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桐：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2013年3月17日，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回答中外记者问的时候，他这样强调，他说，为政清廉应该先从自己做起，己正才能正人，这是古训也是真理。自古有所谓为官发财应当两道。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了发财的念想。
那么李总理这段话不但能表明了对这一届政府的清政廉洁的决心，同时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当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修身养性，正人正己，以及为官之道。
那么这些古训又有哪些现实的意义？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国际儒学院副院长周桂钿教授，来为我们阐述《中国传统文化与为官之道》。
解说：周桂钿现任国际儒学院副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学位，同年到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系系主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归主任、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客座教授，主要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科学、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等。主要著作有《董学探微》、《虚实之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周桂钿：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当官不求财是天道”
田桐：周教授您好，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世纪大讲堂》今天咱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虽然是个传统上的话题，但是非常有现实的意义，您是一个研究传统哲学的人，您觉得在您的研究过程当中，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我们的历史当中就开始有为官之道这样一个方向了？
周桂钿：为官之道应该是儒家讲的很多，从孔子开始都讲，但是我注意这个问题是研究董仲舒开始的，就是1985年我开始研究董仲舒，那时候看董仲舒的东西，特别董仲舒提到那样的，他说那个受禄之家，就是拿着工资的家，不要与民争利，就是不跟老百姓争利，有这样的叙述。另外他举了一个，用两个比喻也很奇怪，他说马有上齿就没有角，不长角，牛，长角不长上齿。
田桐：那这是什么意思？
周桂钿：牛的牙齿，下面有牙齿，上面没有牙齿，所以它吃草的时候是这么拽着吃。他这个就是说，天不能满足它们，就是说你如果长了上齿的又长角，就是拿了双份了，它只能有一份。
另外讲那个，鸡、鸭，带翅膀的就两条腿，那个猪、羊，有四条腿就不带翅膀，他说这个也是，天不能给它双份，按这个道理就是天道。所以你当官的，拿了工资的，你再去哪儿弄钱，再创收，那就不合理，就不要与民争利，他讲这个，用这个来比喻，来讲。
田桐：那么是不是您刚才说的这个话也正像前一段时间李克强总理在他的发言中当中说的，为官发财应改道。
周桂钿：是。
田桐：那么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历史上的当官的人，他们心里的价值观就是这样的吗？觉得我当官了就是不应该去发财，就是应该清贫，他们是怎么想的？
周桂钿：这对清官说的，贪官就不是这样，清朝的那个和绅。
田桐：和绅。
周桂钿：和绅是历史上贪官贪的最多的，其他的也有一些贪官，但是我们讲的就是正道的是清官，他是很廉洁的。
田桐：等于他们就是认为当官了就是应该放弃发财的这样一个机会。
周桂钿：根本没考虑发财，他是这样。我们看李光耀也是华人，在新加坡，他也是宣传这个，就是当官的不要想发财，你想发财就别来当官。所有当官的要发财的都是不正当的，因为当官拿工资怎么能发财啊，你要贪污社会才能够发财，所以当官的就不能有发财。
田桐：但是如果让您用一个字来形容中国的传统的为官之道的话，您觉得哪个字最为贴切？
