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夏天，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的李凡利用暑假，从斯坦福的胡佛研究所，到洛杉矶的兰德公司，把美国所有的知名智库机构跑了个遍。回校后，他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国内刊物上，中心思想一个：根据美国经验，智囊机构一定要走民间道路，完全依附于官方没有出路。
李凡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映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政治改革正如火如荼地推进。一大批知识界精英，翼图做中国的“智库”，给国家政策提出建议，相继成立各种“问题研究小组”，以递“奏折”的形式，向国家领导人建言。
这种类似智囊的联盟，在现行体制下，一定程度上需要依附于某种政治力量，才能实现对国家政策制订的深度介入。
然而，犹如流星闪耀，随着时局变迁和环境不同，这些自发的组织影响力越来越弱，在公众尚未知其全貌的情况下，就已纷纷解体。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智库几乎与市场经济同时发轫。茅于轼、盛洪、张曙光于1993年夏天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开创了民间独立研究机构的先河。一直有志于此的李凡，也在当年有了自己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
先行者的足迹总是充满艰辛。
光阴荏苒，十年寒暑，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万众瞩目的成就，而同时起步的民间智库却没有相同的成长轨迹，迄今为止，能够叫得出名字的屈指可数。
他们又是如此之弱小。
天则所历经十年沧桑，在业界乃至全社会都享有盛名，但却一贫如洗，随时都有“断炊”的可能；李凡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名为“所”，正式的雇员却只有两个，更多时候，只有他孤独奔忙的身影。
尽管如此，这些来自民间的力量却是如此执着与坚定。盛洪曾感慨地评价，天则十年最大的事情就是自己的存在，而且“竟然存在了十年”。
因为民间，因为独立，他们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他们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
官方与民间
智囊机构对中国来说并不新鲜。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谋士群体四处游说，只为得王侯赏识而纳为幕僚；封建社会，大臣们是皇帝的“智囊团”。演化至今，形成了一套体系完备的官方政策分析机构担当智囊角色。
中国的官办智囊机构是如此之庞大：无论党委还是行政，从中央到地方，政策研究室都是专设的部门。除此以外，还有学术性更强一些的研究机构，例如国务院，不仅有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还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各个部委下面，也有自己的研究所。
然而，不管哪种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围绕官方需要开展一系列工作。
于是，中国的政策制订模式就演变为由这些官方政策研究部门或机构，根据政府需要到基层进行调研，据此形成意见建议；或者政府部门在决策前，向这些机构咨询，听取意见。
“这些官办研究机构高度介入政策制订过程，比如国家发改委下的研究中心，就直接参与十五规划的起草。”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分析，这种模式弊端重重，首先是官方身份到基层调查，难以了解到真实情况；其次，政策建议往往从政府角度和部门利益考虑，使得政策制订出现偏差，从而造成政策推行困难或发生变形。
“尤为重要的一点，这些机构的研究者们基于官方立场，揣摸官方意图，向公众解释官方的政策、口号，缺乏独立思考，不能推动制度创新，是他们的致命伤。”王名说。
独立于体制之外的民间研究机构，由于没有体制上的约束，更多采取公众立场，从大众福祉出发思考问题，眼界更宽泛，目光更长远。
他们对社会产生的功用也不同：官方机构的调研结果一般都需要保密，而民间智库的研究成果，往往会公诸于众，影响甚至改变社会意识。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负责人仲大军对民间智库的描述很有代表性：我们的词汇，都直来直去；我们的语言，都一针见血；我们的观点，都反应真实世界；我们的声音，更加独立和自由。
市场化最慢的领域
但是，对于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现状，仲大军却表示出不满和担忧：“没有哪个领域比思想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市场化程度更低，发展更慢的了。”
在美国，大约有2000个从事政策分析的组织和机构，其中近1/4被认为是独立或自立的。中国的智库机构数与美国相近，约为2500个，研究人员3.5万人，但属于民办性质的不到5％，且研究人员大多身在体制内，兼职参与民间机构组织的研究课题。
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各个学科的专职研究人员400多人，年运营资金15亿美元，而天则作为中国最大的民间研究机构，专职人员不到20人，2003年运营费用为200万人民币。
仅仅从数量上的区别，就可想见二者在社会功用上巨大的差异。
北京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袁岳分析了两方面原因：一是自身发展动力不足；二是没有强大的外界支持。
由于行政决策过程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运行，为政府高度控制，标准单一化，这就决定了只有极少数的、单一渠道的东西才会被接受，而异于官方价值体系的人和声音，往往被认为是“不安全的”而不受欢迎和认可。
这种“官本位化”的制度导向，带来的结果是对民间智库的身份歧视。
大多数学者不愿意离开有保障的官方体系，民间力量显得势单力薄。媒体尤其是官方主流媒体，不愿意报道这些机构的消息，也很少引述民间研究者的话，使得他们在形成公众话语方面十分困难。
仲大军就遭遇过这种尴尬：他曾受邀到某名牌电视栏目做过两期节目，但在播放时被审片者剪掉。
社会支持的缺失，也是限制民间智库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
