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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专项资助”的定义及其获取方式

在《为社会变革下“大赌注” 》(点击阅读原文)一文中,作者围绕“重大专项资助”这一主题展开了论述。研究发现,致力于社会变革的非营利组织和项目在重大专项资助中的市场份额相当低。

 

本文中,作者就其研究工作背后的方法论进行了介绍。在作者们看来,承诺向一个组织或一个明确的项目或计划(例如减少吸烟)提供1000万美元以上的慈善捐赠,即称为“重大专项资助”。

 

如何定义“重大专项资助”?

 

研究巨额慈善捐赠的频率及其对社会变革组织的影响需要我们在若干问题上作出选择。什么是重大专项资助?什么样的组织从事社会变革工作,什么样的组织没有参与这类工作?

 

以下是一些关于我们研究工作背后的方法论的最常见问题的答案:

 

1 你们如何定义“重大专项资助”?

 

承诺向一个组织或一个明确的项目或计划(例如减少吸烟)提供1000万美元以上的慈善捐赠,我们称为“重大专项资助”。捐赠者可以是个人或基金会,但不能是企业基金会。这些捐赠款可以分多年拨出,也可以拨给多个指定的受赠者。我们的判断要点是捐赠者是否放弃对赠款的控制权,因此我们排除了捐赠者给自己的基金会或捐赠者建议基金提供的捐赠,但把向独立基金会和资金聚合中介提供的捐赠包含在内。

 

2 你们为什么把门槛定在1000万美元?

 

我们选择1000万美元作为认定重大专项资助的门槛,是因为这个金额低到可以捕捉到相关组织和项目规模较小的领域中的大额捐赠,同时又高到有潜力推动重大变革。我们还希望所要分析的重大专项资助数量可控。这并不是说1000万美元是一个神奇的捐赠分水岭。对于某些领域和目标,500万美元或1亿美元可能更切合捐赠者的捐赠愿望。

 

3 你们如何定义“社会变革”?

 

我们尽可能追求包容性,并选择了对社会变革的广泛定义,覆盖了对人类服务、环境和国际发展的所有捐赠,但有少数领域经个人评审后显然不属于社会变革领域(例如游乐园)。我们排除了为艺术机构、高等教育机构、医疗机构或私立中小学提供的捐赠,除非捐赠者指定将赠款用于扶贫项目或者对低收入人群造成重大影响且防控经费不足的疾病领域。而向宗教组织提供的捐赠,只有当捐赠目标是人类服务或国际发展时,我们才将其纳入研究范围。

 

4 你们为什么把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排除在外?

 

我们排除了盖茨基金会,是因为它的庞大规模(它是美国最大的捐赠基金会),以及它对重大专项资助和社会变革事业的倾斜会扭曲更广泛数据集的趋势。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忽略了沃伦·巴菲特向盖茨基金会提供的捐赠

 

5 你们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哪里?

 

我们的主要数据来源是印第安纳大学的百万美元捐赠榜单,它追踪所有公开宣布的不低于100万美元的捐赠。我们还依赖于基金会中心编制的最大的1000个基金会的捐赠数据集以及《慈善纪事报》的年度“前50大个人捐赠排行榜”。

 

6 你们有没有捕捉到2000年到2012年研究期间所有的重大专项资助?

 

我们相信这项研究是迄今为止同类研究中最全面的,我们已经捕捉到对社会变革的绝大部分重大专项资助。然而,我们并没有捕捉到所有重大专项资助。个人捐赠缺乏报告要求,这意味着我们会错过捐赠者选择不公开宣布的重大专项资助。

 

此外,对于跨越多年的重大专项资助承诺(比如一笔1000万美元的捐赠分5年拨付,每年分拨200万美元),如果捐赠者只宣布年度捐赠额,而没有公布捐赠总额,则这类捐赠也会脱离我们的研究范围。同时向多个组织提供、但未作为单一项目宣布的重大专项资助也是如此。如果您发现我们有遗漏或记录不当的捐赠,请告诉我们。我们的目标是不断增加这一重要数据集的全面性。

 

// 最大的重大专项资助者 //

 

图/卫生工作者正在给一名加纳儿童接种疫苗;来源/GETTY IMAGES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捐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基金会,接受了沃伦·巴菲特超过350亿美元的额外捐赠,并宣告要在他们离世后的某个时刻关闭该组织。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快速地将巨额资金转移到别处。事实上,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捐出的钱比美国第二大基金会多得多(将近6倍),比紧接其后的12个基金会的捐赠总额还要多。

 

盖茨基金会致力于“大幅减少不平等”。比尔·盖茨在他2015年的公开信中写道,他和梅琳达正在下一个“大赌注(重大专项资助)”,赌“未来15年,贫困国家人民的生活改善速度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快”。

 

该基金会的许多重大专项资助都是真正的革命性投入。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为例。比尔和梅琳达得知每年有超过60万名年轻人死于轮状病毒,但没有美国儿童死于这种疾病,于是他们发起了这个项目。在过去15年里,他们的基金会已经向GAVI捐赠了超过25亿美元。结果如何?GAVI已经成为一项更广泛的努力的核心力量,这项努力已使世界各地五岁以下童死亡人数减半。

 

