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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像是水,灵活地覆盖流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刘飞做公益,靠着一种内心的渴望和执著的闯劲。同时,她又以开放的心胸去吸纳外部的知识和智慧,深层次地思考社区所面临的问题,用悟性去超越爱心包裹下的“好人好事”。

 

传统慈善VS现代公益

 

初步接触“爱有戏”和她的义仓、义集项目,从名称到运作,觉得就是个单纯的动员人们捐赠的传统慈善项目,有浓重的主旋律色彩,进而使人联想到爱心、锦旗和鲜花。传统慈善是一种面对贫弱困顿的弱势者时,基于人性善良所担负的最为“原始”的资源再分配。但走进去仔细观察,才觉得在这些人们司空见惯的表象之下,其实还有更深的内涵。“爱有戏”既吸纳了传统慈善文化资源,又超越了传统慈善的局限性,并利用现代公益理念对其进行了改造。

 

传统慈善只能从表层缓解社会问题,现代公益才能触及问题背后的根源。义仓和义集背后的立意,是培育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建构社区邻里互助与信任的社会资本。强调一粒米捐赠的价值所在,强调弱者的主体性、平等和尊严。这些理念和操作使水井坊社区可能正慢慢地悄然发生着质的变化。社区居民捐助一包榨菜、一袋挂面或者半小时志愿服务时间变为捐助者、弱势者开始自助、互助。“爱有戏”激活社区内部资源而非依靠外部大额捐赠的努力,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爱有戏”有这样的认识,可能部分源自创办人刘飞早期公益之路的一段经历。当时,他们执行的一个留守儿童的项目遇到了资金的困难,她找到一个公司筹资,但最终发现资助方并没有给予孩子们足够的尊重,筹资的现场更像一个宣传的“秀”。后来,又有一位社工找到刘飞,张口就说,你给我找几个老人做个案。“是你服务对方,还是对方服务你?”刘飞两眼一瞪,质疑道。

 

这不由使笔者联想起北京真爱教育服务机构主任郭斌在《中国发展简报》2011年春季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批评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收到上百万的捐赠,学校还是破桌烂椅,房屋漏雨,打工子弟成为营造眼泪指数的道具 。NGO在救助弱势,给捐赠者以满足善心回报的同时,还担负着提升人类平等、博爱、尊严价值的使命。

 

“爱有戏”在义仓和义集中植入的影视文化资源,如温暖剧场、社区剧场、音乐故事会等等,不只是一种打破阶层界限,凝聚居民的技术手段;更是诉诸内心,唤醒民众的精神重构。这些在同一社区相互关联协同、相互支撑的项目,由于指向同一个目标,无形中放大了单个项目的作用。同样,“爱有戏”将把文化项目引入后来介入的院落自治项目。

 

“爱有戏”从义仓项目进入到院落居民自治,是从锦上添花到雪中送炭的一种转变。“爱有戏”靠悟性和开放的学习精神,完成了从慈善到公益的跨越。如果仅仅满足于复制这个多方共赢、轻松愉快的义仓项目,靠“爱有戏”的资源整合能力,完全可以依靠这个品牌,大面积复制下去,赢得更多的鲜花和掌声。但“爱有戏”并未停留在这个主流路线上,而是介入居民自治,试图触及社区的资源分配和权力结构的变化。当然这一步走得并不轻松。

 

善用政府资源

 

“爱有戏”进入社区,甚至获得政府的服务采购和免费的场地提供,自然离不开政府的认同。在《幸福》电影首映与红毯仪式上,“爱有戏”主任刘飞和理事长杨海平与诸位官员一同上台亮相捧场。“爱有戏”进行民间的义仓模范表彰,发放的证书却盖着街道办的章以示正式。在政府与市场、权力与社区交错的边界,鉴于民间对官方资源的认同感,“爱有戏”以这种方式善用官方的符号资源。与此同时,“爱有戏”对看似形式化的表彰活动定下了自己的价值原则,使民间与政府,在水井坊的社区天地,通过公益互相影响。

 

曾有NGO同仁质疑,“爱有戏”“和政府走得太近,如何能够保持独立性”?这样的质疑,表明在政府大举进入公益,公益日益主流化。民间担忧政府购买民间服务,变为政府购买民间组织。作为“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刘飞和杨海平承认NGO弱小的现实,也从内心高度认同坚守独立的重要性。但在现实的坚硬面前,他们会适度妥协。

 

实际上,走得近难免会有冲突。一次社区居民的自组织——温暖剧团自编自导自演一台节目,准备参加官方背景的汇演。一位官员前来视察,觉得一位婆婆“卖相不好”,当面就要她退出演出。对这种粗暴的干涉,“爱有戏”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最终这个由居民自演的质朴而真诚的节目,成为整台演出中掌声最多的亮点。事后,刘飞对这位官员的惯性思维非常大度,并不记仇。

 

