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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模式”之困

  不久前,在民主革命后上台仅执政一年的埃及穆尔西政权被军方赶下了台。针对当下穆尔西以及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政坛的命运,各国的表态暧昧,大多数国家避免了使用“政变”一词。但突尼斯和土耳其是典型的例外,尤其是土耳其表态说“政变不可接受”。据说这是因为土耳其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AKP,简称“正发党”)一直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和穆尔西,为穆尔西提供了大力的政治支持和约合20亿美元的经济支持。实际上,这只是表面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穆尔西的命运以及之后西方国家的暧昧态度,让AKP及其支持者深感不安。在土耳其的媒体上开始出现一种充满忧虑的声音:“土耳其还会不会发生军事政变?”

  土耳其人的不安,更多的是一种源于精神深处的紧张。如果把正发党和转型后的穆兄会作为同一类政治势力(即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来看的话,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政治模式开始在中东逐渐普遍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当下的危机尤其是他们的忧虑就能够感到这种模式内在的张力和脆弱之处。然而,从中东各国的现实尤其是民主化之后的历史进程来看,这看起来又是一个无法规避的、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与问题。

  

正发党在土耳其的成功

  正发党在土耳其已经连续执政超过十年。2002年以来,它已经连续三次赢得议会大选,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中占有压倒性优势地位。最近一次赢得大选是在2011年6月,当时得票率几乎达到50%。考虑到土耳其政党林立以及对各政党进入议会必须满足得票率超过10%的硬性门槛规定,正发党这个优势就不言而喻了。土耳其自1946年起实行多党民主制,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唯一能够与正发党的成功相提并论的就是1950年至1960年连续三次执政的民主党了。但民主党在三次选举中的得票率是递减的,而正发党却是递增的,这个势头目前看起来还没有减弱的迹象。从选举的成绩看,正发党是相当成功的。但我们该如何理解和解读这样的成功?

  正发党执政后,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成就令世人瞩目。在每次大选胜利后,正发党的经济成就总被普遍关注。回顾土耳其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这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强劲崛起。有人说它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新的明星。目前土耳其经济总量居世界第16位,已近1万亿美元,而这个数据在2009年时还是7800多亿美元;现在,土耳其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3万美元。就总量来看,土耳其已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伊斯兰国家。

  自2002年开始,土耳其经济进入了长达6年的高速扩张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土耳其的经济增长放缓,但土耳其政府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实行降息、减税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国内消费需求回暖,消费者信心指数随之上升。这些年,在正发党的领导下,土耳其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速,一度紧逼中国,只在2012年时有所下滑,但相对于欧洲各国来说,仍然是生机勃勃。且不管正发党的经济政策与土耳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多密切,毕竟经济增长有很多周期性、历史性的非政策因素在内。但毫无疑问,正发党抓住了历史机遇,克服了前期的困难,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成功,并使之转化为政治上的不断成功。

  经济增长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有分配的问题。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实际上更多地体现在分配领域,也就是说,在如何分配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方面,政治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做得好自然可以换来更大的政治利益。如果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变成普遍性的全民福利,尤其是被少数人分去了绝大部分的蛋糕,这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在发生了“阿拉伯之春”的国家,比如埃及,之前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低,势头也不弱,但因为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使得普通埃及人的相对剥夺感严重。再加上政治上专制,腐败极其严重,对权贵阶层没有有效的监督,这是埃及发生民主革命的重要原因。这跟土耳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用不着通过数据来说明,只要看看最近发生的针对政府的抗议行动就会发现,土耳其基本上不涉及民生问题。而埃及在发生民主革命后,社会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失业率持续攀升,执政党受到各反对势力在体制内和街头的多重掣肘,根本无暇搞经济复兴。

  正发党利用经济的攀升,内着力搞好民生。比如,在教育方面,把针对贫穷学生的奖学金普及面翻翻,使医疗的普及面大大拓宽,建立惠及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让穷人真正能上得起学、看得起病。这就确保了土耳其底层民众对正发党的支持。正发党属于草根阶层的政党。它尤其关注贫穷民众,这是它的重要票源。正发党利用了之前多年经营的基层工作基础,并在上台后以国家政策的形式巩固和扩大了这个基础。正发党的前身是繁荣党,是伊斯兰主义政党,具有多年的草根工作经验。繁荣党过于保守,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色彩过浓,它的选民来源就没有那么广,所以在1996年时的得票率远不如后来的正发党,正发党除了吸引繁荣党之前的主体选民之外,还把更多的保守中产阶层吸引了过来。这对于正发党而言才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我们看它的得票率一直是在上升的,其他政党很难撼动正发党的地位。

