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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孩时代需要哪些配套措施?专家:购房政策倾斜、发生育补贴

  从2013年启动放开“单独二孩”,到2015年全面放开二孩,再到目前的放开三孩,中国的人口政策不断优化。面对“三孩时代”,“80后”“90后”们会作何选择?“内卷”和“鸡娃”下,年轻父母该如何“解套”?房价调控应如何支持多孩家庭?

  对此,澎湃新闻采访了多位专家,为“三孩时代”建言献策。

  谁会生三孩?

 

  据央视新闻消息,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强调,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周海旺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三孩”政策的受益对象主要是“80后”“90后”,这其中既包括已经生育了一到两个孩子的夫妻,还包括至今未生育的夫妻。

  周海旺解释道,三孩政策之所以会影响未育夫妻,原因在于紧跟三孩政策到来的,将是配套的政策支持及社会力量支持,这会让所有有生育意愿的家庭受益。在他看来,只要切实减轻年轻人生育、养育方面的压力,就会有更多人想生孩子。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沈奕斐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三孩政策开放,首先是权利的给予。至于愿不愿意生育,则要看个人的选择。如果政策上要鼓励生育,就有必要推出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这次国家在放开“三孩”的同时,还提出将同步实施配套支持措施,这展现了政策非常有诚意的一面。

  沈奕斐表示,国外的一些家庭研究发现,“三孩”家庭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两个孩子会形成“一对一”的竞争关系,而三个孩子会形成比较稳定的家庭格局。在一些鼓励多生育的国家,会出现要么不生育、要么生三胎的情况。

  单身、房价、鸡娃、长辈操劳,怎么破?

  那么,对于年轻家长来说,哪项生育配套措施最具有吸引力?

  在沈奕斐看来,最能帮到实处的,就是降低幼儿教育成本。沈奕斐表示,虽然现在普惠性的幼儿园或托儿所在增加,但实际上当家里有老人时,很多家庭还是倾向让老人带小孩,原因在于经济压力和信任程度。沈奕斐表示,降低幼儿教育成本,需要做系统性的工程,一步步去建立让大家更信任的、物美价廉的基础设施。

  如今,教育内卷、“鸡娃”文化流行也让一些年轻人产生了“恐育”心理。沈奕斐指出,教育内卷的背后有商业力量的推动,这让一些父母忽略了教育规律,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长时间的低效学习。“孩子在外面补习,母亲就要陪,成绩上还要跟孩子‘荣辱与共’,这样的家庭容错率就会很低。母亲觉得是陪伴,而孩子觉得是监视。”

  沈奕斐指出,这种“密集母职”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未来的焦虑和商业文化的推动。对此,父母需要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自我“解套”,避免被一些自媒体的错误理念煽动情绪。

  周海旺表示,一些不科学的教育观念确实导致了父母的养育焦虑。如“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虽然流传广,却并不完全正确,人生是一场长跑,教育也不是一时三刻就能完成的,家长应更重视对孩子因材施教。

  此外,周海旺提出,在“生育”之前,“结婚”成本也亟待减负,首先要冲破婚恋的“第一关”。周海旺表示,目前社会上婚恋机构不规范的行为时有发生,有关部门应考虑介入,切实为大龄青年提供便利、可靠的婚恋服务。如参考国外一些做法,由政府资助公益性婚介组织,让婚恋市场更规范,让未婚青年更早地找到另一半,建立家庭,养育孩子。

  对于多孩家庭的购房政策也需要松绑。周海旺表示,生育二孩、三孩后,家庭不可避免要扩大住房面积。此时如果卖掉首套房、置换二套房,就要面对首付上涨、贷款利率上涨等问题。因此,周海旺建议,未来在住房政策方面,可以根据家庭孩子的数量,及共同生活的老人数量,在税费、贷款及普通住房认定面积标准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周海旺还建议,政策上可考虑对部分生育家庭给予直接的生育补贴。周海旺介绍,以日本为例,孩子从出生到高中毕业的时间段内,每月都有相当于2000元人民币左右的养育津贴。我国也可考虑先从困难家庭开始,发放养育津贴。另外,对于多子女家庭,能否在个税减免政策上给予倾斜,也是可以尝试的方向。

