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天前爆发的南亚海啸，是不折不扣的全球性大灾难，迄今为止已经吞噬了全球近16万人。面对人类共同的大悲大痛，全世界都行动起来，投入到这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全球奋起救援——共同面对人类灾难，共同分担灾难后果的行动，使全球公共危机意识和公共道义责任意识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它昭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在日益密切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之中，每个国家、每个公民不仅要承担本国和国民的责任，而且要承担起地球村和世界公民的责任。
一年前的SARS危机还使国人记忆犹新——人们近距离地、真切地体会到什么是公共灾难，什么是公民道德，并无可躲避地以自己的行为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足两年，更大的全球灾难向人类突袭。面对突发的公共危机或者灾难，搭便车者（唯恐避之不及）和不作为者（危机时刻对人的生命危险和社会损失听之任之）已发展成客观上的“助纣为虐”———只按自己意愿行事而不顾及社会公德和公共利益，势必导致灾难蔓延，加剧公共灾难延续的速度和规模，而灾难所导致的后果和损失须被整个社会承担。
从非典危及到南亚海啸，突发的公共灾难冲击着人们的心灵，唤起了人类的良知，塑造着一种可贵的世界公民意识，一种普世伦理：所有生活在地球村里的公民属于一个休戚相关的“世界公民共同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当然，目前这还只是一种世界的道德契约，不过，相信在不远的未来，道德契约一定会演变成共同保护地球村生存环境的规范化的真正的世界契约，也许，南亚海啸将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实现质的飞跃——使全球共担风险、共筑良境走向规制化的契机，从而惠及全球所有的公民。
以世界公民意识为尺度反观中国社会，就会发现我们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明显差距。不要说其他国家，就与香港地区相比，差距之大，令人汗颜。首先是反应速度——香港在得到消息的当天即全社会自发投入全民赈灾；其次是捐款额度——灾后不足4天，全港捐款额度据银行统计就达到1亿港元；再次是社会各界行动的多样化——除派出各种赈灾队伍直接开赴前线外，香港演艺界、和社会名流自发组织集会赈灾。而内地的行动不仅比香港晚了一拍甚至两拍，而且即便扣除农村人口也百倍于香港人口的内地，社会捐款也不足香港的五分之一。至于多样化的赈灾行动，更是凤毛麟角。
原因何在？世界公民意识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每个公民对于自己所处的社区、国家的公共责任意识与整体社会的公共理性的延伸。整体社会的公共理性，是指社会公众对待公共事件的自发的集体性态度。面对公共危机，社会的公共理性表现如何，往往成为一个社会在开放和秩序两极间的张力能否自发获得平衡的源泉和标准。
以抗击非典而论。当时，我国中央政府以极大的胆略和勇气建立了全国一体化的指挥系统，对抗击非典的方方面面——从医院到社区、从宣传到捐款，从上到下集中统一指挥，的确表现了很强的政府理性。与此同时，各地社区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保卫本社区安全的行动也表现了一种极其难得的社会公共理性。事实证明，正是这两种理性的结合才迅速控制住了非典的蔓延。但是，在事发时的安排和事后总结经验中，我们往往只重视政府理性而忽视了社会公共理性。
内地无论抗击非典还是海啸赈灾，尽管也出现公众捐款和做志愿工作，但就总体而言，这些行动大多不是来自公众自发的集体行动或非营利机构的组织活动，而是出自政府的主动安排。例如，民政部受权发布文件，只有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慈善总会以及民政部门的捐赠站可以接受捐款。尽管这种做法确有引导公众捐放心钱，避免出现利用公众善心浑水摸鱼的事件，不过，过分强调捐款的集中统一，不仅给公民捐款带来不便，而且久而久之，会变成一种慢性销蚀剂，扼杀公民的自发意识和主动精神。其实，不仅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慈善总会，近十余年间成长起来许多公募基金会和慈善组织，例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等等都是具有很大的公众拥护群体的优秀的社会公益组织。既然公民有责任分担公共灾难，就同时有权利选择自己所信任的组织机构，委托他们去实现自己的愿望。社会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允许和鼓励公民自我选择和自我组织的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是培育社会公共理性的基本条件。
大思想家哈贝马斯说过，公共领域是基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领域，是非官方的，属于公众聚会场合，公众在这里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或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做出自由的、理性的评判。
与香港相比，内地显然缺乏这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缺乏公民自由集聚的社会环境，缺乏能够聚集独立个人的理性和多样性选择的社会环境，社会公共理性的缺失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当前，培育社会公共理性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培育社会公共理性需要奠基，这就是对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公民价值理念包括公民的道德与伦理、公民的社会责任、公民对公共危机的态度等等进行全民的公民教育。这其实是一项社会基础工程，推进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础工程。现代公民社会正在成为支持整个社会体系不断向着文明和进步演进的现代社会形态。它在多样化、多层面竞争形态下发展着社会公共理性。海啸赈灾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为社会公共理性奠基的公民教育工程需要采取公众参与的社会化形式，海啸赈灾活动就是极其难得的一次公民教育机会。各类慈善组织、公募基金会，应该与社会各界包括企业界、新闻界、文化界、演艺界，以及基层社区共同合作，在昭显人类道义良心的集体性活动中推动公民的自我教育，培育社会公共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