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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不进则退

  针对去年国企充实社保等仅完成预算目标1%的质疑,及用国企利润发放消费券的建议,国资委近日回应,现阶段央企主要任务是提高国际竞争力,且央企利润总额并非红利上缴基数。

  当前国企的增长业绩是不容忽视的,如2011年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22556.8亿元,应交税费29934亿元。但恰是国企由亏损大户变为白天鹅般盈利大腕,及国企之于社会总福利和经济的影响,使国企改革再度被聚焦。

  不过,以国企主要任务是提高竞争力等,回应国企微薄的分红,有混淆视听之嫌。镜鉴国企亏损经历,并考量当前经济社会资源的可承载能力,警示依靠铺设新摊子的投资已难以为继,且搞大规模投资不会提高国企竞争力。同时,用国企交税而回避国企向居民的分红诉求,则是缺乏常识的概念混淆,且这如同上市公司拒绝股东的资本利得诉求一样荒唐。毕竟,税费是国企作为纳税主体应尽的法律义务,而向居民分红是其向股东应尽之责任。

  目前有观点认为,经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的国企,完全可同其他企业在市场形成并行不悖的良性竞争,国企扩张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国资“有进有退”。而近年来央企大力投资地方经济,如2011年央企投资地方规模蹿升至11.38万亿,以及国企基于纵向一体化进入下游市场,如中储粮布局粮食加工,资源垄断性国企进入下游竞争性产业等。

  不过,当前国企依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其一,国企在产权和经营上多层委托代理链条引发的内部人控制,激励不相容和预算软约束等,早已在国企充实社保和几乎未向股东分红等得以佐证。其二,国企内衔有宏观调控载体和市场逐利等双重功能,使市场难以把国企与私企作为对等市场主体看待。其三,尽管国企近年来业绩斐然,但支撑国企业绩增长的不是单纯的市场竞争效率之提升,而是源自高度垄断下的垄断租金和粗放式投资

  以垄断租金为例,近年来油荒和淡季电荒的常态化、银行等名目繁多的非规范性收费等,反映垄断对国企经营效率的伤害,以及垄断加大社会福利净损益。随着中国能源等要素资源对外依存度趋高,要素资源的垄断和国企内生的激励不相容性等,会意味着要素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将成为常态,从而增加经济社会运行成本。同时,国企增长井喷期集中在2008年经济刺激计划出台后,即经济刺激计划在加剧GDP增长过度倚重投资,并压缩最终消费,使国企主要分享了投资推动下的经济增长收益,而主要从事消费经济的私人部门则这一阶段出现了集体萎靡,从而导致了国企有进有退下的“国进民退”现象。

  然而,这种过度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不仅难以持续,而且借助投资增厚的国企业绩面临着日益突出的投资损益,且这个风险与地方融资平台风险既有重叠又相互叠加。如目前高铁、机场、高速公路等领域正不断暴露出资产负债恶化、现金流不足等风险。此外,需特别指出的是,当前国企主导的投资,有相当部分并非是基于经济可行性,而是基于国企对市场和经济社会资源的控制力之考量。即国企投资立足于对经济社会资源的控制力,以借此聚敛起对其他企业、消费者及宏调部门的市场优势。当然,国企基于控制力的投资扩张符合当前宏观调控需求,即目前防通胀主要倚重发改委的临时价格管制,而这需借助国企对经济社会资源的控制力,因此国企扩展配合了宏调需求。

  显然,这本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需克服的。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就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国企收缩战线。国企扭亏为盈也主要源自长期国企“以退为进”的改革定位。由此可见,当前再度启动国企改革,促使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并在市场机制能主导资源配置的领域,逐渐打破垄断并促使国企退出,应作为国企改革之方向,且这也是1990年代和本世纪初国企改革的中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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