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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泽炎:创业精神应该成为一种国家竞争优势

  创业精神作为一股“创造性的破坏”力量,是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的一个必要因素,是经济体“进化和再生”的主要动力。那些富有创业精神创业者采用“新组合”打破原有经营方式,代之以新的、更好的经营方式,乃至推动转型升级;或成功创办各类小微型企业,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和减少贫困。正是基于此种考虑,各国政府对创业的支持已经成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

  创业精神是成就经济奇迹的原动力

  根据对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考证,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大都是创业精神强劲的典范。有的国家在现代化追赶时期人们的创业精神大都表现强劲,这主要得益于国家政策创新释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如英国、瑞典、丹麦等实行高社会福利水平的欧洲国家早期创业精神强劲,但目前却缺乏创业精神。据欧盟委员会近年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表明,就业人口中有意创业的比例在美国为28%,在欧洲却仅有15%。有的国家存在持久而强劲的创业精神,这主要得益于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和人们价值追求使然。欧洲新教徒迁移美国后,焕发出空前的创业热情,使得美国市场经济得以确立、企业得以创立、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得以繁荣和发展。这种创业精神,是美国爆发第二次、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创业精神与高新技术相结合,更是美国保持世界经济领先地位的“秘密武器”。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风险资本投资每年只有5000万至1亿美元,现在上升到了120亿美元。以色列只有1.5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和710万人口,却是全世界创业公司密度最高的国家,平均每1844个人里就有1人创业,人均创业投资是美国的2.5倍,欧洲的30倍,中国的80倍,印度的350倍。更令人惊讶的是,该国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兴企业总数,超过全欧洲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兴企业总和,甚至超过日本、韩国、中国、印度四国的总和。仅2008年,以色列就吸引了近20亿美元的风险资本,相当于英国6100万人口所吸引的风险资本,或德国和法国合计1.45亿人口所引入的风险资本总额。

  中国长期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政策和“无商不奸”的偏见根深蒂固,加之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经商、创业观念十分薄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一系列政策创新,一方面围绕产权制度的农村经济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快速发展等,使人们基于所有权的权利逐渐替代基于身份的权利,另一方面不断改革完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使以“后致型”(社会身份经过后天努力可以改变的)为主的公民社会的人员流动机制逐渐替代以“先赋型”(社会身份是先天赋予的)为主的传统社会的人员流动机制,极大地激发了各类人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有效释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和创造性智慧,进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据《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创业精神指数排前几名的是温州、深圳、北京、泉州、台州、镇江、中山、惠州、佛山等。这些地区大都属于改革开放的前沿,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分活跃的地区。我们认为,小微型企业的创办及其发展水平通常是人们创业精神是否得到有效释放的鲜明表征。根据近年来以中小微型企业为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对各省(区、市)GDP的贡献率来看,贡献率超过60%的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份,均是私营企业户数超过70万户、注册资金总额超过2万亿元的地区,它们在地区GDP、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拥有百强县数量等方面的排名皆位于全国前列。这些指标相对落后的甘肃、贵州、宁夏、西藏、青海等地区,无一例外都是非公有制经济对GDP的贡献率低于50%,且私营企业数量和注册资金总额都属较低的地区。现实告诉我们,凡是以中小微型企业为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人们的创业精神就竞相迸发,市场发育程度就比较成熟,经济就充满生机活力,人民生活就比较富裕,社会环境就更为和谐稳定。

  强而需久的中国创业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于产权制度和以“解放人”为中心的政策变革,极大地释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各类小微型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如雨后春笋般创办起来。根据我们的研究,我国创业精神创业环境综合评分的平均值为3.16,与其他11个国家比较,我国名列第一位。大部分中国创业精神指标得分较高或最高,仅有少数几个指标中国排名靠后。中国创业精神得分较高的指标主要是“较为充足的种子资金”、“良好的研发成果商业转化激励政策”、“良好的社会态度”、“所得税制度激励”、“不畏惧破产”等。因此,从创业者角度来看,由于不断创新完善的各类政策激励,中国人的创业精神得到了有效激发和释放。但中国人在组织内部及更高层面的发展过程中,其创业精神却不尽如人意。据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埃森哲对26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就如何鼓励创业精神的研究表明,21世纪的中国企业缺乏的是创业精神。尽管中国相当多的企业和政府领导人能够全面认识创业精神的重要性,但中国人的创业精神却并不被看好。在78个被调查者中,只有两个人感到中国企业内部是最具创业精神的国家,89%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企业员工的创业精神远不如一些领先国家的企业。因此,大多数企业高管(89%)指出,今后5年内,我们的国家必须大力弘扬创业精神。大多数人(82%)认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将取决于每个人能不能进一步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另外,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的研究也指出,我国总体上属于创业活动比较活跃的国家,相对于发达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创业活动更活跃一些,但是作为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创业活动则是最不活跃的。

