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南渡北归》总算是看完了，这是去年在看完一些大师作品的时候朋友推荐的，一直排时间排到今年第四个月才开始读，《南渡》、《北归》、《离别》一共三部，读了恰好三个星期，实话说第三本并没有读完，大师们往往死的很惨，所以我决定就放下不读了。
还有一点要特意说在前头，虽然读我文章的朋友不是太多，每篇阅读量也就百来个左右，但是我不愿意给任何一个朋友误导。我确实要为这套书写读书笔记，不过这套书写的真的不怎么样。这个作者付出了一定的诚意，包括前往许多西南联大的旧址探访，还有和当事人的子女或学生求证等等。作为一本清末民初到解放后记录中国学术社会变迁历史的书，非常的不合格。主观立场太多，一件历史事实加上了太多他自己喜好的情绪评判，有愧于史家应有的态度。另外，作为一个男性作家，虽然他长的奶白奶胖的，居然非常喜欢写八卦。林徽因、徐志摩、金岳霖、梁思成之间的恋爱关系写的真细，包括林徽因和冰心之间的江湖撕逼也分出了单独的篇幅。所谓男生女相是不是性格也会更加三八呢，这个长得略微像老年女性的作者如此写史，居然也是为了向大师表示敬意。
当然，吐槽归吐槽。写一部跨度时间这么长，涉及人物之多、关系之复杂，本来就很不容易。作为长篇八卦野史来读，每种读者应该都能找到自己喜欢读的地方。至少我看到了许多我喜欢的大师更为详尽的信息。
话说回来，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读的书越来越多，发现小时候从课本上读来的，或者听老师讲的许多东西真的不可靠。比如说郭沫若就不是个好东西，尽管他才高八斗，十分难得。中国和西方特别不同的一点是，中国非要讲究个德智体美劳共同发展，不管现不现实，不管讲什么才能总要讲一下为人，尤其这些文人墨客高级知识分子，本来就无德还非要给自己装点特别多的道德文章。前阵子跟着单读的共读活动了解了一下写《尤利西斯》的乔伊斯，发现西方作家非常坦荡，乔伊斯是个当之无愧的混蛋，但是他是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字天才，写出了百年英文文学经典里好几部代表作。他一生也没有说过任何一个字称自己是好人，也不需要去讲人家是不是好人坏人，而在西方的文化圈子里也没有这个必要，活儿好就是活儿好。
中国人很有意思，做什么都讲究一个师出有名。讲真，我一直不喜欢胡适。读过他的散文，寡淡无味，既没有文字之美，也没有真正的朴实。也不知道胡适先生的研究专长到底是什么，就像王国维可以拿出来称为专长的简直太多了，中国甲骨文研究者最高贡献者之一，精通多国文字等等，几乎可以为此再写上一千字，所谓“不观王国维之学问，不知大师之大，高山之高”。不管怎么说，胡适先生对于学生的提拔、抗日时期出使美国四处演讲争取支持，最后甚至一定程度的影响了珍珠港事变之后的美日交恶，他是有功劳的。当他跟着失败了的蒋政府去了台湾以后，由于他学术领袖的地位（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是领袖），在内地形成了势必要打倒他的风潮，郭沫若就是领军先锋之一。胡适我不喜欢，但是他至少这辈子除了民国时期在报纸上和鲁迅等“法日派”打打嘴架，不怎么会刻意的恶意攻击，真是比起那些倒胡运动冒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要好太多了。
这套书里，我更愿意看到的是许多真正的大师风范，还有学术之外的家国情怀。在谈论真正的大师之前，有一些人在我心目中还不能称为大师，但是我会一直记住他们。比如七七事变北京即将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起来决定一起南迁，其中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当年在英国求学，导师为了支持中国科学研究赠送了他50克放射性元素--镭。他用一个坛子装好，请梁思成夫妇用小汽车连夜用小汽车将他送出北京，一路南迁，路途艰险，他的家当丢光了，身上的衣裳都破了。一个多月后，一个紧紧抱着咸菜坛子的乞丐走到了长沙，拄着一根木棍晃晃悠悠的走到了三个大学的临时大学门口，工作人员不让乞丐进入。他看见了梅贻琦，忙喊了一句“梅校长！”梅校长一怔，仔细看了好久才认出来这个人，继而泪水涌出了眼眶。
中国的田野考古学应该从李济开始的，他学的并不是考古，他是哈佛人类学博士。他曾经说过一段话我很喜欢。“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作为一个出国多年并没有留在当地的现代人，大概听的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没留在国外。当然谈不上什么报效国家，只是怀念二十四小时永远有人气的故土。
