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6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预测
大家都在关心中国、美国、日本这世界前三大经济体2016年的增长怎么样，现在看起来有几个数字特别让人舒心。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6.7%，第二季度还是6.7%，第三季度也是6.7%，于是人们担心2016年第四季度会比6.7%低，导致全年6.7%的目标难以实现。近期公布的数字让大家感到放心，因为我们的CPI从2.1%涨到了2.3%。在这之前，CPI在绝大多数月份里都是在1.6%以下。CPI不涨的话，就意味着过去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传导下来的经济扩张的信息没有在CPI和PPI上得到反映。近期的数据一公布，我们就在这两个指数上明白无误地看到经济复苏的迹象了。
这两个指数反映了什么?CPI提高，说明零售市场上消费品的价格提高了;消费品价格提高，在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话，是因为购买力好。因为在前三季度的时候，尤其在10月份之前，天气没有完全变坏之前，季节性的因素影响是不大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PPI提高到3.35%，表明在同等成本的条件下，厂商卖出去的东西贵了，利润率就可能会提高，出货就会快，进而进货就会快。出货、进货一快，中间品市场就会购销两旺。到底销得旺不旺，我们一般要看经理人采购指数。我们以前都是服务业的经理人采购指数好，但制造业的经理人采购指数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逼近50%这个荣枯线，上个月达到了51%以上，物流采购联合会的指数是51.7%，这是非常好的购销两旺的指标。货运周转量涨到了8%以上，以前是5%、3%，有时候还是负的。发电量在过去几个月是逐月增加的。发电量、货物周转量、物价指数都序列性地反映了经济向好的趋势。现在基本上可以肯定地说，第四季度GDP的增长要高于6.7%。
美国近期加息的时候，美联储主席都不明白美国劳动市场的行为为什么这么乖张——失业率指数没变，就业岗位增加了。过去，这两个指数是翘翘板，就业率上来，失业率就下去，或者相反。现在是失业率没变，就业率上来了。另外，美国的通货膨胀特别疲软。我们的CPI是2.3%的时候，美国还是1.3%，美国加息加早了。换句话说，美国经济的复苏比我们要晚一个周期，反映在货币市场,未来一段时间内，很可能原来向外配置资产的那些资本会回流到我国市场。所以应该说，第四季度经济向好的序列性、连贯性逻辑非常明显。
二、雾霾、GDP与经济增长的动力学机制
如果货运周转量大，那么每个货运周转量单元就配对着一个稳定份额的扬尘或者说环境污染源。我们国家今天事实上有些开工项目是无法进入我们的统计栏目里面去的。举个例子，中央一直在压缩那些高能耗、低技术、污染严重产能的生存空间，延迟其审批流程，或者根本就不让其产生。可是随着GDP的下滑，如果中央把目标定得高一点，地方政府有时候就手忙脚乱，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有些部门或者实体就会在没进入账目的条件下开工，于是就有了GDP稍微一向好就到处是雾霾的现象。深圳有霾，四川霾更重，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东南西北怎么都出现这个问题?原因就是我们经济活动的规模在不断加大，而且是结构化、全国性的分布，这说明经济规模大是我们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之一，但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雾霾可能会对我们健康造成比较大的伤害。所以，我们的经济增长需要一个适度增长空间。
前一段时间，国内有些报刊反映说我们应该核算GNP，不应该讨论GDP了。我们就会问，什么是GDP?什么是GNP?GDP是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衡量的是规模，就是一个年度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总和。什么叫最终产品?比如说棉花买过来，5元，压棉以后多出2.5元，变成了7.5元，那么GDP的增长就是5元+2.5元=7.5元，所以最终产品从压棉厂卖出去是7.5元，这7.5元不是GDP，那是产值。GDP是一个年度内生产的最终产品价值和劳务的总和。每一份劳务是不能跌价的，所以GDP是衡量经济规模的，而且非常有用，它可以告诉我们今年经济活动的总量。
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是国民总收入。海外的收入要统计进国民总收入，这样我们用国民收入反映的加总总量可能比GDP还要大。美国的统计是收入法，而我们的统计是以生产法为主，所以我们应该把核算的方法改一下，而不是把核算的口径变一下。
