是德国在知识资本化方面比美国要欠缺一些，德国的法兰克福交易所在世界交易所的市值排名是比较靠后的。总体来说，德国创新好，研发支出比重高，但是德国的大型企业主体大都是19世纪后期在大银行体系下扶持起来的，新产业比重相对较低。
苏联的知识生产是优，但知识资本化较差(从对知识存量利用的程度而言)，制造基础是良。苏联制造的精准度比美国要低一些，并且以军用制造为主，民用工业存在严重短板。苏联基本上没有企业利润动机的自主性研发，主要是国家项目主导，在国家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缺乏知识资本化的市场渠道。
日本制造基础是优，其制造水平在国际上属于第一梯队。但长期以来，知识生产和知识资本化相比美国要薄弱。一方面，研发长期跟随模仿美国，应用研究相对投入多；另一方面，日本也缺乏像美国那样大量的科技移民输入。日本金融体系是和德国类似的大银行体系，风险资本的制度不够完善，影响了日本的知识资本化水平。日本产业界在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瓦解后总结教训，努力改变过去最终品贸易多、中间品贸易少，传统制造业企业多、创新型企业少的局面，最近几年在全球创新百强企业数量上一直紧随美国，在知识生产和知识资本化上有显著提升。
近些年我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也迅速提高(参见表1)，研发投入仅次于美国，目前排在世界第二。《自然》根据一流科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编制的“自然指数”显示，2017年排名前三位的是美国、中国和德国。在科睿唯安等编制的“研究前沿热度指数”和“高引用率指数”上，中国都居前三位。我国相对不足的地方，主要在于基础研究在研发支出中比重较低，远低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原创性技术较少，应用性较多。与知识生产迅速提升相比，知识资本化发展相对滞后，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因此需要在知识产权制度、融资体系、生产服务业和政府职能等上进一步完善，从而有效支撑技术商业化和创新型企业成长。在制造基础上，我国长期以来主要依赖低成本优势，未来还需要在制造精准度和产品质量提升上来确保竞争力。
通过比较全球主要国家的相对竞争优势，我们发现和美国相比，这些国家普遍的弱项突出表现为知识资本化。知识资本化的本质是创造一个被消费者接受的行业，并且以市场作为协调工具动态选出最好的企业或技术标准。知识资本化需要企业家思维和风险资本的助推，二者缺一不可。在知识生产、知识资本化和制造基础这一完整的产业链条上，知识不仅要被生产出来，还要低成本应用和低成本生产产品，同时还要被市场认定为正确的方向。美国在拥有强大的知识生产的同时，具备了知识资本化必备的企业家和风险资本市场，从而促成了美国模式的成功。
我国形塑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
对于我国来说，处于技术边界的国家竞争优势的打造尤其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大力气:
（一）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促进知识生产
1.政府支持基础研究，推进知识的边界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技术引进，极大提高了我国生产水平，但关键技术自主研发能力仍然较弱。这一方面和企业主体自主研发激励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基础研究投入不充分，没有为应用技术研究提供足够的知识基础支撑，因此政府加大基础科学投入是企业创新的重要前提。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也是新产品种类扩张带来开拓型增长模式的内在要求。新产品种类意味着新行业的诞生，但也更依赖于基础知识存量的扩张。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追赶阶段，现今自身经济容量和科技能力，已经达到催生新产业的水平。因此，政府可以提供更多的基础科学服务，为企业形成新产品、扩张新种类提供更多的知识存量。
2.建立制造创新网络，为产业输送充足的技术储备
借鉴美国国家创新网络体系，完善产业界、学术界和政府的互利合作关系，对经济发展有战略性影响的关键性先进制造技术进行研究。创新网络体系通过对行业前沿技术的研究，为整个行业提供充足的技术储备，有助于未来科研能力的转化。随着我国企业技术逐渐接近世界前沿，增长模式也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对企业的扶持，也应从信贷优惠促进投资转变到通过竞争挑选出好企业充分发挥创新能力。我们产业政策的思路，也应从对部分企业提供优惠便利转变为搭好行业基础技术储备平台。
