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当前，中国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且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国内外风险交叉传递，我们应保持战略定力，在做好疫情防控和加快复工复产工作的基础上，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污染防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步走”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
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长期变量和短期因素相互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叠加冲击，导致全球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冲突和风险隐患急剧上升，进而引发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调整。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导致全球经济活动暂停和经济衰退，将引发国际经济格局变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快速流行是全球面临的最大挑战。为抗击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各国采取旅行禁令、居家隔离、关闭工厂、封城以及封国等多种强硬措施，致使全球经济和社会活动陷入停摆，生活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率先遭受冲击，继而快速传递至能源行业和制造业部门，最终可能发展形成为综合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表现为经济大幅衰退和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尽管各国政府采取史无前例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措施，如向居民发放现金、无上限的量化宽松等，但其效果取决于疫情的控制程度。疫情可能会引发各国之间综合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动，那些经济损失较小、较快走出疫情的国家，将能迅速重启经济，综合实力将可能有所上升，而那些损失较大、未能有效控制疫情的国家，难以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节奏，综合国力将势必下降。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导致全球制造业供应链收缩。体现在：一是缩短运输距离，供应链布局趋于多元化。停工停厂、港口关闭和飞机停航等措施，导致部分零配件供应中断，商品物资跨境运输的成本和中断风险显著上升。这将迫使跨国企业牺牲一定的经济规模效应，多点布局，靠近销售市场设立工厂，以缩短运输距离，减少长途跨境运输引发的不确定性。二是改变制造业供应链的利润和成本中心主义观念，经济安全将成为重要的考量因素。目前，欧美发达国家的口罩、防护服和呼吸机等防疫物资供应之所以出现严重短缺，并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医疗设备制造产能转移至中国等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这引发了西方学者对于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和利润之间关系的反思。美国政府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正在酝酿制定购买美国货的法令，要求美国的制药和医疗设备公司回流本土，以减少对中国制造的药品和医疗设备的依赖。在疫情结束后，预计一些欧美企业会在利润和安全之间寻求平衡，选择在多国布局供应链，通过牺牲一部分利润来换取供应链的稳定性。
第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将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全球进入新一轮的大变革大发展时期，新科技革命蓄势待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发展和产业兴起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以5G、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兴起，将很可能产生“赢家通吃”的“马太效应”，赢者愈强，败者愈弱。这势必会重构全球经济的版图和结构。
第四，多极化深入发展，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断拉近与传统发达国家的差距，国际力量对比逐渐趋于平衡。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仍占据显著优势，但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呈现出强劲的经济发展活力，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已超过40%。未来，若这一趋势得以持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将超越发达国家，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和非盟等多边或区域合作机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第五，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思潮泛起，经济全球化遭遇暂时性挫折。全球化便利了商品、资本、劳动力、技术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产业转移，为世界经济发展繁荣提供了强劲动力。然而，全球化收益的分配是不平衡的，不仅体现为不同国家之间，而且表现为一国内部不同阶层之间，导致近年来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思潮泛起，全球化遭遇挫折，如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及其对贸易伙伴的加征关税行为、英国脱欧等。
第六，大国战略博弈加剧，中美在政治、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竞争凸显。美国的综合实力虽然占据明显优势，但其掌控国际事务的意愿、决心和能力明显下降。德、法等欧元区国家经济实力强劲，但在国防领域严重依赖美国。俄罗斯的经济实力显著弱化，但在军事领域拥有特殊重要地位。中国的迅速崛起是国际经济领域一个最为突出的事件，让美国觉得霸主地位受到威胁，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凸显。特朗普政府寄希望于通过采取贸易摩擦等方式，来打乱中国的产业链条，削弱中国快速追赶的势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美虽在G20、防疫物资提供和疾病治疗技术等层面开展了合作，但双边关系的竞争性更为突出，一些美国政客为推卸自身应对疫情不力的责任，对中国进行污名化，甚至无理要求中国赔偿损失。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
经济体量优势和较强的科技经济实力，使中国在应对国际格局不利变动时有较大的回旋空间，但中国经济运行方式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巨大压力。中国的疫情虽然得到较好的控制，复工复产显著加快，但疫情在欧美和全球的流行，加大了中国的疫情输入风险和全球经济金融的不稳定性，对中国产品的出口需求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阻碍了国内企业恢复生产的进度。