中美经济增长的动力学机制，哪个更好?从现在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相当好的，我们现在从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型经济向需求导向和创新驱动型经济迈进。换句话说，我们原来是以外为主，现在变成以内为主——一个是创新，一个是需求。如果加上我们原来的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就把我们国民经济的动力学机制从原来一重一轻，现在变成了两个轮子平衡推动，这样可能会更好。
我国的动力学机制形成了吗?我个人认为，这一轮经济止跌回升就说明形成了。我们去年1月-10月完成了全年的就业任务。新服务业增长了，服务业结构变大了，而且服务的能力增强了。现在，我国服务业在三产中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处于结构裂变的高速期，即新动力已经获得了。
我们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了10.8%，一直没有掉下来。传统零售业掉下去的同时，新的服务业还增长很快，说明“互联网+”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动就业弹性增加了，就业才会增加，需求才会暴增。新经济的结构变化和新技术的条件支撑使得结构变化速度加快了。所以，从现在的复苏趋势看，我不认为美国在新技术方面比我们厉害，因为如果美国形成一个网的话，它卖3亿人，我们是卖13亿人，它跟我们有数量级的差距。所以，新轨经济的增长，恐怕中国比美国更具规模优势。所以我不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绝对消失了，只是体力劳动的红利消失了，但是规模的红利还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让制造业回流，生产低端产品，我们则生产高端产品，我们不怕美国的制造业回流。
与美国相比，新能源投资方面，我们比它大，环境投资方面，我们比它大，生命科学方面，我们也不输它。过去每个十年的经济发展，都是美国率先复苏，带着全世界走，而现在是中国的复苏走到美国前面去了。另外，美国如果修高速公路——像艾森豪威尔在第二任期内修高速公路带来十年经济增长——的话，那么美国经济增长会到4%的水平。可是我们修一条高速公路的成本是美国的五分之一，美国要发展它的基础设施行业，只要买，就只好买中国的，因为质量又好又便宜，只有疯子才要买欧洲和日本的。所以，算下来，美国经济不可能“一骑绝尘”，只能与中国一起前进。
特朗普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时，他是输理的，他过去也没有承认过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如果他今后不承认的话，我们的贸易还和过去一样。但是，他的契约精神就没了，他在道德、软实力上要丢失阵地。
三、房地产、消费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房地产是个大问题，房价其实是地价和上盖物业二者合一的价格。换句话说，房价要变化，必须这两个价格都联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就是说住房是内容消费品，首先要满足老百姓的刚性需求，满足普通老百姓的第一套住宅需求。
炒房价是个资本现象。2015年，中国股市下跌，全球股市跟着下跌，在股票市场和证券市场上，手持票证的机构投资人承担着很多委托投资人的年度固定回报的刚性要求。股市最好的避险市场是债市。果不其然，2016年1月到2月下旬，全球债市火旺。这时，如果全球股市还不好，一定是和债券有较高替代率且收益率又相当稳定的资产性资源(即大众商品票据)相关。但全世界还没有复苏，怎么办呢?于是人们就寻找大众商品票据的替代市场——中国的房地产票据。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房屋总销售量比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总和还要多。国际机构投资人一看，中国房地产信托的票据资产池的价格非常低，就全买了。所以，二十几个城市联手限制房价时，你会发现涨得最快的地方，跌得也最快，机构投资人很聪明。
因此，炒房地产不是炒楼，是炒房地产的票据资产价格。住房是实体经济，是刚性需求，与商品一模一样。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时，就意味着以后要保护老百姓的刚需，还是要供给保障房。但以后银行间市场对票据性资产承兑会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持有人要自己承担风险，结果会导致房地产资产的交易流动性变弱。这不是普通老百姓的事，而是那些在资本二级市场上进行各种市场对冲的人所要面对的问题。所以，2017年房地产解套的难度相对2016年要小。另外，从2016年的重大工程投融资看，我们明年的流动性会相对紧张，所以，炒作房地产二级市场的人要小心在流动性上被绊倒。