在七七事变后，日军即将进京，这几个大学和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个壮举，文物南迁，一万八千多箱文物国宝在抗战八年时期一直在中国的土地上辗转，一件未失！央视综艺节目《国家宝藏》讲到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石鼓，就曾讲起过这段历史。这里就有李济教授的功劳，尽管在他后来随蒋政府赴台带走了一部分，形成了现在的台北故宫博物馆，但是这也是中华文化历史的传承。
李济是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后除了名声斐然的四大教授外，唯一的正式讲师。清华大学的来历是庚子赔款所成立的，所以清华当时不成文的流程大概就是清华读书八年，美国留学，回到清华教学。除了一些家境不好实在不能成行的学生以外，培养了许多学贯中西的学者。说到这里，我又很感叹，剑桥、牛津、哈佛这些世界名校的风范，号称泱泱大国的天朝上国，或者其他号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根本办不成这样世界性的大学，没有门户之见的教育了来自于多少不同文明的青年。或许当年的清华还有一些这样的影子。
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的时候，有一个简单的教职员公示：
讲师：李济；
助教：陆维钊、梁廷灿、章昭煌；
主任：吴宓
事务员：卫士生；
助理员：周光午。
就像王国维的治学之论：“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作为当年最好大学的国学研究院，仅仅只有两三个行政管理人员（毕竟吴宓也算是个学者）。简直不能想象现在一个大学里多少行政管理人员，现在任何一个机构里多少行政管理人员。
这四大教授里除了赵元任后来出国不是很了解，其他三位在我心目中是不可替代的三位大师。尤其陈寅恪，被称为三百年才出一人的大才。据说保守估计精通至少十三种语言，精通既是可以阅读并使用，这些语言中还包括许多已经灭绝的民族和死掉的文字，他最擅长的历史是隋唐前后，他在清华上课的时候，其他的教授包括吴宓、朱自清他们都会乖乖旁听，所以也被成为“教授们的教授”。而且陈先生是没有大学文凭的，他在欧洲游学十几年，包括后来又去了哈佛被称为“哈佛三杰”之一，他都是在学习一种学问或者语言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后，直接寻找下一个导师下一个学校下一个课题，从没想过要拿文凭。据说吴宓在邀请他从哈佛回国任教时，他就一个要求，先多给些钱，他需要买大量大量的书。
插一句题外话，陈寅恪这样的极特殊天才适用于无文凭聘请，还有许多类似于北大教授沈从文的自学成才等等。也不必过于怀念那个年代无文凭的大师还是有一些的，虽然现代天朝的教育体制很多问题，但是对于大学讲师到大学教授，必须对应一定学问的文凭，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的，一个看上去比较死的门槛至少保证了绝大多数人的知识水平至少不算太差。
陈寅恪在清华任教的时候，已经有一只眼睛不好了，到南迁前已经近乎于失明，他放弃了出国就医的机会，执意跟着学生一起奔赴西南，他喜欢清华园里好好研究好好教书的生活。他的讲课风格很有意思，据说每次搬着一摞参考文献，从踏进教室的那一瞬间开始，就能从上一次课讲到的内容开始继续，直到走到黑板前，写上满满的板书，再走到为了他准备的椅子坐下滔滔不绝的讲下去。之后他有一次受邀去牛津讲课的机会，原本已经动心，为了救治太太的病，从西南联大辗转到了香港准备登机出境，结果被孔祥熙的妻女用自己的行李、家具、宠物和杂物霸占了整架飞机。官太太大小姐跑路了，日军轰炸，进而香港沦陷。学术界一度以为陈教授死在了香港，引起学潮、罢课等教授与学生同时暴动。在此刻，陈教授正在香港用日语驳斥上门送米粮的日本兵，并将粮食扔出了家门。
陈教授在晚年的时候，两个眼睛几乎都失明了。民国时期从不见他在报纸上或者什么媒体上与其他人争吵，也没有跟随傅斯年去台湾，解放后他也没参与任何运动去批判别人。一辈子做学问，教学生。这套书的第三册《离别》我看不下去，就是因为陈先生等人的死尽在第三册，世界性的文化财产死的都太惨了。
一说陈寅恪，似乎避不开一个人叫傅斯年。大概是除了蔡元培先生，我另一个最有印象的北京大学出身的学者。他与陈寅恪相识许多年，这个胖子大概这辈子除了陈寅恪大概也没在学问上服过谁。这个胖子脾气不好，当年在北大念书的时候，看谁不顺眼就怼谁，不管是怼教授还是怼学生，又很聪明，体型又魁梧，一副梁山泊好汉的领头架势，还是五四运动发起人之一，典型的学生领袖。留学回来后作为英美派代表跟着胡适骂了许多法日派回国的学者，还看不起许多本土成长起来的土包子。所以我真的不太喜欢这个胖子，但是实在是不得不承认，如果我回到那个年代，大概跟这个家伙的品性差不多。