机遇主要体现在：一是中国经济的体量大，面对外部冲击时回旋余地较大。2019年，中国GDP的规模达99.1万亿人民币，极为接近百万亿人民币关口，人均GDP攀升至1万美元，在中等收入国家中的排位较为靠前。若按照目前的速度增长，中国人均GDP完全有可能在2023年左右攀升至1.2万美元，达到世界银行规定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线。较强的经济体质和巨大的经济规模，使中国能经受住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冲击。二是结构调整取得一定成效，消费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度显著提升。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供给侧改革，不再片面追求出口和GDP增速，而是强调进出口大体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统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出口导向、资源消耗、投资拉动向消费驱动、资源集约、科技创新驱动转变取得明显成效。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8%，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1.2%、11%。三是中国拥有较完备的产业体系，制造业产业链的集群优势明显，科学技术取得较为长足的进步，在5G、人工智能等领域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可利用国内市场规模巨大的优势，实现科技领域的弯道超车，抢占高科技制高点。四是在付出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后，中国较好地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企业复工复产快速推进，经济增长动能将快速启动，迅速摆脱当初因疫情暴发而被全球供应链“脱钩”的险境。目前，欧美国家因疫情快速蔓延而陷入经济暂停状况，且疫情何时得到有效控制尚不确定，这在客观上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一定的竞争优势。
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体现在：一是经济社会活动停摆，导致经济短期大幅下滑。2020年1月末至3月中旬期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基本处于暂停状态，一直到3月份大量企业尚未实现复工复产，导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8%。短期休克式冲击会损伤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动能。例如，一些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会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将导致前期的资本和技术投资基本损失殆尽，阻碍中国的技术进步;一些零配件企业的破产会损害中国制造业链条的完整度，降低中国整体制造业的集聚效应和国际竞争力。二是居民的消费需求仍处于高度压制状态，餐饮、旅游和交通运输等服务业远未恢复，进而影响着服务业大量的就业岗位。三是大量中小企业经济损失惨重，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亟需财政金融部门的输血支持。四是大量低收入劳动者的失业风险显著上升，一些人将因失业而返贫。五是中国制造业供应链面临着国外需求和供给两端的负向冲击。欧美疫情的大流行，不仅导致中国商品的出口需求下降，而且由于国外的停工停厂和交通运输管制，使得中国企业难以获取国外零配件，导致全球供应链条中断。六是欧美国家日益抬头的经济安全主义思潮，将导致疫情结束后全球供应链缩短，不利于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维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挑战集中表现为国际环境的不利变化。众所周知，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取得重大成就，一个主要经验就是对外开放。通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中国抓住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成长为“世界工厂”。而且，发达国家也向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使得中国得以利用劳动力资源，大力发展制造业，成为全球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国。
当前，国际环境新变化使得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面临着诸多挑战，具体有：一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使得中国难以通过继续扩大出口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增长;二是随着中国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当今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出口规模已不是当初加入WTO时的水平所能比拟的，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全球各国难以再继续为中国商品提供更大的市场，从而中国需要通过内需而不是出口来驱动经济增长;三是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额关税会加快中国制造业外迁步伐;四是中美政经竞争加剧，美国加大对中国获取其高科技产品、技术和设备的限制，欧盟也配合美国大幅增加了中国资本进入的门槛，显然，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加大提防力度的情形下，中国将难以通过贸易和并购方式获取重要的技术，将只能主要选择自主研发的方式来促进技术创新，从而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将可能会有所放缓。
同时，中国传统的出口导向、投资拉动和资源消耗型经济增长模式在内部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体现在：一是中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土地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劳动力、土地和环保成本大幅上涨，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且绝大多数制成品仍处于中低端;二是资源能源高度消耗，依赖进口，资源投入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三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发展存在一定差距，居民收入不均衡，一些深度贫穷地区的居民还未完全脱贫，妨碍了中国从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四是中国经济结构还不够合理，高耗能产业过剩现象较为严重，能源消费高度依赖煤炭，空气、水和土壤等环境污染问题较为严重，生态环境质量离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存在一定差距;五是渐进式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越来越多地触动不同集团的利益，改革的阻力和难度有所增大。
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打赢三大攻坚战