国家主要是让银行来承担炒房的系统性风险，那银行究竟应该怎样来减少房地产贷款的绑架?比如，在商业汇票进入银行间市场时，银行不承兑汇票，那炒房的资金链就会断裂。一般建一个20亿元的楼，大概5亿元就敢启动，因为一开工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票据，形成企业各种各样的资产，就可以去换银行的流动性。但如果银行因为流动性紧张而不交换(因为2016年重大工程投融资以后，像高铁、跨境港口的建设已经形成很大的票据。而这些票据的资产评估比房地产要高，又有地方政府担保)，结果就是炒房者的资金链断裂。
很多人都在谈房屋的租赁和房屋产权的拥有，这二者之间怎么样平衡?这就和消费金融有很大的关系。在韩国，如果这个楼盘流动性紧张，购房款一时不足的购房者就可以通过金融中介，跟房地产商在资产的意义上互换。美国年轻人一般都是二十五六岁毕业，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再加上父母担保(稳定的工作就不用父母担保)就可以买房，到50岁左右的时候就把房款还清了，我每个月只是还几千块钱。这种房子是租贷拥有，金融中介承认房产证是住房者的，住房者已经作了按揭了，只不过房产证不在住房者手上，但也不在房地产老板手上。这种消费类的金融创新我们要有。没有这种东西就把所有的服务都加到银行身上，银行如果管理不了风险，问题就太大了。
美国人希望拥有住房产权的愿望和中国人同样迫切，他们在按揭时质押了房地产老板的房产证，金融中介同时给他们发了一个房产证，只不过那个房产证不是根房产证而已。但是，他们手里的这个房产证能够在市场上抵押，能够进行各种评估。
人类存在认识不足造成的消费，政府可以进行供给侧改革，提供良性干扰，让大家的消费更加理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就是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影响生产。需求变化会拉动生产变化，譬如，大家需要电视，电视生产就会增多，一旦需求达到上限，就容易造成产能过剩。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总需求造成的失衡产能进行资产处置，使其回到均衡条件。为什么叫结构性?比如说，中国老百姓跑去日本，花几千块机票钱背一个马桶盖回来，回来一查发现马桶盖是杭州生产的。那我们直接去杭州买不就行了吗?不行。因为过去中国用出口导向满足海外消费者时，由于海外需求诱导了我国产业生产，建立了车间后的物流采购供应链管理和整合信息技术，同东京连在了一起，马桶盖从杭州卖到北京比卖到日本还要贵。我们要调整这种结构，为什么不从杭州建立一个物流采购供应链管理和整合信息技术，和北京连在一起呢?所以说，供给侧改革不是总量货币和财政的管理，而是结构的调整。
所以，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像美国1980年以后对过去30多年间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造成的宏观调控负面影响进行的一个反方向的均衡操作。在党中央的大政方针政策下，2016年第四季度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步取得了序列性、连贯性的成效。
有人说，在中国要做这样一个供应链管理，还有一个信任问题。很多人都不相信中国的企业，但是如果把杭州制造的马桶盖放在了日本，这个品牌就有了口碑，人们反倒信任了。其实中国老百姓是很实在的，以前我们不相信国产冰箱，但现在我们非海尔冰箱不用;以前我们不相信国产空调，但现在我们非格力空调不用了。所以，我们需要调整老百姓对好产品的认识，调整产业链。但这需要几年的时间，几年的时间对企业流动性造成的伤害特别大。好的产品物美价廉，但老百姓不认，连续三年，企业就败了。所以，政府要针对这种因供需结构失衡造成的企业流动性成本增大制定深层次的产业政策来调整产业。那么，也提醒我们，消费要内生发展，要让更多的消费者相信我们本国的产品。
四、“死亡税率”与经济增长的助推器
最近，网上流传“死亡税率”的问题。很多人都觉得，“死亡税率”似乎增加了。著名企业家曹德旺先生拥有的福耀玻璃在美国投资6亿美元开设工厂。有网友发表观点说“别让曹德旺跑了”。对此，曹德旺先生说，福耀玻璃65%的销售都在大陆，我不会跑。但是他也对记者说“中国制造业的税负比美国高35%”，工厂设在那里，生产成本低。那么，就有网友认为，他这句话是在责备政府政策，认为政府对民营企业收税太高了，把民营企业都赶到海外去了。但是这个观点是不对的。30年间，零地价、“三减两免”以及各种各样的政府补贴和奖励，除了我国，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的企业能够享受?福耀集团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各种政策优惠。