  中国人不畏惧破产,甚至有被调查者认为在中国创业是发财的最快途径等认知倾向和态度,带有较强的功利性。如此认知倾向导致的创业精神是特定政策创新的结果,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和时间性。另外,看重社会地位和专业经验的价值追求和文化认同也不利于人们创业。因此,只要没有因为政策创新实践形成创业创新的社会氛围,人们没有将创业创新精神作为一种人生价值追求,创业精神就会随着政策创新的红利消失而枯竭,呈昙花一现之势。

  系统培育并激发中国创业精神

  《孟子》有言:“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它把创建功业与一脉相承、流传后世联系起来。通常来说,培育创业精神,就是要弘扬创业精神,通过兴办实业,追求物质财富增长,推动社会进步。知识经济时代,在畅通的筹资渠道、打造规模经济、拥有自然资源等方式对一个国家获得竞争优势的贡献逐渐减弱,世界各国将获得竞争优势的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人”的身上时,中国要“和平崛起”,就不能走发达国家的老路——资本投入、消耗或掠夺资源,应该且必须关注中国人力资源优势,优先开发人才资源,真正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才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科学发展道路。2008年我国人才总量已达1.14亿人,预计2015年能达1.56亿人。优先开发人力资源并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关键不仅仅在于“量的积累”的人海战术,而且在于“质的提升”的激发所有人的创业精神。因此,“十二五”时期不管是坚持科学发展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还是建设创新型国家,不仅仅需要创新政策鼓励人们一次性创业,更需要营造尊重创业创新的氛围,让人们将创业精神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和行为习惯。惟有如此,才能将创业精神培育成为一种不断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国家竞争优势。

  培育创业精神,中国面临许多挑战。我们调查发现,中国创业精神创业环境得分较低的指标主要是“企业配套服务不足”、“从业人员未接受良好培训,就业能力偏低”、“基础设施有待继续改善”等。埃森哲的调查表明,73%的企业高管认为缺乏良好的经济和人力资源基础会阻碍创业精神得以实现,64%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企业不愿意承担风险。此外,认为发扬创业精神是少数企业精英的事情,与普通员工没有什么关系,以及知识产权不明,企业发展一直偏重政府导向,而非市场导向,践行地方保护主义而造成市场过于分散和政府干预过多等,都是导致中国企业的创业精神不如其他国家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企业高管认为企业释放创业精神的障碍主要有4个,即不愿承担风险和失败,税费负担过重,缺乏资源支撑,以及对变革和适应变革的准备不足。

  使创业精神成为国家核心竞争优势。为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并保持其在世界经济范围内的领先发展势头,根据国际经验,除着力培育创业精神以外,再没有其他更合适的途径。可喜的是,我们已经认识到通过进一步实施体制机制改革来激发人们创业精神的重要性,并在努力尝试克服妨碍创业精神释放的各种障碍,从体制机制层面到政策法规层面,直至创办各类创业园区、创业指导中心等方面都在进行有利于激发人们创业精神的实践探索。在社会层面,良好的创业文化和制度会培养人们面对失败的独特态度,我们应当努力培育全民创业精神,通过制度变革,营造尊重创业,宽容失败的氛围,优化创业条件,在全社会树立劳动为本、创业立身、致富光荣、懒惰可耻的时代意识,营造“想创业、敢创业、会创业”的社会环境,让一切有利于人们创业的思想活跃起来,把一切有能力创业的人才解放出来,使千家万户的创业热情和冲动充分发挥出来。在教育层面,目前我国大中专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与其他国家相比是较低的,自主创业的意识和能力也较为薄弱。根据《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1届大学生自主创业比例仅有1.6%。其中,高职高专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2.2%)远远高于本科毕业生(1.0%)。出现如此结果的重要原因是大学生知识单一、经验不足、创业意识不强和资金实力欠缺。当前急需将创业教育引入课堂,推行创业导师制度,注重理论和实践结合,教学中增加创业意识和创业知识内容,培养学生创造型人格,帮助学生建构创业型知识结构,训练学生必要的组织、管理、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在企业层面,企业领导者应将知识共享,聘用并留住关键人才,以及企业领导者本身必须具备创业精神等视为发挥企业创业精神的有效手段。在创业者层面,通过减免税收和规范行政、市场环境,降低各种交易成本,不仅要鼓励创业者开展小型创业,如从家庭生意开始,或成立一个小公司,以填补市场的某个空缺,而且要推行各种创业激励制度,如股票期权、利润分享和建立创新型团队等制度,鼓励高增长、创造型的创业,激励并相信那些具备特殊才能的工程师、科学家、管理人才和市场营销人才等,他们完全有能力把一个创新的想法运作成一种商业化的模式。

  (作者系中国私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工商联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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