（二）完善创新体制，推动知识资本化
1.推动适宜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在我国技术逐渐接近世界前沿的背景下，发展较快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企业已经很难再从外部获取技术，需要依赖自主创新与欧美最先进技术竞争，因此要求完好的知识产权来保护已开发专利。在国内市场，知识产权要从过去促进技术扩散、模仿的宽松政策向推动技术创新转变，保护产权价值、提高创新激励和促进知识资本化。
2.促进技术商业转化
推动产学研结合，提高专利质量和转化率。企业应多从产学研网络中获取新技术储备，科研机构也应从企业多了解行业趋势捕捉应用研究方向，这样才能研制出符合市场方向和需求的产品，专利也更容易商业化。技术商业化还需要资本市场的支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不同阶段的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对于风险比较高的新经济、新产业，风险资本市场在知识资本化中起到关键的桥梁作用，健全的资本市场也使得优异的新企业更容易冒出来、快速扩张。
3.生产服务模块化，让思想变为现实
从一个商业想法变为现实，不仅需要资金的支持，还需要相应的服务模块来协助。长期以来，我国高端生产服务业相对滞后。一方面，技术引进政策导致原来在发达国家一项新技术研制、生产会催生很多生产服务业投入需求的过程，在我国被弱化，生产制造扩张对高端服务业拉动不足，后者规模受到制约，这样累计循环下来，最终难以形成充分的服务供给功能。另一方面，服务业进入壁垒高，也制约了行业效率和多样性。要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落实，让科技小企业成为增长的重要引擎，市场就必须提供灵活便利的模块服务。可见，实现服务业的模块化供给，依赖于制造业升级内生需求引致服务业专业化服务水平的提升，服务业逐渐的开放，以及政府行政管理的优化。
（三）打造工业强基，提升制造基础
1.国家树立质量增长的意识
我国正面临增长观念和思路的变化，更关注增长的质量，以及增长模式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过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需要提供更多高品质的物质产品来缓解这种矛盾。我们应提高产品品质透明度，实施对劣质产品零忍让的严格制度，打造国家品牌的质量形象，摆脱制造业低价低质的形象。
2.提高竞争性企业市场集中度，扭转竞争策略
我国许多行业市场集中度较低，企业份额分散，高质量和低质量企业并存，行业往往处于结构性供给过剩，模仿和价格竞争成为主导策略，质量竞争很难成为占优策略。因此，需要打破地域界限，促进产业内企业合并，增加产业集中度，防止过度供给导致的价格竞争打击优秀企业致力于质量的积极性。行业应主导大企业的质量制定标准，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行业的产能，坚守高质量的收益原则。
3.政府成为合格要素提供者
高质量的产品需要高质量的劳动力要素投入来实现，转向质量型增长对劳动力技能也有了更高要求。传统增长模式依赖的人口红利优势逐渐淡化，新的增长模式需要更多技术工人的投入。由于原来属于沿海发达城市和国有大厂承办的技工学校逐渐消失，中国出现了技工荒。地方政府可以担负起更多要素深化的责任，尤其是一些制造业重要地区。
4.打造中小企业隐形冠军
中小企业应引入生产标准认证体系，对接行业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实现行业质量的网络式整体提升。同时充分发挥企业家的核心作用，鼓励制造业家族企业，注重企业文化传承家族文化。中小企业还应聚焦行业小领域，保持专注度和持续度，技术深化、精工细作，借鉴德国经验，打造中小企业隐形冠军。中小企业既可以是就业主力，也可以成为技术产品出口主力，要彻底改变对中小企业低品质、低技术、低效益的传统认识。
总体来看，中国在知识生产、知识资本化和制造基础三个方面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在知识生产方面，中国基础科学的比重需要提高；在知识资本化方面，继续推进产业和金融改革至关重要，完善健康的金融体系和产业环境既可以为现有企业提供创新的激励和平台，又可以激发企业家精神，促进新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在制造基础方面，中国具有成本优势，但是关键产品制造的精准度还不足，制造基础从粗放向精准的转变可以提高中国制造的竞争力，进而在国际要素充分流动的大背景下获得较高的制造租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