  在正发党之前,土耳其长年受困于难以建立稳定政府,没有一个政党有能力赢得多数选票,这种政治不稳定是土耳其社会和经济危机的因素之一。民主制如果陷入到政党的私利和无休止的争吵,也就是失败国家。根据亨廷顿的保守主义理论,对一个国家而言,有效的政治统治可能比体制更重要。民主国家要想实现有效统治,就必须建立稳定的政府和政党协调机制。自2002年开始,正发党建立了多年来第一个稳定的多数派政府,土耳其人对于稳定政治的期盼得到了落实。

  十年来,在正发党领导下,土耳其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与外交成绩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被认为形成了一种“土耳其模式”,其内涵大致是:在一个穆斯林国家,由温和的保守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经济上走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积极融入全球化,重视民生,政治上坚持民主化,社会-文化方面则在世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打擦边球,尽量满足保守选民的宗教需求,外交上坚持相对独立自主的立场。

  

AKP的一党独大及其问题

  2013年5月底,从伊斯坦布尔塔克西姆广场开始的一场环保运动,随后演变成席卷土耳其一些主要城市的反政府抗议活动,警民冲突不断,多人受伤和被捕。抗议者指斥来自正发党的总理埃尔多安是个“独裁者”,要他下台。埃尔多安,现年59岁,出身平民阶层。身材高大健壮的他还做过几年职业足球运动员。埃尔多安毕业于宗教职业学校,后入大学学习经济管理。他是一个保守但又讲求实用主义的政客,曾因在政治活动中引用伊斯兰经文而短暂入狱。他早年加入伊斯兰主义政党,于1994年当选为伊斯坦布尔市长,在任期间,他政绩斐然,成为全国瞩目的政治明星。后因军人政变,政党被解散,埃尔多安遂与原政党脱离干系,并于2001年参与创建了现在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至今他已经连续当了三届总理。过去的十年,“土耳其模式”虽然非常成功,但土耳其自身所固有的政治与社会矛盾并未解决。土耳其社会长期面临三大挑战:文武关系、政教关系与民族问题。这些问题植根于土耳其的现代历史之中。

  首先是文武关系。1960年以来,土耳其军方通过不同形式多次干预文官政治。尽管土军方每次都会还政于民,但通过制定新宪法,审判、关押和限制一些政治人物,它规约了土耳其的现代政治进程。直到最近,我们看到大批土耳其军方高层人士被逮捕和审判,正发党看起来已经制住了军队。正发党依靠强大的民意和司法手段已经“驯化”了军队。目前各方都愿意靠文官的、民主的程序解决问题,希望军队老老实实地保持中立。但埃及的穆尔西被军方推翻,西方各国态度暧昧,这重新引起了土耳其是否会再次发生军事政变的担忧。

  其次,政教关系与民族问题其实是认同政治。现代土耳其建立在凯末尔党人确立的激进世俗主义基础上,宗教被置于世俗国家的严格掌控之下。但在民主化之后,这一原则不断受到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挑战。在正发党之前,曾有伊斯兰主义政党挑战世俗主义,但被以捍卫世俗主义原则自居的军方压制下去了。出身于伊斯兰主义的正发党,坚持走实用主义路线,更强调经济发展和民生,这是它被世俗主义驯化的结果。正发党已经不是一个典型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但考虑它的出身,还有它在一些敏感问题上的小动作——比如修改涉及伊斯兰头巾的法条,通过限酒令,强化宗教教育,等等——都深深刺激了世俗主义阵营。

  民族问题指的是长期困扰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库尔德族人占土人口的五分之一,他们也有自己的政党,当然库尔德工人党是非法的,它已经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由于很难突破10%的议会门槛,库尔德人政党采取的办法是党员先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进入到议会后还是原先政党的成员。有趣的是,库尔德族人也经常把选票投给正发党。正发党能够吸引库尔德人支持的原因在于:(1)它强调伊斯兰认同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2)从繁荣党开始就坚持主张联邦制的方向,这有利于在地区或省的基础上来贯彻伊斯兰主义政策,消除中央集权国家对全国的掌控,而联邦制诉求对于库尔德人来说似乎也符合他们要求自治的期待。(3)正发党在库尔德聚居的东南部修路、通电,搞经济发展,惠及了库尔德人。这表明,在土耳其,种族认同基础上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号召力相对下降了。这个基础上,埃尔多安党人想通过民主的手段解决库尔德问题,甚至愿意与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谈判,换取他们停火。