周桂钿：这个唐太宗说的那么一句话，为君之道，先存百姓。你做皇帝怎么做？就是心里面首先有老百姓，这个在中国古代叫民本思想，所以我想如果用一个字就用民字，把人民放在心上，什么都为人民着想，什么事情都好办。他不会想，他记不起钱的事儿，这样就叫解决了。所以民本思想应该中国很重要的一个思想，贾谊说民无不为本也，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以为本，国家以人民作为根本，皇帝跟做官的都以人民作为根本。
你比如说当了县长，你这个县老百姓生活不好，自己很富，那就是贪官，自己不富，像焦裕禄那样，他一心想着为人民做事，那就是好官。所以把民摆在什么位置上这是很重要的
周桂钿：用西方标准贬低中国政治智慧是殖民地意识
田桐：所以民这个字是最为重要的一点。那么在您的研究当中，除了中国有很多研究这样为官之道的，政治哲学之外，国外有没有，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这方面的？
周桂钿：国外的我没怎么研究，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特点应该说政治智慧比较高，比外国高。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迷信外国，我认为崇洋媚外是殖民地意识，讲什么都是西方的好。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管理学，说中国没有管理学，我说怎么会没有，长城，这么长的长城怎么建起来，没有管理学它建不上，运河，从北京挖到杭州，没有管理学它怎么能完成这样的工程。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做不到了。
但是中国没有用管理学这三个字作为书名，但管理的思想应该说理论非常深刻，资料、经验也非常丰富，不是没有，另外很简单，治理国家。我们两千年以前的汉代，那时候（土）地面（积）也很大，人口五千九百多万，比现在法国人口都多，那时候交通不发达，通讯也不方便，能够稳定几百年，一个大国的局面，这就是政治管理的一个智慧。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打破这个殖民地意识，我说外国人说中国不行，那是霸权主义，中国人说自己不行是殖民地意识。我是这么称它的。这个大概逐渐会改掉的，因为中国逐渐地经济崛起，然后逐渐强盛起来，科学也发达了，逐渐会改变人们的观念，会抛弃这个殖民地意识，现在要讨论中华文化，如果不解决，不摆脱这个殖民地意识，老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评价中国，那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就很困难，就没法认识。没法认识怎么复兴？一说你中华文化，全是封建的，落后的，那没法复兴起来。
周桂钿：这个题目就是我最近在思考，在研究的问题，现在就是自己觉得是新观点，能不能成立还不一定，所以我提出来，供大家批评或者讨论。中华文化主流是政治智慧，这个政治智慧包括怎么管理这个国家。中国这么大，怎么管理的。过去我们都不讲这个问题，最近我发现，你比如说中国的传统制度，过去的学者曾经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奴隶社会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然后封建社会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讨论这个，发表很多文章都没讨论清楚，说马克思说，奴隶社会用的青铜器，那么铁器就是封建社会。然后这个郭沫若就按这个分，春秋时代用的青铜器，所以春秋时代是奴隶社会。战国时代用铁器，所以是封建社会，就是这么分开。
但范文澜不同意这个看法，范文澜说奴隶社会应该没有，奴隶没有私有财产，这也是马克思讲的，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他自己没有财产，但是这个情况呢，西周初年奴隶就有财产，那怎么叫奴隶，就不应该叫奴隶，就应该叫农民。然后西周的统治者应该是封建地主，它这就都打架了，最后弄不清楚。我现在的看法，我认为他哪些就是拿着西方的模式，拿着马克思主义的定论、结论当做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不能把我的结论拿去当真理用要学我的立场、观点、方法。
我现在看出中国的社会特点，应该说从夏朝开始，夏禹把天子（之位）传给他的儿子起，从那时候开始到清朝，都是家天下，家天下延续着四千五百年，我认为家天下能延续这么长时间，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历史，应该有它的合理性。当然现在没有人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头脑里面的，老装着西方的模式，老讲哪个是封建社会，哪个是奴隶社会。但是孔子对这个有分析，我认为孔子的分析符合这实际情况。
