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约瑟夫·奈首次提出软力量的概念，在过去的22年，这一概念广泛地改变了国际政治领域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奈也逐步明晰了美国应用背景下软力量的内涵、资源、运用方法。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政府在对软力量的研究和应用中，将美国土壤中繁育的软力量移植入中国环境，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奈氏软力量的内涵和要素，产生了中国视野下的软力量。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七次、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均将增强文化软实力列为国家发展目标之一，软实力中国化进入持续升温阶段。
与奈氏软力量的美国内涵相比，中国视野下的软力量的内涵发生了哪些变化？中国学者对软力量的关注点较之美国学者又发生了怎样的转移？这些变化和转移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同一概念外壳下的不同内涵的差异体现了构建中国软力量过程中的哪些核心问题？对中国有什么启示和意义？这些都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一、作为“吸引力”的软力量
约瑟夫·奈将软力量定义为“一种能影响他人喜好的能力”，他认为，“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取得它所选择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别的国家会以其为榜样，或者接受一种会导致这种结果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规定导向、建立环境与使具体某国发生变革是同样重要的”。
1．历史纵深中的软力量———信息时代带来的契机
(1)软力量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奈氏软力量的提出源于关于未来世界格局和美国兴衰走向的一场讨论。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际格局的走向备受关注，保罗·肯尼迪断言：美国和苏联将与历史上的大国一样因军事上的过度扩张而走向衰落，未来国际局势将呈现多极格局。约瑟夫·奈则认为：美国在当今世界不仅拥有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力量的优势，而且还有文化、价值观念、国民凝聚力等软力量的优势。因此，美国不同于历史上的一般大国，仍将会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软力量的提出较为合理地解释了两极格局在美国没有消耗一兵一卒的情况下转化为美国一超独霸的原因，这是注重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现实主义难以解释的现象。将人们研究国际局势的视角从历史空间带进现实时代，提供了国力分析的新方法。
20世纪90年代，某些不同于以往的时代特征使得软力量成为国家力量的组成要素之一。这些特征包括：第一，经济全球化已成定势，各国之间的经济高度依赖。在运用力量时威胁和强制的意味越浓，代价就会越昂贵，所以力量资源中威胁较小的部分，将变得更有实用价值。第二，解决全球化问题成为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各国必须面对恐怖主义、环境恶化等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无须面对的问题。第三，战争成本日益提高，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遭到道德谴责，合作、吸引或施加影响成为一种成本低廉而有效的方式逐渐取代战争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
(2)力量性质的变化。什么是力量？奈认为力量是对他人的行为施加影响以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结果的能力。有两个概念与其紧密相关，即“力量资源”和“力量转换”。力量资源包括人口、领土、自然资源和经济规模、军事力量和政治稳定性等，是力量存在的前提条件。力量转化就是将以资源为标准的潜在实力，转化为以改变他人行为标准的现实力量的能力。在信息时代，力量的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力量资源在历史进程中是始终发生变化的一组变量，“力量正在向占有丰富信息而不是占有丰富成本的方面转化”。从16世纪至20世纪，国家力量的来源由军事资源转向经济资源，并逐步向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等软实力资源转化，诸如日本这样自然资源贫乏的小国，却因为教育的普及和科技的发达成为20世纪经济强国之一。
更为隐蔽的变化发生在力量的转化能力方面。并非所有的潜在资源都会转化为现实力量，把握时代环境是提高转化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的常规军事资源强于美国，核力量与美国持平，但国际影响力却不及美国。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国家都意识到高昂的战争成本令苏联无法将大多数问题都诉诸武力解决。而美国经济繁荣所带来的舒适生活却是所有国家都向往的，对美国式社会模式的向往超出了对苏联武力的惧怕，从而使得苏联的综合国力弱于美国。
2．不同社会层面中的软力量———全球化带来的契机奈认为，所谓政治问题的现代发展趋势主要体现于传统国际局势中军事力量角逐的一维游戏已经转化为依次叠摞、相互联系的“三维棋局”。最上层的军事力量沿袭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力量角逐的规律，中间层面关于经济事务的格局因经济组织、跨国公司的参与令国际间的合作多于对抗。在三维棋局的底部，分布着应对恐怖主义、国际犯罪、气候转化、传染病防治等全球性问题的力量角逐，各国之间在这个层面上有广泛的一致利益。第三层棋局同时支撑上两个层面的博弈，无法想象一个犯罪横行、传染病肆虐的国度可能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或与其他国家建立广泛的贸易联系。“拥有不同筹码的牌手正在不同的牌桌上打着世界政治这副牌，赢家各不相同，只是