  最后,经过正发党的十年,土耳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即在一党独大局面下,如何理顺民主与自由的关系、“多数人暴政”与保障少数人权利的关系问题。正发党已经在土耳其建立了一党独大的局面,反对党目前无法对其形成有效制约。埃尔多安还想成为普京那样的人物。土耳其将改成总统制。这样,埃尔多安从总理的位置退下来后就当总统。埃尔多安表现出日益明显的自大、傲慢与专制倾向,在修宪、通过保守色彩的法令、媒体自由等方面,埃尔多安集团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正发党曾团结了大批土耳其自由派,但随着它日益表现出的专制倾向,自由派感到颇为失望。长期执政的一个结果就是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尤其是执政者与资本集团的结合。最近,已经通过收购等手段控制了土耳其大部分传统媒体的埃尔多安,还批评了Twitter,说“社交媒体是社会最大的威胁”。埃尔多安党人在土耳其的统治对占少数地位的边缘群体构成了威胁,甚至让他们感到绝望。这是土耳其当前发生全国规模抗议的最重要原因。

  席卷土耳其主要城市的抗议,始于一场发自草根阶层的环保运动。它的导火索还包括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限酒法令。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它更多指向了现政府与埃尔多安。据悉抗议者还冲击了正义与发展党的党部。这次土耳其抗议行动的主体,除了过去十年里在民主选举中失利的反埃尔多安和反正发党势力,也有小部分原先正发党的自由派支持者。当前席卷土耳其的反政府抗议行动,容易让人想起过去几年的大规模游行。2007年,蔓延土耳其全国的示威是世俗主义者在土耳其发起的最大规模的反攻,但终无实际效果。过去的抗议主要与选举政治有关,而这次抗议反映的主要是边缘群体与反对派针对正发党一党独大的愤怒。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有政治的反对派,有对现政府的质疑、批评与反对,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曾经也是出身于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的总统居尔,在呼吁各方保持淡定的同时,肯定了民众的抗议权,他强调,在民主政体中抗议与游行是正常的,民主并不只是关乎选举。

  如果说“阿拉伯之春”要解决的问题是从专制向民主的过渡,那么,土耳其当前的危机就是民主化进程的深层次问题。它主要不是民生问题,而是如何避免多数人暴政的问题,是如何保障边缘群体与少数群体的权利和自由的问题,是认同问题,也是价值问题。换句话说,在根本的意义上,它不是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不只是简单的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关系问题(若以是否支持正发党为准,支持正发党的选民大概占总人口50%,反对正发党的占35%),而一个自由与价值的问题,它以教俗之争为主,并包括了大量边缘群体,如世俗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少数族群(库尔德人、阿莱维教派)、环保人士、女权主义者以及同性恋者等。

  可以预见,正发党的一党独大将不断引起反对派的反弹。因为正发党的竞选优势让反对派感到绝望,他们觉得没有赢的机会了。世俗的中产阶层感到不安全,日益与政权疏离,并憎恶民粹主义的正发党。这必然使土耳其走向政治与社会的危机。因为土耳其社会本身就存在着世俗与宗教的分裂,如果正发党在多数统治的基础上坚持贯彻其保守主张,一意孤行,罔顾反对派的意见,这势必加强土耳其社会和政治的两极化。穆尔西在埃及的命运,繁荣党在历史上的命运,都在提醒着正发党。

  正发党的一党独大以及埃尔多安的独裁倾向已经降低了土耳其的社会共识和政治妥协的能力,从社会治理和长远的良性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极其不利的,土耳其社会和政治的两极分化将很可能葬送“土耳其模式”。当前,土耳其政治议程上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废弃1980年军事政变后确立的宪法,重新书写一部新的宪法。如果正发党能够改变其专制倾向,采取更具调和性的风格,学会与反对派及市民社会合作,使土耳其建立起良好的政治氛围,将有利于宪政改革的顺利完成,并使土耳其的自由民主制度走向成熟。■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现代土耳其的世俗化与伊斯兰复兴问题研究”(批准号:09CZJ004)阶段性成果。郑景昕编辑,工作邮箱:zhengjingxin@wxj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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