孔子认为，夏禹以前是大同社会，就是不是家天下的，然后夏商周是家天下延续着四千五百年以后，家天下再取消了，再发展起来又进入大同。所以现在我们先奔小康，小康后面就应该是大同。大同，在孔子那里叫大同社会，在马克思那里叫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中国为什么把政治哲学成为主流这跟产生的哲学的背景不一样。西方的背景是，贵族吃饱饭没事干在那里聊天，互相揭露对方的缺点形成一个逻辑性比较强的，探讨一些抽象问题。
按过去的说法就是坐而论道，中国不是的，中国哲学主要产生于春秋战国的乱世，在乱世的时候它就考虑天下为什么这么乱，怎么做才能不乱，这个，考虑这些问题。于是就是诸子百家，提出各式各样的治理天下的意见，这些意见就是，就逐渐地形成政治哲学，所以政治智慧就比较丰富一些。另外这个政治智慧呀，应该说哲学家提出问题，政治家去实践，哲学家提出方案设计一个方案，政治家去实践。实践的结果怎么样，它就在历史上都表现出来，于是历史学家就去总结它的情况。所以我们这个政治智慧是，哲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共同合作的结果，是非常丰富的，既然有深刻的理论，又有丰富的资料，是不可替代的。
有几本书可以提出来向大家推荐，比如说唐太宗命令魏征去编个书，叫做《群书治要》，群书，群众的群，就是唐代一线的典籍，他都收集起来都看，看了以后，里面对治理天下有参考意义的，特别重要的内容都摘出来，摘出来，编成《群书治要》，这全书大概50万字。
这个唐代编出来，到五代的时候就乱了，乱了就丢了，到宋初的时候找不着这个书了。后来呢，日本在唐代的时候，遣唐使，派到唐朝来学习的人，把这个《群书治要》抄回去，抄回去放在皇宫里面。日本的天皇没有改朝换代，没有改朝，一直是天皇，它皇宫里面的东西都没有破坏。所以到后来，它那里那一本，就是《群书治要》，又抄一下，弄到我们中国来，中国来，我们《四部丛刊》里面，就收了这个书。它的选择我认为是高水平的，因为魏征本身就是个政治家，政治实践家，他又是哲学家，所以他很有见解。他编过《隋书》，应该说也是历史学家。所以他收得很讲究。
《史记》收得很少，收一卷半，《汉书》收了很多，收了八卷，这说明就是，班固写《汉书》的时候，这些东西特别有价值，因为写的前代的，而且是刚过的那一代，很多东西，资料都很全，很熟。《史记》就，一个是很早皇帝的，那资料都不可靠。一个当代的不行，所以它收得很少。
后来《后汉书》跟那个《三国志》都收了四卷，《晋书》收了两卷，史方面的合起来，《左传》收了三卷，合起来占了一半。就是他很重视历史，因为重史的特点就是中国的传统。后面的还有几十卷，主要是诸子百家的，诸子百家，它收成一卷有这几本五。比如说《管子》收成一卷的，《吕氏春秋》、《淮南子》，还有《傅子》，傅玄编的呢。这都是一卷的，其他大部分都是好几本书一卷。
因为《吕氏春秋》跟《淮南子》，它是集体编撰的，应该说都在讨论过程中间逐渐形成的，特别有价值。还有一本值得推荐的就是《资治通鉴》，就是宋代出的，因为帮助你治理天下的全部参考资料，书名就是这个意思，那就是很有价值。但是它的特点就是，它是整理一下编出来，就是编年史，一年一年编下来。但是《群书治要》不是，它就是各种书里面挑出好的拼到一块，它自己没有，没有改编，没有删改，这两种编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各有长处。
还有两本，对现在干部很有用的，一本是唐太宗编的叫《帝范》，帝，皇帝的帝，范是模范的范。唐太宗写一本书给他儿子，让他儿子看看怎么做皇帝，那里面有很多内容值得，值得研究，后来这个武则天，写了一本书叫《臣轨》，君臣的臣，轨呢，轨道的轨《臣轨》。它里面就讲做臣怎么做的，这两本配起来叫君臣，我现在想，人家讲了皇帝跟我们现在有什么意义？我的看法，过去对皇帝讲的，现在可以对各级的一把手讲。
你比如说你这个当县里面一把手，你可以看看，做皇帝怎么做，你参考一下，可以借鉴的。臣呢，可以当副手的，你比如说当委员，他要怎么做，可以看看那个《臣轨》。还有一本叫做《群书治要360》，就是从《群书治要》里面摘出360句，很薄的一本，还有翻译，还有注解，它就是让当官的人去看，去看呢就是说，一天看一条，一年也看完了，可能效果比较好。当然马来西亚的前总理说我要早看这一本书，我少犯很多错误，这个可能是真话，看看那些东西，可以提高一些素质，知道怎么处理，怎么看常伦理。现在急功近利太严重，看看那个有好处。那里面主要它分了六个部分，第一个君道、第二臣术、第三贵德、第四为政、第五是敬慎，第六是明辩，这些都是当大小官都用得上的。
所以我现在碰到当官的我就说你看看那个（《群书治要360》），看看一定有好处的。