按照国外民间智库的生存模式，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企业和社会的大量捐助，例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建立，就始自一个企业家的巨额捐赠；另一方面则在于政府的支持，大量的政府项目交由民间研究机构进行。兰德公司的经费来源，90％以上来自与政府和军方签定的合同。兰德曾经为克林顿政府做了一个关于在军队中对同性恋采取更灵活政策的分析报告，联邦政府为此付出100万美元。
且不说政府划拨的社科研究经费，尚不够体制内的机构分食，就是中国的民营企业，也很难起到支持作用。
“首先，我国的民企还处于发展阶段，整体比较弱小，没有财力捐赠，二是对非营利性的公共政策研究作用认识不够，不愿意支持。”袁岳说。
还有一个比较微妙的因素：从事这类研究的民间机构，多少带有政治敏感性，为规避风险，国内企业不愿意参与其中。
在此情况下，国外一些基金会和国际非营利机构的帮助，成了中国民间智库早期发展的“救世主”。
茅于轼就曾告诉记者，天则前几年的发展经费，一大半来自于外国基金会。李凡的话听起来更有几分悲凉：“如果不是福特基金会，我们的研究所早在几年前就关门了。”
可是，来自外国的力量，能持续支撑起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大厦吗？
思想库？还是思想者？
天则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张曙光曾热情洋溢地写到：“天则所……以学术为本，以学问看家，以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为己任，以建成中国的一个思想库为目标。”
十年过去了，天则声名鹊起，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贾西津博士却说：“严格来说，他们只是THINKER（思想者），还不是THINK TANK（思想库）。”
“思想库之所以为‘库’，指的是一个组织，通过一定机制，按照专业化分工，创造出思想产品。是一种群体性活动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贾西津博士认为，纵观中国目前民间智库的发展状况，还处于非常幼稚的状态，虽然他们以组织的面目出现，但却没有形成产生思想的机制，学者们似乎在“单打独斗”，更多靠其个人的知名度和号召力扩大影响，引起公众注意。
THINK TANK，思想库，智囊机构之意。
它原指第二次大战期间，美国为国防科学家和军事参谋提供的一种能够让他们在一起讨论战略问题的安全保险的房间或环境，后扩展指诸如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等政策分析组织。
兰德公司洛杉矶总部，每天有500多名博士和他们的1000多名助手在忙碌。他们的分工非常细，专业化程度相当高，每个人只负责一个小的领域的专门研究，且是各自研究领域的专家和权威。
一位去过兰德公司访问的记者介绍，如果有大公司要向他们咨询在印度投资的问题，他们可以马上集中从各个侧面研究印度的专家的意见。
专业化仅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可能改变军方的行动。每每布鲁金斯学会举办报告会，美国国会和国防部的官员必然不邀自来——这些民间思想库，已经成为政府之外影响政策走向的重要力量。
“中国哪家民间机构可以做到这点？基本上靠学者个人对社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政府可以听，也可以不听。”袁岳评价说，无论从组织结构、规模或是影响力来看，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思想库。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刚建也下了类似结语：中国只有民间智囊人物，还没有民间智囊群体。
“智囊阶层的出现，一定与政治民主化分不开。”杜刚建说。
“中国兰德”何时出现？
2003年10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一则消息，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面向世界公开招标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前期研究课题。
这个首次以公开招标方式向社会咨询、征求经济发展方案的举动，被解读成为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进步之举，也是民间研究机构开始得到政府认可的一个信号。
确实，越来越多的民间研究机构感受到政府态度的变化。
袁岳的体会就比较深。作为民间调查机构，零点公司2003年获得的政府采购订单金额有三四百万，2002年是100余万，再前一年只有五六十万，“这表明政府对我们的认同上升还是比较迅速的。”
天则所在遭遇过一段时间的冷遇后，境遇也开始好转。曾被有关部门“点名”的茅于轼，现已是不少政府部门的座上宾；天则的经济学家们甚至走进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人讲课；一些公检法机关的官员，主动承接天则关于司法、宪政方面的课题。
从媒体上，也越来越多听到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一种气氛正悄然形成。
“这是由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状态决定的。”袁岳分析说，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状态多元化、需求多元化的社会，要满足多元化需求，必须听取不同角度的声音，这种客观上要求，给民间智库新的生存发展空间。
但是，中国要出现兰德公司那样高度专业化、规模化和强大影响力的民间智库，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事，需要从法律制度、政策环境以及社会扶助体系上全面完善配合。
贾西津博士指出，首先要从法律上解决民间智库的“合法身份问题”。民办研究机构应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NGO（非政府组织），然而按照现行法律法规，登记NGO必须有一个官方或半官方的业务主管部门，一旦找不到这样的部门做“婆家”，就没有登记资格。由于条件苛刻，程序复杂，不少机构无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不得不转到工商。
天则所就遭遇了这样的情况：在工商部门注册为企业，行的是非营利机构之实。
“这会带来纳税、不能作为NGO组织进行募捐等一系列问题，影响到它们的生存发展。”贾西津说。
比起政策制度的改变来说，这种技术性难题，只能算是“小儿科”。
“民间智库要真正发展壮大，最关键在于我们政府的决策体系发生改变，让民间声音成为制度形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王名教授如是说。
毫无疑问，那将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