话说回来，我国的确存在一些地方税务部门欺负当地中小企业的现象，在人民群众看来，就变成了政府政策和普通企业家之间的矛盾造成企业的内耗。因此，不合格的税务人员、工作人员，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清理掉。我们说，企业家里有好企业家，也有偷税漏税的企业家，政府里有腐败分子，也有“范仲淹”。不能让一些寻租者把政府和企业家、低收入人群和中等收入人群对立起来。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对外主要是产品贸易。一个国家的产品贸易衰落了，资本品贸易就会发展起来。当年，我们引进外资，日本的松下、索尼等企业进入中国，这对日本来说就是外迁。对日本来说，这个肯定是好事。所以，企业外迁也说明我们进步了。况且，企业外迁还可以赚取外汇。所以说，企业外迁和税率有关吗?有一定关系，但绝对不是因为税率高而把企业赶跑了。作为决策者，要从全局的角度观察、理解这些问题，决策者的眼界、格局、素养十分重要。
我国经济增长形势较好，但也存在着问题与矛盾。企业外迁的原因之一是企业经营环境与过去相比有所恶化，我们要以更好的方式把企业和资金吸引回来。当然，货运周转量、发电量、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采购经理人指数、物价等，都序列性地反映了我国经济向好的趋势。所以，预计2017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GDP增长速度的潜力会大于6.7%。为什么货运周转量好?因为政府引导资金带动了重大工程投融资项目。所以说，我国经济的复苏，多亏政府这个轮子进行强有力的财税政策支撑。但是，“一行三会”不合理金融政策的制定也给宏观经济的复苏造成了阻碍和伤害。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次会议上说，要牢牢扭住全面深化改革各项目标，落实主体责任，理清责任链条，拧紧责任螺丝，提高履责效能，打通关节、疏通堵点、激活全盘，努力使各项改革都能落地生根。让经济在好的环境中增长，引进民间投资，综合性银行系统金融改革必须和财税系统金融机构联合起来。
再看通货膨胀。央行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维持充分就业，防止通货膨胀。此外，还要让实体经济有充分的流动性。我个人觉得，2017年一二季度可能会流动性短缺，GDP增速大于6.7%的潜力可能被消耗掉。“一行三会”和银行系统金融机构自身存在的问题会给企业家造成困扰。流动性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包括汇率问题，都使得金融体制深层次改革成为2017年经济增长的助推器。
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下行。2010年，我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此次金融危机需要多少年才能过去?他说，没有七八年不行。我当时不信，过去美国经济危机平均5.2年一个周期，为什么此次需要七八年时间?但现在看来，他是对的。我国自2011年经济下行到现在，已经六个年头了，这就说明此次世界经济下行处在结构裂变期，全球经济复苏十分困难。假如2017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利好，再实行加息，那么全球经济复苏就有希望了。
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世界经济复苏，我国经济持续增长，雾霾怎么办?中国人不能认为经济增长了，雾霾就多;经济下降了，雾霾就少了。我们既要经济效益高，又要环境保护好。所以，我们要尽快找到治理雾霾的方法，同时，建立更环保、更节能、不浪费、更高效的生产生活方式。此次全球经济复苏，我们中国要注意，这可能是我们经济增长的第二个20年奇迹。但是我们的经济增长结构要优化，不能再按照以前那种粗放型的方式去发展了。
关于人民币贬值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如果不多发牌照，预计2017年一二季度，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将在7.2左右。我们的出口将快速增加，一些低能耗、低技术的企业将会复活。GDP增长是好事，但我们必须对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进行全方位改革，对劳动生产力进行全方位升级换代。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