周桂钿：民本和民主应该互相吸取长处
周桂钿：当今对于干部这个修养方面有什么借鉴意义的东西。这个历史上东西太多了，比如说孔子讲的道德德目，我看有二三十个吧，温良恭俭让，智能勇，什么这些都是。后来又有总结，比如说孟子讲的，仁义礼智，董仲舒讲的，仁义礼智信，后来又有八德什么这些很多。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就是我刚才说的民本观，民本观主要是儒家提的，就是孔子的思想，重点在孝上，他孝是百善之首，孝，孝自己的父母，但是要推己及人，孝自己父母，也要尊敬别人的老人，尊敬别人老人，要有爱心，他是一样是孝，是仁义之本，孝是源头，仁是推己及人以后，然后再推下去，要爱人，什么人最多？就是民最多，人民最多。所以仁爱思想主要要对人民，所以这个就是民本思想，就是理论来源吧，在《尚书》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民为邦本，本固邦民，就是邦就是国家，那个时候小城邦，小国家。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老百姓如果稳定了，这个国家就安定了，就是是国家的根本。
后来孟子提到民贵君轻，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民是最高贵的，君是最不重要的，它其次是国家，人民、国家、国君，按这么个顺序排，所以民最贵。贾谊讲的这样的，民无不为本，民是国家的根本，也是国君的根本，也是官吏的根本，所以这个后来的呢，这个柳宗元提到，吏为民役。做官的是老百姓的仆役，我认为这就是公仆思想，这个跟马克思主义可以对上。但很多人盲目否定中国古代的，就说这没有那思想，没有那思想，你解释一下，吏为民役什么，他解释不了，他就盲目地不相信，我认为这个观念得改，应该平心静气地从实际的史料出发，来讨论一些问题，如果不是这样的，没法讨论，西方讲民主，中国讲民本，我说民本什么内容？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民本里面有几条东西是民主所没有的。西方民主是投票民主，我在日本当客座教授的时候，我们隔壁间办公室就是美国教授，他就跟我说，我们有平等，四年投一张票，那一天是平等的，投完了就没你的事了，人家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西方讲平等是强调，就是身份平等，机会平等，这两个应该说有合理性，你比如说身份，地主跟农民身份不一样，人家去考科举都可以去考，往往地主的孩子考不上，因为他生活太好了，而农民的孩子考上了，考上照样做官。机会平等的，身份也是平等的。民本比民主优越的地方，我列了三条，第一条，叫倾听群众的意见，因为老百姓是根本，所以要考虑老百姓的要求、愿望，所以要倾听群众的意见。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特点，就是善为众主，郑国跟楚国战争的时候，春秋时代，郑国打到楚国，然后晋国派军队去救援郑国，这个主帅带着11个副手去打，到那里郑国跟楚国已经和解了，楚国已经退兵了。在这个境况下，有三个专家，三个副手说我们现在要救郑国，郑国已经没有灾难了，我们就可以撤兵。那另外8个是武将，所以我们跑了几百里，白跑了，我们得打去，要追着楚国去打。这个主帅就说，还是那个三个人的意见对，然后那个将军就说，我们多数，为什么不听我们。这时候这个主帅说一个什么？他说善者，众之主也，就是正确的意见是代表了多数人的意见，不能因为你现在8个比3个就多数，但是你的意见不正确。善为众主，这是很重要的，不能按简单多数，这个是我们的传统。
比如说一个小国家，说楚国跟吴国打起来，两国大使都找他，陈国国君就没办法了，就找大臣来讨论，讨论半天，各说各的，然后说支持吴国的站在这边，这是楚国的，站这边，那数一下多少人，然后定。这是中国很糟就发明的投票，但是这个并不成功，不是好办法。所以不要以为投票民主就多好投票就是个，应该说是个手段。投票民主是手段，而民本是目的，民本相对应的是协商，就是先协商，我们国家如果不协商，就投票，简单多数，汉族占94%，不管投什么较都是汉族人数多。那就是少数民族民众党派、妇女都没有权利了，农民工更没有权利了，农民工更没有权利了，那这不合理的。
真正的合理应该是先协商，协商了，摆事实讲道理，然后平衡各方面的关系，最后呢，再用投票的方式加以确认，我认为我们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共产党在延安的时候发明了，逐渐完善过来的，到现在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之一。还有一条就是民本的好处，就是保护少数，照顾弱者。弱的人也得照顾，少数也要保护，但是西方的人投票民主，简单多数决定问题，实际上台湾一个学者说，这是以众暴寡，就中国古代都是批评这种霸道行为，人多的就欺负人少的，那是不合理的。