随着我国率先控制住疫情，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在做好疫情“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和加快复工复产进度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污染防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为实现“两步走”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第一，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加快复工复产工作，既要做好疫情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又要尽可能降低疫情防控措施对国内企业经营和就业的负面影响。体现在：一是做好疫情的“外防输入”和“内防反弹”工作。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在欧美等国大流行和输入病例数较多的状况，中国的疫情防控重点应是防范国外病例输入，同时做好国内重点地区的疫情监控，避免内部疫情反弹，力图避免暴发第二波疫情。二是科学合理防控疫情，允许出现零星病例，加快推进复工复产工作。应加快复工复产进度，尽快让经济和社会恢复常态，不要因个别地区的零星病例而有所延误。三是要密切跟踪和监测疫情对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做好应急预案和政策储备，加大对各类企业复工复产的保障力度。各级政府应加大对餐饮、旅游、交通和制造业等受疫情冲击较大行业的减税降费力度，金融机构宜采取降息、延期偿付、放宽担保条件和追加贷款等多种方式，加大对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避免因疫情造成大量中小民营企业陷入经营困顿甚至破产。
第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目前，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规模已经大幅降低，占人口的比重已从2009年的19%降至2019年的不足1%。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脱贫攻坚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脱贫攻坚战要遵循实施精准扶贫和保障一般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相结合、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财政资金和市场资金相配套等原则。具体有：一是精准选择深度贫困地区，财政资金应重点向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的“三区三州”地区倾斜。要落实好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措施，利用“三区三州”地区自然人文景观和旅游资源富集的优势，通过旅游开发推进当地产业转型升级和脱贫。二是发挥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功能，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抓好贫困群体就业工作，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三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出现返贫，重点防范低收入人群因疫情引起的就业机会减少而返贫的现象，及时做好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的监测和帮扶工作。四是借鉴国际经验，向受疫情影响较大、失去就业机会的低收入人群发放临时性补助。
第三，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改善。要将攻坚战重点放在群众关切、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上，要标本兼治，既要动用铁腕手段严抓源头防控，又要注重治理监督机制和相关配套设施的完善，坚决反对“一刀切”式形式主义治污，以实现污染防治和社会生产生活平稳有序的有机统一。具体为：一是要狠抓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加快水污染防治，实施流域环境和近岸海域综合治理;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二是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在全国范围内有序推进垃圾分类管理。三是基于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禀赋状况，抓住油气价格低的契机，加快油气替代煤的进程，同时推动煤炭清洁化使用，避免能源转型步伐过快对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产生不利的影响。四是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鼓励发展风能、太阳能和核能等清洁能源，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度。五是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倡导简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
第四，改善营商环境，扩大对外开放，降低供应链中断风险。一是要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给予民营企业公平竞争地位，在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向民营企业开放竞争性业务，在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业等领域，大幅放宽市场准入。二是切实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确立“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强调外资与内资同等促进、公平对待，保护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的合法权益，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三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降低外商投资门槛尤其是服务业和金融业的投资壁垒，提升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四是应全面确立科技创新战略，加大科研经费投入，改善科技创新环境，推动战略性新兴制造业的发展。加大对半导体、发动机等核心零配件的进口替代力度，减少对美国高科技产业链的依赖度，降低产业链中断风险。
第五，加强风险监测和识别，做好应急预案，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当前风险点和动荡源显著增多，国内外矛盾互相交织，中国经济社会运行面临诸多潜在风险隐患，我国应加强风险监测和识别，做好应急预案，提高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具体有：一是研判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密切跟踪监测中美贸易摩擦和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对于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外迁、就业和经济的影响，努力维持中美政治关系和经贸关系的大体稳定，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较为稳定的国际环境。二是鉴于经济下行风险较大以及去债务杠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较大进展，当前宜稳住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债务水平，以避免企业因缩减资产负债表而出现的被迫抛售资产现象。同时，经济结构调整和供给侧改革应主要交由市场价格信号调节，以促进高耗能、资源密集型企业的有序调整和稳定运行。三是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将减税降费政策执行到位，金融部门应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努力破解民营企业长期存在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避免出现民营企业因债务问题而出现大规模停厂和倒闭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