由于盖茨基金会过于庞大,而且它作出了很多重大专项资助,所以我们选择从我们的分析中忽略它的贡献。如果我们把它包括在内,总体数据会发生显著变化。在我们12年的研究期间,盖茨基金会为社会变革投入的重大专项资助几乎与所有其他捐赠者的重大专项资助总额(200亿美元)一样多。如果我们把盖茨基金包括在内,我们估计社会变革类重大专项资助的比例将从20%上升到32%,掩盖了盖茨基金会以外的每个捐赠者作出重大专项资助的基本模式。

 

 

该表格为2000年至2012年期间盖茨基金会作出的10大社会变革类捐赠

(资料来源: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网站;金额单位:百万美元)

 

 

如何获得大额捐赠

 

显然,重大专项资助并不适合每个组织。许多非营利组织规模太小,无法有效地使用重大专项资助。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组织需要在考虑争取一笔重大专项资助之前建立良好的往绩。如果获取一笔重大专项资助对你的组织有意义,这里有一些技巧可以帮助你取得成功。

 

与重大专项资助者和受赠者的合作,为桥幅集团提供了一个独特窗口,可以观察非营利组织领导人如何最有效地为他们的组织争取重大专项资助。我们的建议是基于获取任何规模的慈善捐赠的良好实践。但是,当请求的捐赠金额是迄今某个特定捐赠者提供过的或受赠者接受过的最大笔捐赠时,所要付出的努力就要大大增加,而那些原本可以选择的谈判筹码就变成了必需。其中最关键的是以下六种最佳实践。

 

1 基于信任的关系

 

捐赠者和非营利组织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几乎总是重大专项资助最重要的基石。你需要让捐赠者对你有足够的了解和高度的信任。建立这种信任关系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以年而不是以月为单位)。

 

2 清晰的投资愿景

 

为了吸引一笔重大专项资助,你需要有一个清晰、令人信服的投资想法,看起来似乎能将组织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重大专项资助能让你组织的规模从地方扩大到国家,按需求规模解决问题,或是推出雄心勃勃的新服务吗?您还需要清楚地解释你的组织如何在慈善资助下达到这一新水平,以及为什么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目的地”。还有,解释得越简单越好。如果“如何”的实现需要信念的飞跃或者迂回曲折的努力,那么它就不太可能有足够的吸引力。

 

3 一个“专属”的理由

 

这个想法应该只有在捐赠者的支持下才能实现。(“如果没有您的慷慨解囊,我们就没办法实现这个目标。”)如果无论如何这个想法都有很大机会能实现,或者如果另一名捐赠者更适合这次捐助,那么你将很难令对方信服。

 

4 自然的匹配

 

捐赠者而言重要的东西必须与对你的组织重要的东西自然地匹配。捐赠者不太可能改变他们关心的事物或他们认为世界发生变化的方式。与此同时,让你的组织脱离原来的使命或远离核心优势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争取重大专项资助的情形下。这样会让你更难找到一个兴趣和信仰与你的组织的目标和方法相重合的捐赠者。

 

5 适当程度的共同参与

 

在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重大专项资助中,捐赠者和受赠者之间都有某种程度的联合探索。能够帮助促成潜在项目可以吸引那些正在寻找确定捐赠机会的捐赠者。这种影响也有利于你的组织,让你从捐赠者的经验中受益,让捐赠者更加投入。当然,这需要保持微妙的平衡。捐赠者不能有过多的发言权,以至于他/她控制了整个过程,并使你的组织偏离了原来的使命。

 

6 良好的管理

 

捐赠者希望只对专业运营的组织提供重大专项资助。他们需要相信你不是一个“凭感觉行事”的人,而是会像他们管理自己的钱一样妥善管理好他们的赠款。这意味着,你的组织要有健全的财务报告、专业的书面材料、强大的董事会和一流的团队。

 

//社会变革受赠常客//

 

从2000年到2012年,以下20余个社会变革非营利组织从至少两个美国捐赠者那里收到了4笔或更多1000万美元以上的捐赠

 

气候保护联盟、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

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罗宾汉基金会

美国童子军、救世军、美国男孩女孩俱乐部

拯救儿童基金会、特许学校基金(Charter Fund)    

斯坦福大学、气候工作基金会、为美国而教

密歇根州东南部社区基金会    、潮汐中心(Tides Center)

国际能源保护基金会(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Energy Foundation)、联合犹太人呼吁(United Jewish Appeal)

环境保护基金会、美国联合劝募、哈莱姆儿童区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国际教育协会、世界卫生组织

知识就是力量项目(KIPP) 、世界自然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

青年之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资料来源:印第安纳大学的百万美元捐赠榜单、基金会中心和《慈善纪事报》

 

 

美国社会变革类重大专项资助排行榜(2000-2012)

 

下图为社会变革类重大专项资助排行榜,统计了自2000年至2012年在美国公布的向社会变革非营利组织提供的5000万美元以上的捐赠数据(不包括盖茨基金会的捐赠)。作为研究“重大专项资助”的数据资料,供读者参考。

 

注: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2000年至2012年期间作出了65笔5000万美元以上的捐赠

资料来源:印第安纳大学的百万美元捐赠榜单、基金会中心和《慈善纪事报》

 

本文刊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16年冬季刊

作者:威廉·福斯特,桥幅集团的合伙人兼咨询业务负责人

盖尔·佩罗,桥幅集团知识部门的高级主管

艾莉森·鲍威尔,桥幅集团的慈善知识经理

克里斯·艾迪,桥幅集团波士顿办事处的合伙人

译者:黄伟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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