当然民本跟民主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间都有一些，有一定的长处，比如说有一些投票，它起着一定的强制性的作用，但是这样两个应该互相吸取（经验），所以共产党在延安的时候，就吸取了投票民主的部分形式，这个，对我们这个民本思想的发挥，协商民主的完善，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有一个补充的作用。
这个民本思想，强调的是为人民服务，这是最根本的，所以当官，当什么样的官，首先考虑就是为人民服务在这一点上是不是做好了，这个应该是最根本的。所以古代讲这个公益，字公，最公正的，那么义，大义，这都是指，指的就是为民做事为人民服务。所以我有的时候说，西方的投票民主是形式民主，中国的民本是实质性的民主。是民心起了决定作用，所以孟子讲，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就是实质民主的这个思想，实质性的民主，不是叫形式上。
周桂钿：官员义利观最典型的要求应该是“不与民争利”
周桂钿：义利观的问题，义利观应该这一回比较重要的，宋明理学的时候，有一些儒家就讲，什么叫义利，义就是为人民，为大众谋利就是义，为自己谋利就是私利，就义利这么分开的。虽然我是研究这字意，利呢，是禾字旁一个刀，就是秋天收获的那个粮食，就是利。后来把这延伸为别的其他任何有好处的东西都是利。义呢，是合理的运动。这个考证是比较复杂的，我写过这样的东西，义就是合理，义利关系就是合理跟财富的关系。所以孔子讲，见利思义，看到有一个好处，就得想想是不是合理的，如果合理就可以接受，就是义，然后取，如果合理就可以接受。
如果按现在说法，这个利就是钱，钱代表这个利，就是赚钱跟花钱都要义，都要合理，赚钱要合理，不能够搞歪门邪道赚钱。花钱也得合理，不合理就是有害无义。孔子、孟子都强调重义轻利，就是强调要合理，不管多少，孟子特别这样说，他说，如果合理的给我多少钱我都要，我就可以安富尊荣，安心地享受自己的收入。
如果不好，不合理，不合于义，那给我天下，我连看都不看。现在一说钱多了就有吸引力，孟子就这么看的，但是他同时又说，我如果不义的东西，我一点点也不给别人，一点点也要别人的。即使很小，但是不合理我也不要，他也不会给别人，孟子强调义强调的比较内涵、比较彻底、比较坚决。董仲舒讲这个受禄之家，不与民争利，就是拿工资的人不能跟别人，跟老百姓争利。他举的例子，举了公仪休的例子，公仪休是春秋时代鲁国的一个相，好像比孔子还早一点。他有一天回家吃饭，那有白菜，他就问这个白菜多少钱买的，家里面的人说，不是买的，我们后花园种的。
他气坏了，跑到后花园，把白菜全部扔掉。他说我们受禄之家，我们有工资，我们为什么还去种菜？我们种菜不是跟，跟菜农争利，那菜农种那儿白菜谁？当时我想，你不买，人家还有别人买，但是问题是，他是当相，鲁国相，相当于总理。他总理要这样部长也跟着学，那就没人买菜农的菜了，这个菜农就失业了。还有一回，他回家吃饭，回家，下班回来吧，看见他老婆在那儿织布，他就把他老婆休了，为什么？他说我们有工资，我们还去织布，那女工织的布卖给谁？这跟女工争利，不与民争利就是讲这个。所以后来一个成语就是拔葵出妻，拔葵就是拔白菜，出妻就是把老婆休了。
我讲这个的时候，那时候在课堂上讲，学生问，人家第一回犯错误，为什么就把她休了，不允许改正错误，我当时答不出来，后来回去想了很长一段时间，下一回上课我又说了这事儿，我说这个公仪休当了鲁国相，应该岁数不小了，应该从底下提拔上来，可能当了二三十年了，才能爬上首相的位置上。
而他结婚在那当官之前就结婚了，他不可能当首相了才结婚。就相处了一二十年了，一二十年应该知道他不与民争利，白菜都拔了她也知道啊，她为什么还去织布呢？她是明知故犯，所以把她休了很正常。
还有一个《吕氏春秋》里面，那一篇叫《本生》嘛，它讲了有一段话，就是说吃好吃的东西是烂肠之药，出入坐车，出车入辇是蹶痿之机，就是腿就瘸了，老这样。然后身色怎么样，说的很多。现在概括很来就一句话，过分享受有害健康。毛泽东在那旁边批一句，这几句话一万年以后也是对的。这个我看毛主席对这个还是深有感触，应该说体会很深，很多人享受太多了，不利于健康。这个现在很多官员财富自己花不完，但是留给子孙。
解说：汉代有一个人叫疏广，亲疏的疏，广大的广，疏广他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看法，他说我钱留给儿子，贤而多财，这个我的孩子很好，财富多了，则损其志，志向就减低了。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愚蠢不太好的，这个钱多了就会增加他的罪过。所以说不管小孩好坏，给他留钱多了只有害处没有好处。这个我看那个，那个《群书治要》里面有一个戒贪，还有眼前利益跟长远利益。经常的很多人看到眼前利益，不知长远利益，当然长远利益跟眼前利益也应该辩证地看，总之就是说，这个钱要义，就是赚钱花钱都要合理，这才行，不合理就不行。
