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打击投机资本、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等系列举措，国民经济逐步恢复，社会秩序逐渐好转，国营经济领导地位日渐巩固。然而，在社会经济结构新旧转换的过程中，我国私营工商业出现了不可避免的阵痛，生产经营产生严重困难。1950年6月，《人民日报》刊登的《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提到了一位武汉资本家写的对联“挂红旗五星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描述了当时私营工商业者的心境：一方面，他们对推翻“三座大山”感到扬眉吐气；另一方面，对一些政策心存疑虑，面对一些生产经营困难而信心不足。
对此，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合理调整城市工商业是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巩固和强化国营经济领导地位前提下，党中央相继采取了多项措施，有效调整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有力改善了城市工商业的不良状况，稳步提升了国家调节国民经济的力量。
城乡商品流通堵塞，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49年资本主义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3%，1950年私营工商业在社会商品批发总额中占76.1%，在零售总额中占85%。私营工商业在为社会提供产品、实现商品流通、增加社会就业、促进国民经济尽早恢复发展等方面作用显著。
不过，由于私营工商业之前面对着持续的通货膨胀，投机性严重，强烈依赖官僚资本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存在很多泡沫，一旦遏制通货膨胀，虚假购买力就会消失，老百姓对一些物质和服务的需求就大为减弱，不再寻求购物保值，自然造成市场萧条、部分私营工商户倒闭乃至大规模失业的情况。
为此，党中央先后召开了多次会议，研究解决这些困难的具体办法。1950年5月8日，在中财委指导下，私营企业局决定召开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工商局局长会议，并邀请若干资本家代表参加。在会上，资本家纷纷诉苦，说我国工业品在国内销售不了，建议鼓励出口。各大城市工商局局长也在为当地土特产销不出去发愁，要求国家收购。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薛暮桥在回忆录中谈到，市场萧条主要是由于之前的长期战争影响，以及制止通货膨胀后城乡商品交流出现了堵塞，并非真正的生产过剩。眼下的情形只是暂时现象，只要恢复城乡物资交流，工业品和农业品都可以找到销路。
重点调整公私关系，搞活城乡物资交流
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把合理调整工商业列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重要条件之一，确定调整工商业必须本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基本方针，抓好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这三个主要环节，重点是调整公私关系，也就是人民政府、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讲，政府要求国营经济机构根据需要，对私营工业企业实行有组织的加工订货和收购农产品，解决私营工业在原料来源、产品销路和资金周转方面的困难，帮助他们维持和恢复生产。在此过程中，中财委在制定大政方针的宏观指导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注意精心把握细节，稳妥处理每一个具体问题。
据《陈云传》所述，为了确定工业品与农产品的比价问题，陈云专门派部下杨波前往北京图书馆查阅抗日战争以前的《大公报》《益世报》，把当时报上刊登的大中城市主要工农业产品，如棉布、棉纱、粮食等价格，都抄录下来，与现时同类产品价格对比，了解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变化情况。杨波向陈云汇报时，说明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比战前扩大的具体情况，并建议适当降低当时上海和天津生产的两种名牌白细布“龙头布”“五福布”的价格，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陈云问，按照这一意见，每个农民平均一年可以得到多少好处？杨波事先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具体计算，回答不出来。陈云接着就说，当前的问题不是把每匹布的价格降低几毛钱，而是如何尽快恢复搞活城乡物资交流，让农民手里的农副土特产品卖出去，增加他们的收入，提高农民购买力。为此，陈云还给杨波详细算了一笔账，令杨波心悦诚服。
在调整公私关系的同时，政府还着力调整私营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运用各级工会的力量，救济失业工人，有重点地组织他们参加市政公共工程建设，以工代赈，逐步建立起劳资协商会议制度等新型劳资关系，以及拟定各行各业公私分工合作的原则及产销计划。
拉动内需活跃市场，形势好转稳定人心
经过精心调整，城市工商业的恢复发展成效显著，大大活跃了城乡交流。工业生产由萎缩转向增长，商品销售量迅速增加。据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的统计，面粉、大米、棉纱、棉布四种主要商品的销售量，1950年10月比4月分别增长54%、289%、128%和133%。到了1951年，形势更加好转。私营工业生产总值增长39%，私营商业销售额增长38.7%，全国通过土产交流会销售土产品总额10.4亿元。上海资本家称1951年为私营工商业发展的“黄金年”。
对于工商业由萧条到复苏的现象，陈云于1951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作过形象的描述：“三月物价稳定，五月中旬全国各地工商业者都叫喊货卖不出去。于是我们发了两路‘救兵’，一为加工订货，一为收购土产。”“到九月全国情况就改观了，霓虹灯都亮了。”武汉的资本家也把那副对联修改为“挂红旗五心（星）已定，扭秧歌稳步前进”。
1950年工商业调整经验表明，城市繁荣是农村经济转动的结果，城市工商业之所以恢复得这样快，主要是通过拉动内需促进城乡购销两旺，活跃市场。在调整中，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较快发展，不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受到限制。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有了较大发展，部分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间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和国家调节国民经济的力量进一步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