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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舆情收集与舆论监督

  历朝执政者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无不以政权长久和社会稳定为重要的目标,他们都很重视来自基层社会的声音——“舆情”的收集,倾听百姓的声音,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和批评。为此还摸索出一些办法,建立制度化的舆论监督体系,以保证舆情上达,惩恶扬善,政通人和。

  帝王巡历,观风问俗,倾听百姓的声音

  圣贤名君,是古代帝王的理想追求,如何治理好国家?从远古时代开始,先民们就在不断探索并逐步形成一套被认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之一便是最高统治者定期到他所管辖的地区“巡狩”,巡行视察各地,意在观风问俗,体察民情,纠察官员,处理政务等。

  据说,史前时代的帝王“五年一巡”,其他四年,各地诸侯王到京觐见,以示臣服与监察之意。舜有“入于山林川泽”野外探险的本领,“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舜在位期间,勤于政事,开拓疆土,经常外出巡视,最远时到达广西苍梧一带,打通了江南与中原的通道,史载“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禹在位期间,足迹几乎遍及天下,治水修河、降魔除怪、安抚黎民,最终也死在巡视天下的途中,据载:“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秦统一六国后,始皇帝曾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巡游。虽然他的出游饱受批评,但有两个史实不容回避,一是他的巡游名义上遵循“三皇五帝”时的“巡狩”,二是初定天下,他希望通过到各地巡视,提高威望,打击六国旧贵族势力,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巡游的地域涉及到今天的甘肃、陕西、河北、山东、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和安徽等地。西汉武帝同样重视对各郡县的巡视,足迹遍及今陕西、山西、内蒙、宁夏和辽宁、河南、山东、湖北、江西等地。公元前110年,“天子巡边,亲至朔方”。

  帝王到各地巡游,收集舆情是他们公开的重要目的之一,正像《北史·隋本纪下》中隋炀帝所讲的:“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庶乎四聪以达,天下无冤。”

  后世多认为帝王巡狩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尤其是炀帝出游过度,甚至客死在外出巡游的路上,对后世触动很大。所以,唐朝建立,唐太宗李世民汲取教训,下令约束自己及后世帝王的出游行为,他认为帝王出游带有很大的游玩性质,娱乐的形式有很多,不必远涉江湖,京城内就可以满足需要;即便是到地方观省风俗,体恤民情,收集舆情,也不必帝王亲自前往。他认为,唐代有“忠良可接”,有身边忠臣良将来辅佐,就没有必要去求神仙来保佑了。

  此后,历代帝王的巡游各地现象基本消失,仅有个别皇帝,如明武宗、清康熙和乾隆等还曾离开京城去远足。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深知百姓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深知民间舆论的重要,民意不可违背,民声不可不听。帝王直接到基层去收集舆情,是基于中国古代对圣人君主的期盼与要求,不到地方去同样也要想方设法了解民意。唐太祖李世民虽然不再巡历各地,但他却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善于纳谏的帝王之一,也是最关注民意与民情的帝王之一。《贞观政要·论政体》中所讲的“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揭示的正是唐初宰相魏征和唐太宗引用古训强调民意的重要。所以,帝王离不离开京城,是否亲自到地方采集舆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民间舆论和民意的重视。

  关心民瘼,采听社会舆情,在古代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

  魏征和唐太宗引“古语”“古训”以表达重视民情舆论之意,在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中国政治思想最核心内容的背景下,仁者爱人,以民为本的思想深入人心,重视民情舆论,体现在国家政治体制、司法制度和道德思想各层面。关心民瘼,采听社会舆情,在古代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周朝时便设有采诗官,采诗观风问俗,以了解民风、民情、民俗、民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如果从舆情监督和治国理政的角度去理解,它也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中国舆论监督史。

  《诗经》又称“诗三百”,据说是孔子整理,收录了自西周到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的诗歌,约三百首。《诗经》也是“十三经”之一,“十三经”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源头和核心,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六义”是《诗经》最具代表性的六个特点,包括风、雅、颂和赋、比、兴,其中“风”排在首位。何谓“风”?“风”是“国风”,计有15个“国”(地区)的诗歌,《诗经》三百首,风的部分就占了160首。被排在首位,一是数量最多,二它是《诗经》最精华的部分,它在治国理政中最具有现实的意义,因为“风”来自民间,来自基层,反映的是人民的意愿和心声。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七月》是其中最长的一篇,八章八十八句,描写了农民一年四季的农业劳动和劳役、田猎等,反映了人民朴素而真挚的情感。《硕鼠》更是一首现实主义诗篇,它把统治者比喻成硕大的老鼠,既抨击他们贪得无厌,又警告他们要爱惜百姓。“风”在古代具有舆论批评和监督的作用,已为人所共识。如毛亨《毛诗训诂传》是最早《诗经》注本,其中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风的教化不仅是对上的,也是对下的,“诗之六义非起于周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百姓作诗所以谏君,君又用之教化,舆论监督与治理施政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诠释。