这个我想这些内容，做官的就民本跟义利弄清楚了，能实行的话，都是清官，都是好官，我想我就讲这些吧。
周桂钿：对官员道德教育和刑法应该并行
田桐：我们现场的同学们，刚才也听的非常仔细，有一些自己的问题想跟您探讨，现场同学有问题请举手示意我一下。来，前面这位男生。
现场观众：我有一个问题，刚才您讲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典籍对为官之道的启示意义，我的问题是，在从古到今到现在，贪腐是一种绝对现象，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那么在古代的时候，人家学着那些典籍有贪腐，在这个时候有，现在我们的历史环境变了，您觉得学那些东西真正能完全消除贪腐吗？
周桂钿：这个消除这个贪腐，仅仅劝他们去学而不够，必须有刑介入，就是道德教育，教育不好就用刑法，它这两个就是并行的，所以那个司马迁他有一个就是，礼教在未然之前，刑罚在已然之后，你没犯法的时候就是进行道德教育，犯法以后就用刑法来治，他这样，就是配合着。
田桐：前面这位女生。
现场观众：周老师您好，我刚才听到了就是说，以善，追求善的哲学是政治哲学，然后我就想起了，就是西方古典的政治哲学，它们也追求着，特别像柏拉图、苏格拉底，他们就追求的是善的理念。所以我想问的就是，中国的政治哲学它追求的善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呢？
周桂钿：中国追求的就是治理好天下，它跟这个西方那个，也有善，求善的，也像我们也有求真的一样，就是说它善好像是从，后来列入伦理学吧，是吧，我们这个就是还在政治里面，跟它不太一样。但是这个中国的，比如说我们讲德智体，德、智，但是在古代呢，智也在德里面，比如说孟子讲的，仁义礼智，第四个就是智，董仲舒讲的仁义礼智信，加个信，但是智也在里面，它的德里面也包括智，这个智呢，跟西方那个不太一样，西方的智就是探讨宇宙的科学问题吧，中国的智就是说，要分清是非好坏，忠臣还是奸臣，要分清这个，这个是智。如果不能分清，你为坏人做好事，那可能秋收好心办坏事，所以在中国，在智，是主要辨别好坏的问题，辨别。所以刚才我讲的那六个，不是最后一个是明辨，明辨就是智，贵德就是德，当然这两个合在一起，它都是修身的内容。
田桐：来，中间那位男生。
现场观众：周老师你好，刚才您说的就是，刚才您讲的为官之道，更多的是一种官员的这种，自身的道德的修养，可是这种道德的修养它更多的是一种就是说，一厢情愿的事情，我们现代社会强调一种就是法治，通过他律的方式来约束官员，那么您是怎么看待这种法与德的这种矛盾的？
周桂钿：刚才说的，道德修养跟这个法制，依法治国。西方依法治国，但是它呢，道德是由宗教来管，西方就是，我列个条条，用这个条条管你，但是中国是这样的，你自己做好了，起着示范作用，这样的去管你。所以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你下命令说，不许抽烟，你自己在那里抽，那怎么能教育别人，别人就是就骂他。所以这个中国强调这个，要德教，德教跟这个刑罚应该两方面结合起来，不能够割裂开来，也不能孤立。
田桐：那位男生也可以，好。
现场观众：周老师您好，今天的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为官之道》，但您刚才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一个是义利之辨，还有一个民贵君轻，基本上是从儒家这方面讲的，既然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当然要包括道家，您能不能简单谈一下从道家，从老庄身上我们能汲取些什么为官的智慧？谢谢。
周桂钿：因为官场上主要还是儒家的，你比如说唐代三教都很盛行，但是在朝廷上的那些礼仪都是按儒家的吧，如果按道家的无为而治，它就办不成。但是让和尚去做官，当然古代好像也有，那很少，他做官你说怎么办啊，我觉得他很难里，要按做官的本质去干，就可能违背了佛教的规矩。要按佛教的去办就不能够为民服务，很难。所以还是，为官之道主要还是儒家的。
田桐：东汉著名文字学家许慎编写了一本非常广为流传的字典，《说文解字》，那么在《说文解字》当中呢，对为官的官这个字的解释是这样的，官，吏事君也。那么这个解释把为官的人的责任和义务已经说的非常清楚。那么今天周教授为我们从《资治通鉴》和《群书治要》两本古书当中梳理出来，先做好人，再做好官的为官之道。那么古镜今鉴，为政以德。再一次感谢周教授，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期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