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的是，政策设计的初衷总是好的，但其最终的效果，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所谓的异质性。
中国的最大特点是多、大，而且中国人善于吃透和利用政策。
科研工作尤其是高质量的科研创新，本身就是异常点，如果想找到普遍的规律并进行有效的政策设计，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对于高质量的科研创新评价政策也是如此，所以对于代表作政策，要允许其犯错误。
第一， 让广大科研人员追求高质量的研究，而不是简单追求论文的数量。
第二， 代表作评价貌似减轻了评价工作量，但如果要看论文全文的话，工作量似乎并没有减少。
第一， 在普遍以刊评文的背景下，代表作评价可能会失效，结果变成看5篇代表作发表的期刊级别，而非论文本身。
第二， 对于优秀的学者，如果其研究领域较宽，代表作评价难以反映其水平。
第三， 代表作评价难以进行学者横向比较，因为没有知识面这么宽的专家。
第四， 代表作水平相当的情况下，难以进行比较，如果辅助数量评价更好。
第五， 代表作评价使得单位科研绩效考核有一定困难，在主管部门干预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第六， 代表作评价的本意，是看代表作的内容而不是数代表作级别和数量，但现在完全不是这样，基本都在看期刊级别和数量。
还可以说许多，之前我的博文讨论过。
换一个视角，代表作制度可能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制度设计：
让广大科研人员适当减轻压力，毕竟顶级的论文很难，那就尽量搞好代表作，但不追求数量，大家适当歇歇。
从事科研和行政双肩挑的也可以缓一口气，毕竟可以适当缓解一下压力。
在科研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单位也可以减轻压力，毕竟不需要那么多科研绩效奖励支出，本来经费就有限。
真是高人，呵呵！
破“五唯”本来是学术评价的问题，但现在被巧妙地偷换概念，似乎变成科研人员的问题，妙！
2021.5.21 俞立平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