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兰英，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主任
我将从四个方面谈对中国不平等问题进行回顾和反思：第一，中国不平等的现状；第二，中国不平等报告；第三，从探讨比较中看成因；第四，展望未来。
（一）基尼系数
中国不平等的现状主要凸显在收入和财富的差异上。如上图，从官方的数据来看，中国的基尼系数有上升，也有一些比较缓慢的减少。总的来讲，基尼系数超过0.4就显示贫富悬殊到了一个需要警戒的程度。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金砖国家和新兴组织，例如南非、俄罗斯、印度，它们的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都在增长。唯一减少幅度比较大的是巴西。但其基尼系数也比较高，位居金砖国家第二位。
（二）帕尔玛比值
从帕尔玛比值（10%的最高收入人口的总收入与40%的低收入人口的总收入之间的比值）来看，中国相比于北欧国家是比较高的，但是拉丁美洲国家可能会比中国更高。在这些体现着差距的数字背后，这些贫困人口的感受是什么？十年前，我到了一个贫困县，碰到一家三口，一对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夫妇两个人都是年轻的劳动力，孩子又很乖，原本应该是生活质量比较好的家庭。但是母亲突然患了乳腺癌，由于高昂的治疗费用，她不得不放弃治疗，回到乡村。因为患病，她不能再工作。生病导致了整个家庭生活质量的降低。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她生活在城市里，也患了乳腺癌。但是她因为有社保，所以享受到了应有的医疗治疗。而且她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的经济头脑，还购买了商业保险，这样她就在治疗上和营养补充上有双重保险。这样的差距给了我很大触动。在前面这个朋友的家乡，当地政府开展了帮扶项目，帮助这个家庭通过种蘑菇增加收入。但是治疗对他们家庭来说仍然是一个问题。这是十年前发生的事，随后中国实行了农村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政策，开始能够减轻农民因病所需支付费用带来的负担。但是，目前7000万贫困人口里，可能还有一些家庭还被这样的境遇困扰着。
（一）人类发展视角(HDI) 与可行能力分析
《中国不平等报告》，更多的是从人类发展的视角来思考，怎么能够让人开发能力、选择生活、改变生活，更关注长寿而且健康的生活、教育，和体面的生活和尊严这三个指标。我们做这个报告时，围绕这三个方面，同时运用了可行能力的分析方法。可行能力指的人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自己想过的生活的能力。人之所以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过想过的生活，很重要的是源于个人能力的提升。个人能力关注的是一个人能够做什么，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像中国传统的教育一样，关注怎么做人和怎么做事来改变生活。
（二）分析框架
在人类发展指数和可行能力的分析方法之下，我们采用了以上这个分析框架。第一是关于不平等的影响因素。比如，刚刚例子中的农村家庭可能因为健康上的问题衍生出对孩子教育的影响；因为城乡的差异，以及在获及医疗服务上存在的地区差异产生了对他们整个家庭生活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导致她的孩子今后不能上学，要照顾妈妈。她的丈夫要多工作，要赚钱为他的妻子进行治疗。他可能要外出打工，导致本来一个完整的家庭分离开来。这样的不平等的结果，根源在什么地方？在获及医疗保障的制度安排上。从以前的公共医疗到现在的医疗体制，出现的诸多问题都是跟这种制度安排相关的。解决这样的不平等需要改变制度安排，形成一种更均等的社会服务。
（三）高贫困率人群
从这个数据看出，在农村不同年龄组人群的贫困发生率分布图中，儿童和老年人的贫困发生率比较高。
（四）城乡婴儿死亡率
婴儿的死亡率在城乡有区别，婴儿死亡率的整体变化相对于城市和农村也有差异。如果按分析框架来看，这样的差异是多重原因共同导致的。
不平等的成因
（一）非制度因素
不平等的成因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一个是非制度性的因素，另一个是制度性的因素。非制度性的因素是从自然条件、先天禀赋或历史角度来探讨的。比如，中国只使用世界上7%的土地、6%的水，却养活了地球上20%的人口，这种自然条件带来的一些限制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上，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现在，中国经历了多重灾难.人们的贫困，相对城乡的差异,以及上个世纪的现代化工业进程中，对农村的冲击，对农村文化的影响，一方面是历史原因，另一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制度因素。
（二）制度因素
从制度因素来讲，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非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的体制、区域梯队发展策略导致了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差异。其他制度因素也包括不平衡的公共财政体制、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市场的垄断和分割。比较其他金砖国家，例如巴西、南非、印度，我们发现不管各个国家采取了多么好的社会政策，背后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社会制度的安排都会造成机会不平等、分配不平等和能力差距。这是导致这些国家贫富分化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虽然各个国家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不一样，但是一样面临着贫富差距的拉大。问题都出在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制度安排这两个方面。
（三）经济发展的背后与不平等的成因
往后推断，我们看到了一些制度上的不合理性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从温铁军教授研究的成本转嫁论来看，是全球金融化导致加剧制度性贫困。制度性贫困承载了不断累计的全球化代价的客观结果。将全球化代价不断推向弱势群体，最后到了农民，以农民的承载能力只能向环境转嫁。所以环境污染是农民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另外，皮克提在《21世纪资本论》证明，资本的回报率始终远远高出收入的增长率。由此，导致贫富差距很重要的原因是资本收益总是大于收入增长。
（四）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不平等
IMF在经济发展杂志上发表的《新自由主义，是过度拍卖》这篇文章中写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倡导的财政紧缩政策，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资本自由流动导致社会收入不均问题进一步加剧，从而阻碍经济发展。财政紧缩政策对社会公共服务影响很大。有很多数据表明，财政缩紧政策会导致健康、教育的投入产生缩减。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让我们进一步看到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对社会平等、经济发展、资本市场的危害。
对平等的重新思考
我们对平等这个概念应该重新深度地去思考和诠释。在我们思考社会发展的模式下，谈教育、就业、分配的机会均等，还是有一个给予与被给予的关系。从可行能力的发展角度来看，是人作为一个主体怎么能够提升能力，做想做的事情，选择想要的生活。环境方面，人与自然之间的“齐物平等”在观念上和生态平衡发展是非常吻合的。
在具体解决不平等的问题上，需要有综合的政策战略，包括土地政策、基础服务、税收，以及政治参与。国际层面上则必须进行惠贫贸易的改革。我们在在《人类发展报告》中，也提出了解决经济不平等、社会不平等以及自然资源和环境不平等的一些具体建议。请大家参阅，这里就不再赘述。
实习生马婧宜、王劭慧对整理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