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提是必须有蛋糕，才能进行分配;按社会各阶层既定的分配比例，蛋糕做得越大，各阶层分摊到的也相应增多，尽管历朝历代都存在分配不公的现象，但蛋糕如果做得不大甚至小得可怜，所谓分配就会捉襟见肘、甚至不可继续，动乱就会发生。
如果看不明白今天，不妨翻翻历史。
晚唐黄巢叛乱、明末李自成造反，都是基于旱灾或蝗灾导致粮食大面积欠收、绝收，天下没有什么蛋糕了，仅有的一点，差不多都拿去供养朝廷。于是，“均贫富”、“不纳粮”的口号席卷中原，所到之处，也有箪食壶浆的欢迎场面。当旧政权垮台，他们当权始，“富”都“均”到了少数造反头领身上，老百姓照旧没份;不纳粮、但纳金银财宝，交不足数的，就“拷掠”，自官吏富户殷实百姓无一得免。老百姓都被“均贫富”口号忽悠了。才知道一是蛋糕要大，二是多少能分得些许。“均贫富”口号虽然动听，老百姓真的去拥护了，迎来的却是更糟糕的战乱，就不仅仅是吃不饱的问题，而是遭受灭顶之灾，死得更多更快更惨。
“均贫富”的想法源自远古。纵观数千年，从来都只有平均主义的想法，并不存在真正“均贫富”的社会。
孔丘“不患贫、患不均”的复古式诉求，对社会财富的分配从未产生任何影响;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只是“皇帝轮流做”的另一种说法，是用一种暴政来置换另一种而已;李自成的“闯王来了不纳粮”仅仅是一种变本加厉的恐怖性规模化集团性敛财的烟幕弹;洪秀全在大大地过了一把超级腐败的皇帝瘾后，象煞介事提出平均地权的《天朝亩田制》，而这时，离开曾国荃攻破雨花台已没几天了。靠平均主义的口号得了天下的，其穷奢极欲、搜刮财产的烈度反而比被他们推翻的帝王更变本加厉。由于这些造反头目们具有巨大的鲸吞欲望与无法无天的本性，根本就不懂如何制造蛋糕，也毫无法制观念，自订规则，任意出牌，几乎无一例外地给社会造成剧烈震荡、对生产力造成毁灭性破坏，使得历史倒退、人民生灵涂炭。
中国的历史证明，凡要颠覆一个社会，看家本领都是用“均贫富”口号煽动，这口号具有道德魅力，符合每个人的原始欲望，最能蒙人;它几乎在极限上节约了造反成本、并大大提高其成功的可能性;所有脑袋长反骨的野心家们，在湮没民智与激发人的暴虐兽性、在其利用并牺牲暴民造反成功后，没有一个搞过什么“均贫富”，甚至连骨头都没让老百姓啃一啃。
1949年以后，推翻了所谓“三座大山”后，中国社会虽然提出“共同富裕”的口号，但为了加速工业化进程，政府的实际政策是，强化城乡经济二元化格局，剪刀差非但没有缩小，而是反差更大。在城市与政府机关内，推行的还是“资产阶级法权”：对干部设置行政二十三级、工人的八级工资制以城乡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等;高级干部可以享受特供。
从表面来看，除农民外，社会最低与最高收入相差虽然只在10倍左右，但是社会的绝大多数劳动者过的是缺吃少穿的赤困生活，科级以上的干部则基本避免了饥寒交迫的困扰。也就是说，不到5%的人与超过95%的人的生活质量截然不同。这两种浑然不同的生活水平并不需要由很大的数量差别来显示：两个收入仅相差30-50元的家庭可以表现出饥谨褴缕与勉强温饱的巨大反差;在三年灾害前后，仅仅是几分钱、一口饭的差距可以导致数千万饿殍横尸遍野，体力的强弱差别竟能驱使“人相食”。这就是红歌运动组织者们竭力赞美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对在和平时期造成人们群众生活如此艰难困峻的年代大加赞歌，片面地采用绝对数字来证明及歌颂所谓的“均贫富”，显然在嘲弄人民的生存权利与人的生命本身、说明人性已经丧失，还奢谈什么“以人为本”?
据说毛本人偶尔良知发现，因为饿死那么多人，声言自己暂时不吃肉了。可是，正是他所推行的极左路线，将中国社会的蛋糕都折腾光了，哪怕他又换了一副菩萨心肠也根本无法把亿万无辜的人民从饥饿中解脱、从死亡线上拉回。把心思都放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上,批判把蛋糕做大是“唯生产力论”，把提倡做大蛋糕的国家主席秘密关押、虐待致死。所以，就没有蛋糕了。无论怎么“均贫富”都不能把亿万死人变成活人。
同样地，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法制建设的严重缺陷，人民群众的各种基本宪法权利也相当地不可靠。谁胆敢表示怀疑土高炉可以炼钢、怀疑亩产几万斤的，统统被整成“反革命”或“右派”;就算那些不问政治的，却敢于对基层领导不尊乏恭之徒，运动一来，基本上都变成了右派与坏分子;每个基层支部书记都自诩为党的化身、稍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对他，而反对他就是反党，下属往往因为与之有一两句口角便招致灭顶之灾、而且还不可避免地会株连三代;工人只有加班加点、义务劳动的权利，只有拥护领导的权利，但凡偶尔说个“不”的，下次运动就一定整到他的头上;运动一来，人与人之间全部六亲不认，每一个单位、再要好的同事之间普遍地背靠背相互检举揭发对方;只要家庭成员历史上稍有问题的，工作或上大学就要历经坎坷;要入党入团的，每个人必须表明要与他们(包括亲生父母)“划清界限”;农民上街卖几个家养鸡蛋就是“投机倒把”遭到无情批斗…… ……。
极左路线及其衍生的政策、方针，将工人农民推到了赤贫的地步。所以，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二十世纪五六十代，是充满恐怖的年代、是痛苦煎熬的年代、是不堪回首的年代。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均国民收入不到100美圆，中国被列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列，排名在100位之后，政治上闭塞落后、经济上千创百孔、社会物资严重短缺、人民群众极度地贫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被严重桎梏。社会主义应有的优越性受到极大摧残。
从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所揭发出来的情况来看：贪污、敲诈勒索、多吃多占、玩弄女性等等腐败事例在干部中不计其数，这说明“均贫富”除了对社会生产力有巨大破坏作用外，根本不能抑制腐败行为的发生与蔓延。
奇怪的是，这种畸形恐怖的社会形态却被“均贫富”论者说成是“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的理想境界。
正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邓小平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才刺激了投资与生产。蛋糕做大了，人民群的所得也大幅度提升，中国老百姓才算活出了一些人样。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就没有目前中国的强大国力国际地位。这些，“均贫富论”者敢于面对吗?