其输赢通常要打上不小的折扣”。
3．奈氏软力量的内涵
奈氏软力量的内涵可以分为理论视角和理论内容两个方面，理论视角是指将软力量作为分析国家实力和国际格局的一种新方法，奈对这种方法作了阐释；理论内容则指奈在软力量概念应用时填充的实际内容。在理论视角方面，奈认为，软实力使人随我欲，可称为间接或者同化实力的表现。力量可以来自于对他人的吸引而非威慑，令其他人心向往也是力量的重要体现。如果一个国家能使其权威是合法的，那么它在行使权力时便不会遭到多少反对。如果它的意识形态有吸引力，那么别的国家就会争相效仿。如果它能建立与其社会一致的国际准则，其需要变更的可能性就很小。简言之，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适性和这个国家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力量的重要来源。
奈清晰地认识到，在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下，制定规则比参加竞争更为重要，引领导向比判断正误更为重要，构建环境比改变他人更为重要。因为规则、导向、环境一旦确立，其自身就成为保护安全、排除异己的重要手段，框架本身对潜在的对手进行了改变和挑选。重建框架或远离框架都可能走向自我封闭，被世界视为异己的危险将远远大于对自身整合和改变的危险，中国在加入WTO时付出的高昂的代价就显示了这种框架力量。
关于软力量的来源，奈的认识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发生了部分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奈认为“同化式实力的获得靠的是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或者是确立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别国意愿的政治导向的能力”，包括国家凝聚力、文化全球性普及、国际机构中的作用三个方面。但是，究竟怎样的思想会产生吸引力，奈并没有作进一步阐释。2004年，奈在《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明确地提出“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
在理论内容方面，奈几乎完全站在美国的角度上对软力量进行了填充，并没有学理上形而上地抽象出何种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最适宜产生软力量。但在对软力量理论视角加以阐释的过程中，奈不断以美国为例，认为普世性文化即为美国式文化，“不管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其传播的力度与当时的罗马帝国不相上下”，“罗马及前苏联的文化影响止于其军事力量的尽头。但美国的软力量统治着一个日不落帝国”。在运用软力量方面，奈完全以树立美国形象及推行美国价值观为出发点，失去了将软力量作为学术研究方法的价值中立态度。“向外国人说教不是转化他们好的办法。所有的信息都要通过文化的过滤器，光嘴上说比实际行动和榜样相结合的影响力要小得多。”“美国公司的总裁、广告商和好莱坞工作室的头目们不光向世界其他国家兜售商品，还销售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和成功秘诀。”对于软力量过于形而下的论述使得软力量理论显现出狭隘的文化霸权色彩，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软力量的价值。软力量在这一层面上的意义类似于文化分析中葛兰西“霸权”所代表的意义，“人们怎样组织和理解日常意义、表述及行为，把统治集团的利益变成一种明显是自然而然、无可争议，甚至是唯一正常的普遍利益”，人们“被同化到统治集团的世界观中来”，“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在一事形态方面的领导权”。
中国人借鉴了软力量的理论视角，而抛弃了理论框架下填充的美国内容。在中国，软力量被视为分析国家实力的新方法，并被认为是在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实力而大力加以构建。大多数中国学者接受了软力量是吸引和说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力量这一定义，但对于填充其中的美国内容却保持了警惕的态度。学者们普遍认为奈氏软力量是美国推行文化霸权、进行和平演变的途径。庞中英在《中国软力量的内涵》中明确指出，“奈氏定义只是软权力定义中的一种，它是基于美国经验，尤其是冷战期间和冷战后美国的世界经验而得出的”。“奈在许多本著述中讲的‘软力量’式关于美国的软力量的，这就使他的软力量具有很强的特殊性。我们在谈论中国的‘软力量’时，不能生搬硬套奈的概念。”
关于中国的软力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政治家和学者都在思考去除软力量的美国内核后，中国人需要向软力量这一概念注入什么样的中国式内容？什么是中国的软力量？中国希望具有什么样的软力量？中国如何发展自己的软力量？关于软力量的内涵，李希光等认为是“说服别人的能力”；刘德斌在梳理概念后认为，软力量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同化力与规制力；贺颖等认为软力量是由“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所产生的一种吸引力和感召力，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同化力与规制力”；周桂银等认为软力量是“一国影响他国意愿的能力和无形的力量资源”；刘杰认为软力量是“由核心价值、政治制度、文化理念和民族精神等要素蕴涵的力量资源及其内化于国家行为而产生的影响力和驱动力”；皋艳认为，软力量是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民族习性、政府素质等多方面的精神因素构成，并通过各种文化媒体、信息资源、学术著作及国际组织的规则制度表现出来，具有超越时空、迅速扩充和无限挖掘的巨大潜力。
2．中国视野下对软实力关注点的转变