游走于政府的政绩和社区需求之间,需要“爱有戏”寻找平衡点。刘飞说,合作方的基层官员面临来自上面的政绩压力,难免有形式化的东西需要社区去应付甚至作秀,“爱有戏”会体察他们的难处,会适当地在“战术上”妥协配合。当然,如果政府采购民间服务却强加做事的思路和方式,“爱有戏”会加以拒绝。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妥协,而在于妥协之时是否对底线有清晰的认识。“我们很独立。为什么就不能是我们去影响政府呢?”杨海平会这样反问同行的质疑。

 

独立性也是一个相对概念。此外从资金来源上,现在的“爱有戏”比较多元,政府只占20%,其他来自企业和基金会。杨海平还琢磨如何借鉴社会企业的思路,看看将来能否拥有自己的资源,不必围着资源方转来转去。这样,机构能够更为独立。

 

这样的格局也为“爱有戏”增加了机构的分量。由于政府看重“爱有戏”的创新能力采购其服务,“爱有戏”能够为社区带来政府资源。义集项目引入外部NGO进入社区,也是帮政府引入外部资源解决社区问题,这样“爱有戏”在政府面前就“更有底气”。成都锦江区对NGO注册出台了一条新政:社会组织先进入社区开展活动,进行备案,一年后再注册。没有注册的外部NGO,参加义集进入社区,得到合法的活动空间,有助于未来的注册。

 

成长中的反思

 

“我们是无招无式,无门无派,就像是水,能够灵活地覆盖流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些事情不是机构定位下要做的,但因为遵循需求,想回应来自社区的声音,也就去做了。”杨海平坦承。这体现在机构的使命和愿景上,就是机构自成立之时,随时进行内部公开讨论,多次调整和变动。机构在使命目标上不停摇摆,这大概是一些专家眼里的大忌,但“爱有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行动最重要。我们是先去‘整’,去领悟。最后发现自己‘整’的原来是这样一件事。现在觉得越做越有意思了。” 杨海平说。义仓项目做出来后,经过反思和专家的点拨,刘飞和杨海平恍然大悟:“没有互助的社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只是一个行政区划,原来自己做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可能正是因为没有先入为主的条条框框这样一个机构特点,并且有早期发展历史上的志愿者组织的背景,“爱有戏”给人的感觉,是不按“专业”思路出牌,做的事情非常“杂”,到现在似乎才慢慢理清了自己的重点领域。现在的“爱有戏”基本确定了机构的使命目标:“立足社区,以社区文化建设为核心,促进参与为目标,进行社区综合营造。”

 

在机构管理上,对怀抱公益理想,从不同背景进入“爱有戏”的年轻人,刘飞在心里总是感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除了严厉的鞭策和开放的学习空间,机构内部还尝试进行扁平化管理的项目负责制。原先是刘飞一个点,所有人围着她转。现在,项目负责人成为机构内多中心的点,有利于给予年轻人更多的成长机会。

 

机构的快速成长,常常令刘飞心里交织着振奋、困惑和压力等不同感受。“爱有戏”起步于公益视频拍摄和各类志愿者活动,2009年成立,2011年3月正式注册。注册前在恩派(成都)有过一年的孵化经历,从中获得了最初的成长助力。到现在,刘飞还对恩派给予的帮助,包括转介的公益资源和人脉心存感念。“爱有戏”在短短三年内发展成拥有21位员工的团队,年度预算2011年是70万,2012年达到123万,并且还有100万的项目正在洽谈当中。

 

步子迈得越大,刘飞心里的那根弦就绷得越紧。一方面是机构回应社区问题的发展和扩张冲动,另一方面是面对接踵而来的资源和机会,机构能力能否跟得上、能否“Hold”住的清醒,还有介入新的项目缺乏经验积累带来的焦虑。同时,从过去的志愿者组织过渡到组织化、专业化的机构,刘飞对团队可能因惰性失去动力,失去公益激情的危险也保持着警惕。她希望“爱有戏”能够像过去那样,一直保持很强的行动力。

 

现在刘飞不停地“进补”公益领域各方面的知识。到北京出差,每次都将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尽量把别人推荐要见的人拜访一遍,放低姿态谦虚求教。做到现在,她非常渴望能够跳出行动层面,从理论上进行梳理和提升,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为什么做,怎样做。“现在是凭感觉去做,却总觉得与道理隔了一层,需要能够对自己的工作一点就透的专家提供支持。”看得出,刘飞不盲从理论和专家,但同时兼收并蓄,具有开放的学习心态。

 

飞哥刘飞

 

相比机构管理上的流程化和繁琐,刘飞更喜欢直接实操项目的那种贴近社区的脉动和感觉。她的沟通能力强,为人真诚,凭着做事的认真执著劲儿,机构遇到问题的关键时候似乎总能“左右逢源”。刘飞说,这时候总有“贵人”出手相助,成为“爱有戏”的志愿者和支持者,化解问题。刘飞与人谈话喜欢直来直往,无论是闲聊还是采访,她会滔滔不绝地把困惑中思考的问题端出来。

 

“可能是大家觉得我风风火火,干练豪爽,像个男孩,就都喊我飞哥。”刘飞笑着说起这个绰号的由来。在“爱有戏”的志愿者中,远比刘飞这个名字叫得更响亮的,是“飞哥”这个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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