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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小额信贷机构的“复制密码”

  覆盖13个省的52个贫困地区,累计发放贷款30多万笔、17.16亿元,直接帮助100多万贫困人口解决发展资金的问题。这是2010年,何道峰所带领的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交出的答卷。1999年,何道峰加入中国扶贫基金会时,还是一名志愿者。如今,他将自己定位为“社会企业家”,将商业机制引入NGO,以可持续的方式寻求发展,追寻一种“另类的心理回报”。

 

  本地化运作

 

  《21世纪》:

 

  据说,中和农信一开始是世界银行的一个在华项目?

 

  何道峰:

 

  它最早是世界银行的试验项目,主要是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发放贷款。当时分两块:一是输出劳动力到发达地区就业,为贫困家庭创造财富并帮助他们接受技术训练;二是在陕西和四川的两个县进行小额信贷实验, 1999年我来基金会之后把这个项目带了过来。

 

  《21世纪》:

 

  从成立至今,中和农信的机构形态经历过哪些演变吗?

 

  何道峰:

 

  整体看来,一开始可以说是项目试验阶段,主要是帮助中国扶贫办来进行项目运营;然后,我到扶贫基金会之后,逐步发展起这个项目,与地方政府联合成立非政府组织来共同运行,我们把这个叫SCCOP,也就是农户自立服务社。2005年底,《基金会管理条例》通过后,我们可以单独设立分支机构,就迅速撤掉了与地方政府合办的机构,形成完全的直接管辖。2009年,我们进行公司化运作,成立了中和农信来统领全部业务。

 

  《21世纪》:

 

  这么一步步走过来,回过头看,最难迈过的一道坎儿在哪里?

 

  何道峰:

 

  最大的困难来自于法律的限制,当初基金会不能在地方设置分支机构,只能与县里合作。在2005年以前,我们只能与地方扶贫办联合发起非政府组织,成立农户自力服务社。由于采取双重管理,县里又有自己的指挥标准,在管理和利益上无法规范。另外,我们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关系一旦受到阻碍,就无法将项目进行下去。

 

  《21世纪》:

 

  能够生存十五年,得益于哪些创新?

 

  何道峰:

 

  在体制方面,我觉得我们能将小额信贷做成连锁,进行规模化经营,这就是创新。在管理上,由于管理人员下派成本很高,但从当地找风险又大,所以我们从党政干部中挑选,把政府官员转变成企业家,许多人都经历了从政府人员到农村草根企业家的华丽转身。现在,我们的干部基本已经本地化,信贷员都是农村青年,这一过程中,我们也为农村青年开辟了就业新途径。现在,我们总共有信贷业务员600多人。在坚持放贷的同时,我们还利用各种机会对农户进行培训,我想这也是扶贫方式的创新。另外不得不提的一点就是我们坚持信息系统的理念。1990年代初,我们的信贷员就用电脑办公了,现在我们自己编软件,通过业务员的电脑终端,可以随时查看还款信息等多个数据。

 

  单笔平均放款8000元

 

  《21世纪》:

 

  与其他小额信贷机构相比,中和农信有何不同?

 

  何道峰:

 

  在中国,真正做老百姓小额贷款的不多,做得大的更是很少。2010年,中和农信在中国放贷规模有5.7亿元,单笔平均放款额度约为8000元,约55%的放款笔数额度在5000-8000元之间。我们的小额信贷模式有三个:第一是小组贷款,平均额度为4000-5000元,占了总量的70%-80%;第二是救灾模式,例如在舟曲和汶川,我们提供3万-4万元左右的贷款,帮助灾民恢复家园;第三是个贷模式,在一些小组贷款里,有个别农民发展成了个体工商户或小型工厂,业务规模越来越大,我们也会按照实际情况给予其数万元的贷款资助。

 

  《21世纪》:

 

  中和农信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采取了什么样的战略?

 

  何道峰:

 

  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提出三大目标:第一是把穷人当做服务对象,只给低收入农户贷款;第二是给农户贷款,除了物质资助外,还提供其他服务,例如各方面的培训;第三是实现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我们作为信贷服务机构,必须能够自我造血。只有事业长期发展,员工和客户才能跟随我们共同发展。1994年,每个县的单个机构需要500万的本金才能开设,现在单县的规模要达到3000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养活十几个员工,将贷款费用补贴给做信贷的工作者,满足员工发展的基本需求。这几个目标,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我们长期发展下来的基础。

 

  行政经费从没超过5%

 

  《21世纪》:

 

  中和农信的资本金来源于何处?

 

  何道峰:

 

  目前都是外部资金,另外还有获捐的慈善资金,现在的慈善捐助约有1亿元。

 

  《21世纪》:

 

  您更多把中和农信定位于一个NGO还是企业?

 

  何道峰:

 

  既然成立了公司,我们当然是企业,但我们是社会性企业。其实,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差异,在于盈利和非盈利的分红概念,在于是否存在私人资本。扶贫基金会作为我们的主要控股方,本身以做公益为目的,因此即便利润分红,最终还是会继续用于公益事业之中。我想,利润分配是界定这个机构是否社会企业的一个标准。现在很多机构打着“社会企业”的旗号来运营,这非常危险,我们需要建立一种相对清晰的界定方式。

 

  《21世纪》:

 

  现在项目运营的收入和成本如何?如何平衡公司盈利和公益行为之间的关系?

 

  何道峰:

 

  贷款的利率是主要收入来源,成本主要是运营成本,包括信贷员的工资等,我们的行政经费从没超过5%,如果加上项目管理经费,不超过7%。其实,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去年才达到盈亏平衡点,我们的利润主要也是用于公益投入,这是滚雪球式地慢慢累积的。

 

  《21世纪》:

 

  小额贷款中的风险如何控制?

 

  何道峰:

 

  我们的贷款周期一般是一年,也有季节性的。我们坚持给穷人做小额贷款,特别是小组联保的方式,风险很小, 原因在于我们以还款能力作为贷款额的上限,加上相互联保机制来制约和保护。超过30天的逾期贷款只有0.07%,如果超过一年如果还没回收,我们就作为坏账,但我们累计放款15亿元,坏账只有150万元。不过,个贷模式和救灾模式还是有风险的,因为我们坚持在几万元的贷款额度上不做抵押,但在利率上,它们和小组联保模式基本上没区别。

 

  《21世纪》:

 

  除了贷款,中和农信如何发现并满足农户其它社会需求?

 

  何道峰:

 

  我们去年捐款5.3亿元,用于帮助建学校,帮助大学生、孤寡老人等。对于信贷员来说,用贫困基金来支持贫困农户,老百姓会更相信他,信贷员的口碑更好,还款率就会更好,这会形成良性循环。现在,扶贫基金会在当地社区的口碑很好。

 

  《21世纪》:

 

  相比尤努斯的“穷人银行”,你们定位于“山水间的百姓银行”,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何道峰

 

  我们也考虑过“穷人银行”这个口号,但很多人无法接受这个概念,认为它有歧视性,农户对这个比较反感。最近几年,农民的自我意识也在提升。虽然我们口号在改变,但我们的服务对象始终没有改变过,我们的目标和宗旨也没有改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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