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问题一直是社会科学中的核心问题。从理论上梳理互联网时代权力研究的新进展，这对于我们重新理解互联网时代中国社会的权力关系和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传统权力理论在互联网时代的演进
互联网与日常生活联系的日益密切，究竟带来什么样的权力变化?当代社会理论主要从权力结构和权力形式的角度对新的社会变革作出了回应。
聚焦权力结构的学者大都将研究触角伸向政治——社会领域，关注作为国家和社会民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变迁。其基本的研究思路在于，互联网作为新兴的信息传播技术引入，究竟有没有改变民众和国家各自行动的基本能力?这种基本行动能力的变化，也意味着权力关系中，力量的对比和最终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
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往往是相对于民众的权力掌控者，具有垄断暴力资源和信息资源的能力。在一部分学者看来，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强化了国家进行社会控制和资源整合的能力，大大增强了国家的现代治理技术。以楚尔蒙德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掌控信息工具和信息能力的行动者，可以凭借信息工具，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而民众处于相对信息弱势的地位，在互联网时代，所有的社会行动都存在着被数字化和电子监控化的理论可能。这种观点，可以视为“互联网权力技术的悲观主义”，对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持有一种批判性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和互联网巨头的商业权力，不仅没有在网络时代削弱，反而是大大增强了。
与之相对，另一部分学者对网络社会的权力关系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互联网的兴起，大大抵消了国家的绝对权力，对民众而言，互联网具有一种“网络赋权”的能力，增进了民众进行集体行动的能力。穆尔等学者提出，国家对民众的网络控制存在着一定的技术限度，并且未来的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并不是建立在操控、计划和自上而下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合作、共享、多中心共治的前提下。国内学者在对互联网集体行动的研究中也指出，互联网具有一种社会动员的能力，可以在社会成员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强化了社会成员维权的能力。在这一意义上，相对于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民众的集体行动能力，对国家权力行动的监督能力，都大大增强。传统的国家和民众的权力结构，也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发生了变迁。与此同时，在国家与民众之间，新兴的互联网商业巨头、科技巨头在网络社会中的权力也被学者所重视，卡斯特等人也提出在国家与社会之外，谷歌、微软、苹果等互联网公司和跨国传媒集团，控制了互联网时代人们的数据中心和信息渠道，塑造了人们的所思所想，构成了网络社会另一种权力中心。
在权力的形式上，一些学者认为互联网时代的权力形式更加多样化和微观化，这也是对当代权力理论微观化和后现代化的思潮的一种延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加尔布雷斯等人就提出，现代社会的权力正在逐步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上，暴力和压制的因素正在权力关系中逐渐消失，这是人类社会更加文明的体现。而具有批判理论色彩的学者则认为，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权力仅仅是隐藏起来，权力关系中社会压迫和剥削的实质并未发生变化，只是实现形式可能建立在欺骗、意识形态、符号控制等基础之上。在网络社会中，卡斯特提出，主观层面的认同是一种力量，可以让人们产生社会行动的动力，在全球化的时代对传统的父权制国家、民族国家的权力产生了重要挑战。在信息的全球流动中，信息的沟通能力同样成为互联网时代的重要权力形式。互联网时代的权力是一种“沟通权力”，传统权力的实现是通过对暴力的垄断达成的，而互联网时代的权力是通过对民众心灵的重建，对象征符号的操控来实现的。而互联网中的沟通，正是建构出民众集体认同和社会共享意义框架的关键。
网络社会中的权力理论发展，对于我们重新理解中国社会的权力关系变革，思考中国互联网治理乃至整个社会治理都具有一定的基础意义。网络社会的兴起，意味着社会治理者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敢于在网络时代顺应多元化和多中心化的社会治理模式，让渡出部分不必要的权力。当下，我国社会治理模式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政府科学化、合理化地承担职责，将部分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归还给社会与市场，建立起与社会民众相对和谐的权力关系。未来，应当更加注重社会组织，尤其是各种形式的新型互联网社会组织在社会矛盾形成、解决和社会意见表达中的重要作用，推动社会治理的科学化。
在互联网领域，面对民众通过互联网进行的集体行动和意见表达，应当形成一种制度化的良性沟通机制和矛盾解决机制。在国家与社会民众间，权力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不应当成为一种零和博弈式的结构，而应当采用积极性的制度方式，使得理性的民意可以通过正当合理的互联网途径，发挥互联网的信息传递作用，正确传递到政府部门。另外，党和国家的施政意图，也可以更好地凭借互联网的有效传递，接受民众的有效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权力的良性制约。
同时，在权力的实现形式上，网络时代需要更加重视文化、观念、集体社会心理等无形的权力基础的关键作用。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建立起共同的心理认同，建立起可以被民众共同认可的社会意义框架，获取一种信息时代的沟通权力。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这种权力形式的重要性必将愈发地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