  三孩是一个家庭的事,更是几代人的事。沈奕斐提出,鼓励生育,也应同步鼓励家庭支持。“老人带孙辈,是为年轻家庭做出了贡献,我们也应更多考虑如何让老年人、尤其是外地来的老年人过得更好,这就需要出台真正有细节、能落地的政策。”沈奕斐说。

  周海旺提出,随着全面三孩时代的到来,我们可能要重新考虑延迟退休对家庭自身养育能力的影响。如果祖辈普遍推迟退休,那么他们支持家庭内部第三代的能力就会下降,这是一个显性问题,亟待解决。

  爱情观与家庭观:正不正,怎么扶

  在相关专家看来,如今爱情观和家庭观对生育水平也有影响。

  沈奕斐表示,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现在的年轻人存在一定的爱情观、婚姻观矛盾的问题,新旧“脚本”在他们脑海中混杂。

  “旧脚本是缘定三生,比较稳定的婚姻,新脚本是建立在激情、爱情上的婚姻,这在人物角色上就会出现错位。男性既希望女性贤妻良母,又希望女性独立自主;而女性既希望男性挣钱比我多、养家糊口,又希望男性有性别平等意识。”沈奕斐表示,这种新旧脚本的错位,会导致双方在恋爱时都不满意,其实根源在于期望值的错位。

  沈奕斐表示,厘清当代年轻人的爱情逻辑,建立合理的婚姻期望值,这点非常重要。

  此外,社会文化对“家庭观念”的重塑也应引起重视。

  “这些年来我们做了不少相关研究,发现越来越多人不相信家庭是可以幸福的,但我们自己在做家庭研究的时候,发现很多家庭是非常幸福的,只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内敛,不太好意思天天去晒。”沈奕斐指出,与现实情况存在偏差的是,一些影视剧会着重表现家庭矛盾,表现戏剧张力的一面。这种戏剧冲突可能会先入为主地形塑人们的家庭观念,甚至出现“不婚不育保平安”的说法,让年轻人对幸福的想象越来越脆弱。

  “回到现实,一切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糟,更重要的是在新时代,如何去经营好自己的家庭,更关注个人的成长,不要被一些商业文化、流行文化给捆绑住了。”沈奕斐说。

  周海旺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周海旺表示,受不少影视作品、网络作品的影响,年轻人对婚恋容易有不切实际的想法。“比如找男朋友一定要年薪达到50万,找女朋友一定要长得像明星,我想大部分人达不到这么高的标准。我们应当加强对年轻人的婚恋教育,让大家有合理预期,早日找到自己理想的另一半。”周海旺说。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杨成钢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当前一些影视作品较多展现了“带娃辛苦、母亲牺牲、‘鸡娃’艰辛,影响事业”等内容,这些内容会对育龄女性的生育选择带来负面影响。为此他建议,应该营造出积极的生育文化,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应多创作此类内容。“提高生育率不只是喊口号,而是润物细无声地改变人们的观念。”杨成钢说。

  周海旺提醒,女性在25到35岁之间,是身体状况最好的10年,最有利于生一个聪明健康的孩子,这对她们自身的身体健康也有好处。“结婚不一定要等各种条件都完备了才可以,不一定要首付存好、房子买好再结婚,租房也可以结婚。我们希望结婚年限不要越拖越晚。”

  女性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

  女性生育意愿降低越来越引起重视。

  在杨成钢看来,这种现象的成因之一是女性受教育程度高,“我国育龄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及劳动参与率在全世界都较为靠前,如果让她们连续生几个孩子,付出的机会成本太高,这也是人们不愿意多生的重要原因。”

  周海旺提醒,当前女性生育影响事业发展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否则,即便生育政策再放开,进入到自由生育时代,一些女性还是不会选择生孩子。