  先秦以来的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一直得到很好的继承与发展,发挥民间舆论的监督作用,此后长期被以多种形式利用。清议之制在古代中国一直比较流行,自汉魏六朝,直到明清之间,以士大夫或士绅为主要组织者,以民间舆论为形式的清议,对国家政治进行监督或施加影响,在某些历史时期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清议,可议政,可议国,可议人,可议事。魏人曹羲在《至公论》中讲“谈论以当实为清,不以过难为贵……兴化致治,不崇公抑割,情以顺理,厉清议以督俗,明是非以宣教者,吾未见其功也。”东汉末年出现的月旦评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点评时政、时人、时事的“谈论”平台,汝南名士许劭、许靖兄弟自拟议题,邀请名流士子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月旦评标榜公平执中,裁量执政,关注的重点聚焦在时政上,品核公卿,臧否朝政,从而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它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政治生态、官吏选拔和行政制度的运行,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重要的监督作用,因此有学者认为“从现代舆论学的角度来看,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有组织的舆论监督行为”。

  宋代的文人士大夫有良好的议政传统,当时的民间舆论力量也颇为强大。宋代学院和书院教育的发达,文人参与政治的热情高,从普通百姓到士绅官员都有比较自由地议论朝政的环境,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评议时政,上到皇帝下到普通官员,都是被评议的对象。图书出版和文学艺术领域都比较开放,许多作品以夸张的手法和讽刺的语言,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言论激进思潮,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谣谚”抨击时政,在《三朝北盟汇编》卷五十一,记载有时人的“十不管”之语,批评政府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不作为,乱作为,可谓形象生动:“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砲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对奸臣童贯和蔡京把持朝政,祸民殃民,侵害百姓的行为,民间也编了不少歌谣予以痛斥,吴曾《能改斋漫录》中有“打破筒(童),泼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之句,曾敏行《独醒杂志》记有“杀了童蒿(童贯)割了菜(蔡京),吃了羔儿(高俅)荷叶(何执中)在”等,反映的都是百姓的诅咒之声。

  当然,民间的舆论自由度,主要取决于政府的管理度,对民间“妖言”“妖书”等涉及到敏感政治事件或影响很大的,政府也必须出手干预。到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私人贩书刻书和商业印刷业的发达,来自民间的声音越来越强劲,也迫使政府必须主动应对,既要监控好舆情,又要利用好舆论监督,做好制度建设。如果政府能听到《硕鼠》歌谣中老百姓愤怒的哀怨,怎么会有后来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和“休道石人一只眼,挑战黄河天下反”愤怒的吼声呢?正是因为民间歌谣是舆情民意的表达,历代王朝才会如此重视来自基层社会的舆情报告,才会把舆论监督纳入到国家的制度建设之中,通过制度规范来保障舆论能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

  古代中国积极加强制度建设,把舆论监督纳入国家管控体系之中

  在古代中国,把舆情作为监督的一部分并制度化,出现是非常早的。规定有多个方面,一是天子巡狩五年一次,《孟子·告子》说,“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二是诸侯(地方官)来京朝觐天子,陈述民情。三是委派专官钦差到地方,“代天子巡狩”。四是建立专门的言谏制度,或专职的监察职官,巡历天下,获取舆情。五是允许百姓击登闻鼓,上书言事,或诏求直言等。

  中国早期的地方官,郡州制下的地方长官称“郡守”“太守”,“守”是划地而治,代天子管理地方。而府、州、县的长官,称“知府”“知州”和“知县”中的“知”强调的官员对辖区情况的了解。地方机构固定设立之后,中央又会向地方派出监察官员,巡视地方,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体系,刺史从监督官到地方化表明了其监察职能的突出地位。各朝代都有不同形式的负责对地方舆情监控的职官,巡行地方,发现问题,及时奏报或处置,这些机构、官员或机制的存在,是舆情上达的重要保证。

  唐、宋时,京城设有进奏院等,它是地方在京的办事机构,负责沟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息联系,以保证上情下达,下情上闻,上下互通。在宋代,进奏院与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粮料院、审计院和官告院合称六院,这样的机构设置,能保证文武官员及士民章奏表疏及时上呈。北宋庆历年间,在进奏院任期的苏舜钦有《上仁宗应诏论地震春雷之异》一文,作者以强烈的措辞和口吻,揭示民情、舆情与国家稳定之间的关系,认为必须听舆论、识民情。

  明朝中央建立一套更加完善的监察与谏议制度。朱元璋认为,“(言官)所贵者,忠言日闻,有益于天下国家”。他曾给台谏官以“风闻言事”的权力,风闻奏事,言者无罪。早在建国前,他就对按察司的官员们说:“凡事当存大体,有可言者勿缄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卖直。苟察察以为明,苛刻以为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于风宪矣”。洪武十年(1377)时,各道按察司官来朝,朱元璋再次诏谕各官员:“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宄者多,牧民之官不能悉知其贤否,故设风宪之官为朕耳目,察其善恶,激浊扬清,绳愆纠缪,此其职也”。

  明清时期的科道官、督抚制等,都有察访社会舆情的职责。由中央直接派出去的钦差,虽然多属临时性质,却也纳入制度管理之中,代表皇权巡视地方,保证民间舆情可直达中央。从明到清,陆续发展成熟并制度化的密疏制度,是更高级的舆论监督形式,除正常的监察体系之外,有被赋予有密疏(折)言事的大臣,可更加灵活方便地把舆情直接奏报给皇帝,办事的效率更高。

  顾炎武在《日知录·直言》中说:“‘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民之议矣”,顾炎武主张“许庶民之议”,就是允许百姓评议政治。在《日知录·清议》条中,他又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由于可见,清议政事、舆论监督,在以顾炎武为代表的著名思想家看来,是多么的重要,它既是中国优秀文化的代表,也是数千年中华文明代代相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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