更加不得不说的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学者们体弱，包括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他的弟弟梁思永因为肺病多次病危又抢救过来，包括后来陈寅恪通过香港试图去英国为太太治病，虽然最终因为孔老二的白痴女儿没有走成。这背后都有傅斯年不计一切代价背负着许多政治压力、财政压力争取来的努力。即便他愚忠蒋家去了台湾，后来成为台大校长，大力改革教育体制，才有了台大如今声名斐然的良好学风。胖子脾气不好，加上他的体型，高血压简直就是催命符。他在各种形势复杂的环境里顶住压力骂遍天下，为了办学，为了更好的大学教育，却在冬天冷的没有棉裤，赶紧给杂志写篇稿子赚点稿费，期盼着能让夫人去帮忙做条棉裤，稿费还没有收到就病发忽然走了。
中国的田野考古从李济开始，后来有了梁思永回国，还有本土成长起来的甲骨文专家董作宾，但是这一路护航的人是学生领袖傅斯年，一个讨人厌的凌驾于教授们之上的太上皇。包括田野考古的研究，包括故宫文物南迁之路，都有他保驾护航的影子。而像陈寅恪那样不拿文凭做好学问的天才，傅斯年也是有的，只是他太喜欢呼风唤雨了。尽管我不喜欢这个胖子，但是我真正觉得他是个汉子，每一次政治漩涡里他是一面正大光明的石碑，他有民族大义，也有友人义气，真的不应该被忘记。
讲到中国的考古学，就想要谈起来的是第三位大师，梁启超。从小读历史时看到戊戌变法，他与康有为试图从光绪年间推行君主立宪，不论成败如何这件事情都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当他成为清华四大教授时已经名声很大了，他的次子梁思成被送出去学建筑，三子梁思永被送出去学考古。他推崇用现代科学保留中国的历史文明，并将孩子们全部送往这条路上，这才是真正的家国情怀。梁启超先生的肾不好，当时住进了协和医院，由学成归来的外科医生动了手术摘除坏肾。结果动手术前，医护人员标记错了位置，手术医生也没有再次核对，取走了梁先生的好肾，这是近乎于致命的。可以想象当年造成了多么坏的社会影响，可是梁先生自己劝说大众，把医学交给专家，不要怪罪现代科学，现代科学并没有错。加上梁先生连日伏案写作，想要留下更多文化研究的成果，五十多岁就过世了。大师之所以称为大师，真的不仅仅是学问。
那时候的学者教授们真的很穷，比如蔡元培先生的女儿蔡威廉，因为没有钱治病死掉了。有些人穷的忽然性格大变，比如闻一多比如吴晗。这也是小时候知道的所谓革命家的又一个违背真相的人物形象。有些人穷的很有志气，比如梅贻琦校长，他作为清华大学校长握着庚子赔款以来的基金会很多年，就算最后去了台湾，也只用来办学，他真的特别瘦特别清贫，最后去世时随身携带的破公文包里，只有这笔基金这些年每一笔账目用途的明细。在昆明办西南联大时，委托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校舍，从第一流的大学建筑设计改了无数稿，因为没有钱，最后把梁思成气的将设计稿摔在了梅校长的面前，面对梅校长恳求他再改改，流着眼泪改成了茅草教舍。
在那个时代里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家族，曾家。曾国藩的家书在现代社会里突然红极一时，他留下的家教真的堪称典范。不仅拥有上万册的私家藏书楼，曾家子女好像没有不成器的。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曾昭抡，美国麻省理工毕业的留洋博士，穿着不爱洗的长跑，也不爱刮胡子，两只鞋子前后均有破漏，却在西南联大成立南迁时，每天比其他师生更早出发，走到前方写日记等着大家赶上来。留英考古学专家曾昭燏是曾昭抡的妹妹，南京博物院院长，等等。翻阅曾家的家谱，各类学者都有，而且几乎都未参与过任何是非性活动。不像鲁迅还有个软骨头弟弟周作人，日军入京的时候选择留在北京为日本人办大学。（有时候真的感叹历史真是个面目全非的BIAO子）
就像我篇首提到的，这套书写的不算好，但是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想看的东西。我喜欢的大师还是我喜欢的，曾经在小时候耳濡目染的一些主流教育里如雷贯耳的宣传人物，可能真的不咋样。前阵子在公众号里读到的那句话，爱因斯坦讲，偏见，不过是十八岁以前所有常识的总和。而我以为，对于绝大多数并不思考的人类来说，可能八十岁依旧如此吧。
我所写下的这一些，几乎都是在脑子里一蹴而就的，既没有时间翻着书来写，也觉得值得记忆的并不会忘。而我也将持续不断的把这些曾感动过我的人和事，继续传承给每一个想听的中国人，请不要忘记，我们真正骄傲的历史财产。