  周海旺分析,数据显示,当前在读本科生及研究生中,都是女生比男生多。女性虽然学业优秀,但在就业时还是会面临一定的性别歧视,原因在于女性的孕期、产期,企业要付出更多的人力成本,这需要在政策上给予企业支持。

  “我们或许可以参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如果企业招收女职工达到一定比例,就可以不用交女职工的就业保证金,以此来平衡企业在成本支出上的性别差异压力,让企业更愿意招收女职工。”周海旺说。

  此外,周海旺指出,女性受教育时间延长也是制约其生育的因素之一。“女性大学毕业至少22岁,如果读研、读博出来,可能近30岁了,而35岁以上就是高龄产妇。比如上海,女性初婚年龄已将近29岁,生第一个孩子就30岁了。正是因为受教育时间延长,女性生育旺盛期就被压缩。”

  基于此,周海旺建议,应出台相应政策,支持在校生生育,比如适当延长其在校年限,生育时能休学一年,生育后再正常返校就读,让在校生在30岁以前就完成结婚和生育第一个孩子的过程。

  沈奕斐提出,减轻女性负担,就要让整个家庭认识到生育不仅仅是女性的事,父亲也要更多的参与其中,社会也不应过度表扬“母亲的伟大”。沈奕斐表示,其在研究中发现,“母职惩罚”确实是存在的,女性的困境,需要更多的细化研究来展现。

  父亲在家庭生育支持中的缺位也应引起重视。周海旺指出,虽然目前全国多个省市都出台了陪产假,可其在实际调研中发现,很多男性并没有休够陪产假,这对家庭的支持效果并不理想。对此,周海旺提出,男性陪产假能否延长、陪产假能否带薪,或者将陪产假“拆零”使用,这些都应进一步探索落实。

  为缓解女性生育困境,杨成钢建议,应健全职工的福利制度体系。他分析道,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有一套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职工福利制度,而在如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应当建立和完善与其相适应的职工福利制度体系,应着力完善包括职工怀孕期、产期、哺乳期在内的综合福利制度,减少职工生育的后顾之忧。

  应对老龄化挑战,三孩多久见效?

  老龄化是全球性人口发展大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据新华社消息,20世纪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0%,进入老龄社会,预计“十四五”末期将由轻度老龄化转入中度阶段(占比超过20%),在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阶段(占比超过30%)。

  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长期看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扩大新增劳动力供给,减轻老年人口抚养比,缓和代际之间矛盾,增加社会整体活力,降低老龄化峰值水平。

  那么,三孩对人口结构调整的政策效果何时可以显现?

  周海旺指出,生育政策调整要见到实效可能还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当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已进陆续进入老年阶段,所以老年人口的规模是既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会逐步增加,在2050年左右可能会到达顶峰。

  “我们能改变的,就是出生人口,只要出生人口增加,长远来看是有利于缓解我国人口结构失衡、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周海旺说。

  从“二孩”看“三孩”, 配套政策需紧跟

  近年来,由于政策调整原因全国累计多出生二孩1000多万人。走过“二孩”时代,我们收获了哪些经验?

  周海旺介绍,总体来看,二孩生育农村地区要多于城市,不少农村地区二孩生育率已超过50%。周海旺指出,二孩比例的现状是,越发达的地区,二孩生育水平越低,这是由于养育成本高所致,所以三孩生育可能也会呈现同样的特点。

  周海旺回顾道,二孩政策于2015年10月放开,2016年1月1日正式实施,实施当年生育水平确实有所提高,但近几年又有所回落。

  周海旺指出,这说明政策效应在递减,人们的生育意愿,并不会因为生育政策的调整而发生根本性改变。所以,三孩政策可能会在短期内促使生育率提高,但从更长远来看,鼓励性和支持性的配套政策也要及时跟上,这样才能有效提高长期的生育水平。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处于较低水平。国际上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1.5左右是一条“高度敏感警戒线”,一旦降至1.5以下,就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

  对此,周海旺表示,我国是不是已经落入“低生育率陷阱”还很难说。“生育率能不能反弹到1.5以上,需要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都做出努力,才有可能改变过去几年低生育率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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