相对现在的富人，包括笔者在内的众多社会成员自然处于贫困中。可是，现在“穷人”中的绝大多数比毛时代的温饱阶层都活得滋润;现在对领导说个不，一般绝无牢狱之灾;抨击一下政府的，政府虽然脸色难看，还时不时有网管来屏蔽言论、有五毛党来搅局，但远不致说了不中听的话就有杀头的风险。所有这些都说明改革开放推动社会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进步，这些，都是毛时代难以比拟、难以望其项背的。毛时代遗留的社会不公正与封建专制残余，应该也只有靠深入改革去解决。
当然，重庆头上长角，可以倒行逆施，可以搞个人崇拜、搞红海洋;可以让被告人检举替自己辩护的律师“唆使伪证”，将法定辩护人下大狱;可以将批评者送劳教……，难怪他们如此陶醉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掀起红色运动对之极力赞颂。
在获得国家投入上排名第一、国民生产总值排名全国第二十四位的重庆，在短时期内改变其经济发展状况落后的前景非常渺茫，做成接近于大多数省市大小的蛋糕的可能性极小。于是，打不成“做蛋糕”牌就打“分蛋糕”牌;在改革上落后则在“革命”上做文章;在创新上不行就在复古上动脑筋，无论如何都要崭露头角、强求一逞。这一系列复古组合拳的确有一番创意，但普通人一眼都能看穿，此类招术就已先期自贬。
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说的是实体政策;说“共同富裕”是一种理想或憧憬，意思跟共产主义差不多，都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作为一个务实的改革开放领袖，他在世时也从未推行过这件事。对一个革命老人，他说的后半句话可以理解为革命的浪漫主义，如此而已。
但是，重庆当局将它作为一个政策宣言推行，其实质或动机就值得推敲了。
重庆方面说蛋糕分得好自然可以做大。蛋糕可以越分越大，是不是中子轰击质子、核裂变了?原子能可以按此产生，如果说蛋糕体形也能靠裂变增殖变大，这还是正常思维吗?
何况，目前一直在帮重庆“唱读讲传”补漏洞的黄奇帆市长正四处奔走招商引资，也颇有成绩。不知如此忙道是在做蛋糕还是在分蛋糕。他难道可以对投资商说，你们打算做的蛋糕我们要先来分割一下，然后再让你们做，这样可以吗?难道投资商去重庆不是投资而是扶贫?你跟“世界五百强”、跟郭台铭说我们重庆人民要跟你们“均贫富”，郭台铭先生，从现在开始你们不可以先富起来了。黄市长是跟他们这么说的还是保证他们能比在别的省市赚更多的钱?黄市长是从上海浦东新区领导成员过来的，最清楚浦东是怎么发展壮大、是先把蛋糕做大再分还是本末倒置?
投资人的项目一经建成投产，贫富差距就越大;郭台铭们赚的越多，工人们就越“穷”，而这种“穷”内涵是多重的：一，广大工人们每时每刻都在被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流水般进入了老板们的钱袋;二，通过这样的被剥削，工人们的日子比原来没工作时好多了;三，即便工人们的生活比原先好过不少，但他们跟以郭台铭为代表的老板们的贫富差距被拉大了，随着他们生活的日益改善，这种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笔者不清楚擅长搞红歌运动的重庆个别领导人敢不敢把“均贫富”运动落实到在重庆落脚的大大小小的中外投资者头上，是不是甘心资本家们赚得流油，忧不忧党和国家因此而变质?
什么缩小三大差别，中央政府早将全国农民的农业税免了;农民因为粮食蔬菜肉类大幅涨价收入已经大幅增加，并不比城市的工人群体差多少。这一些，各省市早就领跑了，重庆想在这些领域里喧宾夺主，跟中央及各级省市抢彩头，大言不惭地声明专利，只能用缺乏自知之明形容。
别以为穷人一旦住进了廉租房，就不是穷人了;别以为一个地方的领导秀秀红色革命造型，资本家就变成穷人、穷人就成为富翁了。只要这个世界上有雇佣劳动存在，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内资还是外资企业内，剥削将始终存在，贫富将永远均衡不了。除非真的想颠覆现存中国社会，将投资与就业终止、将生产力破坏殆尽，也就是所有人都鸡飞蛋打一场空，贫富一锅煮，玉石俱焚。这样的话，“均贫富”的目标就一定会实现。
可以有结论：“均贫富”的目标，就是颠覆现存社会结构与秩序;至于鼓吹这种理论与大搞红色运动的个人动机，则有公论——全国人民的眼睛毕竟是雪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