中国学者对于软力量的重要性认识已经达成共识，其重点在于力量资源的具体内容的确定以及如何将现有资源进行力量转化，即中国具有什么样的软实力，这是一个尚在讨论中的问题。与美国相比，中国并不需要谋求世界霸权，没有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推行文化扩张的诉求，政界和学界都没有把同化世界其他地区文化作为推行软力量的目的之一。因此，中国式软实力较之美国对内功能强于对外功能，学者关注力量资源的确定和转化甚于关注力量的运用。中国视野下的软力量的核心任务在于确立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树立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形象，使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民族认识自我，使世界以明确的形象认识中国，构建一套不同于欧美的价值取向和政治标准。在实现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把软力量作为增强国家实力的目标而号召人民加强建设，不失为明智之举。
中国式软力量的另一关注点在于如何构建，几乎所有中国学者所著的有关软力量的专著都会对这一内容详加阐述。利用奈的理论构架来分析，如何构建的问题与力量转化有关。侯胜利在《试论中国软力量的构建》一文中指出：“所谓中国软力量，就是既具有普世性又具有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制度、政策和文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是中国最基本的软力量，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是中国软力量的重要构成部分。”制度创新也是构建软力量的重要途径。在国林霞《中国的软力量及其构建》一文中，提到了中国独具魅力的发展模式，“由于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快速发展，中国模式(即‘北京共识’)越来越吸引第三世界的无数追随者，并且使得美国模式(即‘华盛顿共识’)逐渐失去吸引力。拉美、东欧和亚洲等实施‘华盛顿共识’的国家都曾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衰退和生活水平严重下降，至今还没有完全走出衰退的阴影；中国长达26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研究软实力如何构建方面，部分中国学者往往将“力量”与“力量资源”混为一谈。中国具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连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只是产生软力量的潜在资源，并非所有潜在资源都会转化成为实际力量，不同的转化方式产生的力量也大不相同。陈玉聃指出，“文化并不都是软力量，也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已经成为或可以成为软力量，文化要成为软力量必须满足其传播能同化他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他人观念的同化有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以及同化过程中国家控制力得到增强这样三个条件”。如何有效地将中国软力量的现有资源转化为实际力量，尚在摸索研究之中。
三、中美软力量理论的差异及启示
在以上的论述中，中国将软力量视为对内建设的目标，美国将软力量作为维系其超级大国地位的工具。与之相应，中国重视软力量的内涵、力量来源和力量转化，美国则更加重视软力量在国际社会中的运用。部分中国学者在去除软力量理论美国价值的同时，其所存在的历史空间和社会层面也一并被忽视了。增强软力量成为文化建设的代名词，软力量理论在迅速普及的过程中面临“庸俗化”危险。软力量的理论框架没有得到准确的移植，失去了时空维度和逻辑维度，显得过于单薄，使得本来就不是高度抽象严谨的奈氏定义更加模糊，给实际操作带来很多不便。软力量理论的适时而出取决于全球一体的信息时代和参与主体、国际争端日益多元的国际社会，脱离了这样的时代背景，对软力量的单纯强调很容易导致危险。罗马帝国的灭亡向历史展示了这样一条规律：繁荣的文化本身并不具有自我保护的能力，野蛮征服文明，继而又被在文化上同化的例子并不罕见。
对软力量的谋求是一国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需求，同时，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国才会开始谋求自身的软力量。偏重于力量资源的对内建设而非国际影响力，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自身可以转化为软力量的力量资源的认识尚不明晰，核心价值体系模糊，民族国家的公民意识尚未完全成熟。尽管在派遣维和部队、参与东盟等地区组织、投资对外媒体等国际行为方面，中国较之以前已大有建树，但不得不承认软力量建设还在起步阶段。美国总统布什说：“我惊讶地发现，人们对我们国家的误解如此之深以至于会憎恶我们……像许多美国人一样，我就是没法相信这一点，因为我知道我们有多好……”与美国公民对自身国家强烈的认同感和自信心相比，中国软力量的构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美软力量差异的另一点启示在于，构建中国视野下的软实力在于创新而非被同化，力量的本质在于影响他人而非被他人影响。中国希望通过软力量对国际社会施加怎样的影响？中美软力量的本质差异在于运用力量的目标不同，美国因其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运用软实力维持其霸主地位，而中国作为一个快速上升的潜在竞争者，需要通过软实力构建一个稳定、安全的发展环境，这个目的决定中国软实力的核心在于内敛型示好。中国有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和高速发展的经济模式，如何利用这些力量资源并将其成功转换为国际社会接纳和认可中国的发展，而非警惕和防备，将成为中国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软力量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