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培养去向应该开拓第三个出口
李侠
【引言：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
中国人才市场的内卷化已经很严重了，过度内卷必然造成资源的浪费，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如何降低内卷的程度就是当下人才政策制定中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才从内卷状态中挣脱出来，并为社会最大限度内贡献智力资源，从而造福社会。在寻找具体的破解路径之前需要弄清楚造成内卷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工业革命时期英法两国的人才培养模式
美国科技史专家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1943-）在考察近代西方工业化进程时曾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她给出的答案是英国和法国在18世纪的科技政策偏好是完全异质的，即在科学内容设置与人才培养出口上是完全不同的，这就导致法国在面对新兴产业发展需求时处于一种知识的匮乏状态。她指出：与英国相比较，法国国家对工程科学的控制阻碍了土木工程的发展，科学为国家服务的倾向本来就很糟糕，而工程学校的排他性使这种情况更加糟糕。在整个18世纪期间，法国科学家与技术工作者一直在寻求政府的财政支持和相伴而来的社会地位。由此，她得出18世纪的两种人才培养模式：一是法国模式，科学家为国家服务；二是英国模式，科学家为企业家的需要服务。客观地说，中国的人才培养模式大体上属于法国模式，即科技人员为国家服务为主，为企业家服务为辅。要知道国家不能安排与调控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这就是哈耶克所谓的计划困境，即国家在功能边界上是有限的，因而，国家能接纳的人才数量与类别也是有限的，当国家提供的岗位与类别增量是有限的，而人才供给却是多样的、源源不断的时候，势必造成人才的过剩与不可避免的过度竞争，这就是当下造成中国科技界普遍内卷的根本原因所在。
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路径
基于这种现状，笔者认为中国人才培养模式亟需开拓第三种出口，即科技人员为社会服务。由此，构建中国的三元人才培养模式，即中国人才培养模式=（国家+企业家+社会）*服务，需要明确的是，三者之间在功能和空间边界上是存在交集的，但是社会是更大的集合，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长期以来，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是以服务国家作为获得承认的主要标准的，因此，这项改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也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承有关，比如中国古代培养人才的终极目标与出口是：学而优则仕，当官是中国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时至今日仍有很高的认同度。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开始出现少量服务企业的人才，至于服务社会，这种职能基本上处于原始低端水平的自我简单再生产状态，大多是通过家庭的延展功能来实现的，水平与能力都很低。
众所周知，在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社会，整个社会的组织程度日益复杂化，已经远非个人能力所能完全处理的，这就需要人才培养机构以前瞻的眼光看到社会发展中透露出的契机，大力发展服务社会型人才，通过分流，既可以缓解当下科技界的内卷现象，又可以快速提升社会服务的能力，改变当下国家、企业与社会在能力结构配置上的不平衡问题，从而助推社会文明程度与协同度的提高。恍然想到，前些年曾被无数人嘲笑的北大才子陆步轩，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他误打误撞地进入了卖猪肉的行业，经过多年的打拼，终于成就一番事业。他的选择之所以被热议，无非是按照我们传统的认知，他应该进政府部门成为高级官僚，再不济成为一名学者，可是他竟然选择卖猪肉，这与人们的预期相差甚远。问题是，如果按照传统思路去发展，我们无非是得到一个出身名校的机构成员而已，或者是一名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其对社会的贡献远没有今天大。深挖其成功背后的原因在于，卖猪肉是社会领域内的一项普通行业，行业的知识基准线严重偏低，而陆步轩的到来。很快发现这是一块亟需开发的知识洼地，因此，他把知识用在提高该行业的标准上，对个人而言，此举让他收获了由知识梯度带来的收益；对社会而言，提升整个行业标准增加了社会的福祉。我们是想要一个平庸的官僚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推进社会进步的人呢？显然是后者。再比如，最近网上热议的“年薪50万做“保姆”有何不可”，其中不乏名校毕业生甚至是硕士研究生的求职者，深圳更是出现了海归博士到街道办当办事员的事例等，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也充分显示了社会服务领域是严重缺乏人才、也急需高层次人才的领域。同理，如果没有高层次人才的大量进入，这些领域仍将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上，宏大的社会转型将很难成功。
如何增加为社会服务的人才呢？这就需要作为人才培养机构的高校具有一定的自主权，毕竟，作为人才培养主要载体的高校对于社会需求有更为敏感与准确的判断，而各级管理部门由于距离市场的距离导致他们的判断与计算是滞后的，这也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一种具体体现。遗憾的是，作为人才培养主体的高校拥有的自主权却是相当的小，从专业设置到招生规模等几乎所有环节都没有自主权，因此，管理部门适当放权在当下就具有了独特的改革示范意义。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在研究过21种衰败的文明后，他指出文明衰亡的原因在于“所有权集中”及“无法应变”。对于任何领域与行业来说，这两条原因具有共性。被知识与人才充分装备起来的社会才是有弹性的，也是构筑牢固社会共同体的基础，否则，一个缺少知识与人才加持的社会领域注定是脆弱的。我们不妨设想：两个区域遭遇同样的自然灾害，具有不同社会服务能力的区域会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表现，其原因就在于嵌入这些社会结构中的知识与人才的密度存在差异。
增加为社会服务型人才的供给有三大好处：首先，改变公众对于人才界定的片面认识。人才不仅仅指隶属于科教文卫系统的科技工作者，还包括广大社会领域的人才。据我们前期的研究显示，目前在科教文卫领域我国拥有省部级以上帽子的学者总量约为30万人，这个领域已经出现严重的内卷，如果改变评价体系，接受新的广谱人才观，将极大地缓解科技界当下的内卷程度，笔者多年前曾撰文指出：中国缺的不是人才而是市场；其次，一个社会的理想化知识储备结构应该是正三角形，即最底层的广大社会生活领域蕴藏丰富多样的各种知识，维持社会的文明、有序、高效地运转，这样的社会结构最稳定。遗憾的是，我们社会的知识储备结构是倒三角形，上层知识最丰富，下层知识最贫乏，这种结构是不稳定的。第三，如果社会领域知识储备比较匮乏的话，那么高层的知识生产与创新活动也将是缺乏后劲的，因为缺少社会底层知识的有力支撑，而且底层知识结构直接决定了整个知识生产链条的生态环境与知识双向对流的效率。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是7月份写的，期间经历住院手术，一折腾假期就快结束了。文章现发表在《文汇报》2021年8月29日的A6版，发表时名字略有改动，与樊老师合作愉快，是为记！
2021-8-29于南方临屏涂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