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最后一次离开中国，在撰写《漫长的革命》未竟后于次年年初逝世。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漫长的革命”一题既是向斯诺致敬，也是探讨同一主题所必需。我们无须从陈胜吴广、太平天国一直梳理到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因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领导的中国革命，从“农村包围城市”到解放后土地改革和改革开放的大包干，本身已是围绕土地问题的一场漫长的革命。
土地问题从始至终是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而不是一个战术问题。与陈胜吴广起义以来“均贫富”的逻辑本质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是手段，“翻身农民闹革命”是目标。“翻身”一词，表明革命主体是原先的被压迫被剥削者。然而“翻身”并不是目标，真正的目标是“闹革命”，远不止经济权利意义上的革命，而是包括政治、文化、社会一切权利意义上的革命。那种把土地革命及土改运动曲解为利诱农民打仗的观点，就把中国革命庸俗化、粗俗化了。
然而，在很多人的无意识中，存在着类似的倾向，就是把中国土地问题从一个战略问题降为战术问题，以一系列战术动作取代战略思考。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大包干责任制被理解为单纯的农民致富问题，却不理解小岗村的实践开启了中国亿万农民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伟大历程；采取这种战术式的思维方式，就无法理解“三农”问题远不止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增新房，事实上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唯一真正破题之策，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中国必由之路；这种思维方式，也许初衷是“保护农民”，然而在保护农民“三亩地一头牛”现实权利的同时，却可能拒绝探索农民全面、自由发展的潜在可能性。从这种思维模式看，农村集体用地流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财产化，短期内或者说“任期内”风险太大了，因此就把《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以及《物权法》在农村的改革实验、司法实践，由战略任务变为“战术不可行”。这种思维模式认为，农村的大拆大建问题，不是要从经济、政治、法律体制上破题，而是把要推土机贴上封条，把拆迁队“上级”由政府改为法庭。这种方式也许可以防止农村、农民当下的利益受损，但这种“好爸爸”管制模式，可能损害农民农村长远发展，事实上维系了不可持续的二元化社会格局。
今年也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把中国土地问题这一“漫长的革命”战术化，自然会把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思想战术化。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思想明确包括了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等内容，既不是主张土地国有，更非“耕者有其田”，而是主张涨价归公，“共未来的产”。与毛泽东自幼感受农村民生凋弊之痛不一样，生于城市、长于海外、游历各国的孙中山，从逻辑上先注意到资本主义的城市土地问题，然后才考察“耕者有其田”的农村土地问题。从战略上看问题还是在战术上小打小闹，决定了中国现代史的走向。站在孙中山左边的共产党人，将孙中山的土地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同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最终废除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土地关系，引导全体农民步入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立在孙中山右侧的国民党人，只讲战术，在大陆经营20多年土地改革，成效甚微，退居台湾才倾其全力，以战略思想实行“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扶植自耕农、都市土地改革，解放农村劳动力和土地资本，促进了台湾经济腾飞，成为东南亚土改运动的楷模。
徐绍史部长在今年全国土地日致辞中明确表示，在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过程中，我国城乡人地格局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地方政府、企业、集体、个人等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土地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土地利益调整引发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凸显。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高度关注土地资产和资本化背景下的经济社会问题，不断增强土地管理的权益保护意识、民生保障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从长远看，要通过健全土地产权制度，统一交易规则，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实现城乡土地权利主体平等。这是极具战略高度的理论阐述，值得那些坚持农村土地“不得流转、不得抵押、不得转让”的“三不”战术大师们认真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